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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戚国淦先生原籍贵州省修文县，1918年6月生于热河承德，出身书香门第，仕宦人家。先生开蒙甚早，4岁即从母读唐诗。家中多藏书，上学后，课余之暇，对于四部多所涉猎，因而国学根基颇为扎实。18岁考入国立北京大学西语系。抗战爆发后，北大南迁，先生因病滞京，翌年投考燕京大学，以第一名录取，先入外国文学系，后转历史学系，师从邓之诚、洪业、齐思和、翁独健等名家，系统研习中外历史，打下坚实基础并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毕业时，以优异成绩获“金钥匙奖”。先生在北平中等学校执教多年，新中国建立后，任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历史组组长。1954年，北京师范学院初建，先生受命筹建历史系并担任系主任之职。先生自承以一介教师受此重托，当尽全力以报知遇之隆。遂多方筹划，广延人才，不辞辛苦，荜路蓝缕，草创斯系。当时系内聚集十几位中青年学者，其中最年长者不过40岁，先生只有36岁。先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身作则，带动大家齐心协力日间讲课辅导，夜晚备课开会，业余一起钻研业务，一起分担建系工作。先生有句云：“市肆求书迎晓日，重楼奋笔耐宵寒”，就是他们当时生活的写照。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该系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如今已跻身于国内著名历史系之林，堪与各名牌大学相颉颃。抚今追昔，先生建系之功殊不可忘。其间先生曾因工作成绩卓著被评为北京市文教战线先进工作者，出席市文教群英会。几十年间受业于先生门下的本科生近千人，硕士、博士生十数人。 先生功底深厚，又得名家指引，故而学术方面宽广，于中外历史、古典文学以及旧体诗词、西文翻译等方面均有较深造诣，尤精于世界中世纪史和都铎英国史，著述颇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如自译及合译的《法兰克人史》（1981年）、《查理大帝传》（1979年）、《西方的没落》（1963年）；主编的《外国历史名人传古代部分下册》（1983年）、《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二分册》（1986年）；撰写的论文《16世纪中英政治制度比较》（1987年）等篇及多种汉评名著序言等等。为推动学术的发展，提高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水平，先生虽年逾花甲，仍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参与创办中国世界中世纪研究会和中国英国史研究会，曾任世界中世纪研究会理事长、英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史学会学术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等等，现任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长。 二 先生自承搞中世纪史乃是“出于无奈”。北师院历史系建立之初，教师们各就所长，选任各门课程，惟“世界中世纪史”一门无人认领，先生作为系主任只得亲自出马。此前，先生向以中国史为主攻方面，于世界中世纪史并非擅长。但既然工作需要，先生便毅然转向，全力以赴，认真钻研这门课程。当时，我国世界史学科基础十分薄弱，甚至没有一本可供参考的中文教科书，而且开课时间紧迫，所幸先生功底深厚，外文纯熟，在阅读大量外文资料的基础上，很快编写出颇有深度的中世纪史教材，不仅为本校，而且为我国世界中世纪史课程建设的开拓工作尽了一份力量。1961年，先生应教育部之召，参编我国第一部多卷本《世界通史》，执笔中古分卷序言和中古中期部分。该书面世后，作为部颁教材，为全国高校所采用，颇获好评。 文革前，我国社会科学界教条主义风气甚浓。在历史教学中，生搬硬套，空谈理论，忽视史实甚至歪曲史实杜撰“规律”的现象时有所见，先生对此不以为然。为捍卫学术尊严，他甘冒风险，不怕被人指为“史料学派”，力倡尊重历史，主张大力开掘和研究史料，以事实为根据，探究真正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律。先生不仅自己在著述和讲课中持之有故，论从史出，重视再现历史真实，而且在学术界大声呼吁发展世界史资料建设工作，并应商务印书馆之聘任《世界史资料丛刊》中世纪部分主编。“文革”过后，先生发表了两部旧译的西方史学名著《法兰克人史》和《查理大帝传》。这两部书出版后，被国内众多学术论文所引用，在推动我国对西欧封建化的研究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先生译笔信实，文字典雅，能准确表现古典原著风格，行家称誉其译著为“传神”之精品。这两本译著均入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先生善译，更重视作译序，他以为一篇好的序言不仅可以向读者指出阅读原著的门径，而且可以给初学者以学习方法的训练。先生的译序都是在对原著深入研究并对相关材料广泛收集的基础上写成的，观点独到，见解精辟，不啻上乘的学术论文。比如《法兰克人史》的译序，先生首先对作者都尔主教格雷戈里作详细介绍，指出其出入宫廷，参预密笏，故能掌握第一手翔实材料，写出那个时代唯一的一部史书。然后对于法兰克国家政府官制、王位继承及宗教争端等等进行概括说明，以便于读者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格雷戈里撰写本书时着重落笔于政治和宗教事务，对于社会经济仅偶尔涉及，而先生于字里行间细心搜捡，索隐抉微，提炼出许多这方面的材料，如马尔克土地制度破坏，大土地占有制度成长，封建社会两个基本阶级的形成，被统治者反抗统治者斗争迭起，等等，从而勾划出一幅法兰克国家早期封建化的图景。《查理大帝传》的译序既指出原书作者系查理大帝文学侍从，因而多有溢美之辞，同时又指出我国以前有些史家对查理谴责过多，若将该人物放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加以考察，则可发现其政策代表新兴封建主阶级利益，促进了法兰克封建制的确立，对其推动历史发展的功绩应充分肯定。这一观点突破了原作的局限，也纠正了史学界长期以来的偏见。时值70年代后期，“极左思潮”在史学界阴魂未散，帝王将相一概归入“批倒批臭”之列，先生不惮时势，据实直言，充分显现出老一辈史学家尊重史实，坚持真理的风骨。 先生近年羸弱多病，翻译大部头典籍已力不从心，但仍极为关注和大力扶持外国史学名著的移译工作。一些译者和出版社常请先生为其译著作序，先生无不欣然允诺，近两年完成译序计5篇。先生为他人作序同样一丝不苟，通读译稿，核对原文，必要时加注阐明之外，还要详考作者生平，成书背景和材料价值，并对原作得失及在史学上的地位细加评点，褒贬之中不乏真知灼见。如在《佛罗伦萨史》一书的评序中，先生以全新眼光审视该书作者、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马基雅维里，认为在其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爱国主义，其写作目的和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就是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和富强。14世纪以来，关于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的历史著作出现多部，唯有马基雅维里这部独享盛名，其原因就在于作者写作时灌注了饱满的爱国热情，因此全书视角新颖，分析精当，语言生动活泼。至于他推崇强权，鼓吹暴力，宣扬为实现统一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等观点，乃是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们“独立研究政治，摆脱道德影响”主张的反映，而“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恶名，则系后人所加，他本人无须为之负责。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是唯一一部记录5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盎格鲁撒克逊人历史的著作，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是由于当时时局混乱，教派纷争，比德身为修士，以大量笔墨描述教士行迹与宗教派争，因此，该书令人感到扑朔迷离，难得要领。为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先生在为该书作序时，在细密研究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古代不列颠的政事民情以及各个教派的来龙云脉，提示读者注意书中有关社会统治的吉光片羽。对于比德本人，先生既肯定其严谨的治史态度，称书中大部分内容“评为信史”，又尖锐地指出，西方学者对比德历史称许有加而批判不足，特别是比德不惜笔墨，宣扬圣徒显灵、救灾、治病的“奇迹”，致使这部巨著玉石混杂。这一评价充分体现出先生一贯坚持的客观、公正、力戒偏激和感情用事的原则。1989年，在为尼尔的《伊丽莎白一世传》作序时，先生研究都铎英国史逾十载，对有关英国16世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革的各家演说已了如指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因此作序时挥洒自如，首先运笔勾勒出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阶段的社会图景，继而剖析女王所面临的政治、宗教、王位继承等各种危机的性质，藉以说明女王客观上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最后批评尼尔和其他史家对女王的评价，并从中得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在书评末尾，先生表示，希望这部雅俗共赏的知识性名著的中译本问世能够“为处于危机之中的世界历史学科增加一份活力”，表明先生已敏锐地发现，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严肃史学与大众文化相结合不失为摆脱史学危机的一条途径。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一部声誉卓著的史学名作，先生为此书作序倍下功夫。该序言洋洋万言，对作者的身世和撰写过程、该书的结构设计、取材、观点都有详细介绍。此外，先生还用较大篇幅列举了对该书毁誉臧否的各种评价，仔细探究评价者的立场和出发点，分析其评价本身的价值。最后先生指出，该书之所以引起争议，其原因在于吉本对基督教持基本批判态度，但是正是这束照耀全书的理性主义之光，穿透了时间和宗教偏见的浓雾，使人们看清了罗马千年的真实图景，一切尊重科学的有识之士都因此受到启发而赞许该书。先生的这一评价厚重而公允。1992年6月，先生应邀为布赖斯的《神圣罗马帝国》一书作序。围绕此书有许多疑问。第一，一个英国人为何要写一部以德意志为中心的巨著？第二，一个25岁的青年人为参加一次有奖征文而写的长篇论文何以能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第三，前苏联以“历史唯物主义者”自居的史学家及受其影响的一些我国学者长期以来对这样一部在西方享有盛誉的史书仅以宣扬历史唯心主义一句话来做结论，是否过于简单？为尽量完满地解决这些疑惑，先生煞费周章，参酌众书，最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先生认为，在布赖斯著述的时代，德意志正处于统一前夕，普奥两国为争夺统一领导权而剑拔弩张，两国历史学家亦不甘寂寞，笔枪舌剑，夸说本国在德意志历史上的作用，争以其道易天下。而欧洲其他国家对走向统一的德国则心怀戒惧，惶悚不安。在这种情况下，身为英国人的布赖斯超脱于普奥两国学者的争论之外，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考察德国的历史，认为神圣罗马帝国并不是曾经包括在其版图之内的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历史，而是一个过时的宗教信仰与历史传统相糅合的产物。而狂妄自大的帝国皇帝穷兵黩武，四面扩张并未给帝国带来任何荣耀，只落得“既非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先生认为，布赖斯此书不惟观点新颖独特，而且表达了人们憎恶侵略和战争的心声，并向争夺霸权的德意志统治者们发出了殷鉴不远的告戒。因而，此书除具备材料丰富，论证有力等一般史学著作的特点外，更有一定政治影响，唯其如此，此书及其作者才一举成名。所以，先生以为，西方史学家把这本书吹捧为“论述精辟的不朽之作”，“全世界研究者了解中世纪欧洲的理念与实践的一部指导著作”，未免评价过当，而前苏联史学家对之不屑一顾的态度也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三 文革期间，戚国淦先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屡屡遭受不公正对待，但是不管境遇如何，先生探究学问初心不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通过极其有限的孔道，他仍密切注视国际学术动态。70年代，“修正史学”在英国悄然兴起，该派对16、17世纪的英国史进行了全新的解释或“修正”，把本世纪40年代即已出现的“都铎王朝研究热潮”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先生敏锐在发现了这一动向，同时以史学家的睿智目光看到了都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他以为，都铎王朝的英国正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其时代无论经济还是政治，无论社会生活还是思想文化，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深入研究这一时代，不仅可以洞穴英国资本主义的起源，而且可以通过对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剖析，探索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普遍规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科学文化和学术界终于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先生为此欢欣鼓舞，立即挥笔写出《介绍英国历史学家乔鲁埃尔顿》一文，向史学界介绍这位英国修正史学的代表人物，呼吁重视都铎史研究。先生此前已阅读了埃尔顿的大部分代表作，较充分地了解其主要学术观点和重大理论突破，因此先生的这篇论文颇具深度。他首先指出埃尔顿治史的特点，一是不为成说所囿，敢于背离传统准则，对历史事件和人物重新评价；二是不满足于现有材料，对前人未曾涉及的档案文献进行发掘，从而取得新的论据。接着，先生指出在埃尔顿的全部观点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他的“都铎政府革命说”；一是他对历史人物托马斯克伦威尔的评价。先生撰文时距今已十五载，先生总结的埃尔顿治学特点如今已成为我国学者对修正史学的共识，而都铎政府革命说和克伦威尔评价问题在西方史学界至今仍是研究和争论的中心课题，由此可见先生于学问一道的确见识不凡，洞烛先机，独具慧眼。1978年，先生在前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建立起英国史研究室，翌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便是都铎英国史。这一研究项目还曾列入国家七五社科规划，先生胸中有一个庞大而具体的研究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先生首先率领大家广泛搜集都铎史资料，使该室有关都铎史的藏书资料堪称国内首屈一指。先生还准备将这些资料择其要者分门别类，结集出版，并将埃尔顿的名著《都铎英国史》译为中文。同时先生还指导助手和学生们分头研究都铎朝政治、经济、社会、宗教诸方面，准备在全面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一部有中国学者研究特色的《都铎英国史》。此外，为学以致用，亦为在比较研究方法方面作些尝试，先生拟将时代相同，情势相仿，而发展道路迥异的中国明朝与英国都铎朝进行对比研究，以揭示16世纪以来，世界局势渐趋西强东弱的历史原因。先生于1987年率先写出《16世纪中英政治制度比较》一文，文中所引英文书籍即达40余种，涉猎更多，对16世纪位于世界东西两端的两大帝国，从政权的经济和阶级基础到政府的运作与职能，进行了深入的比较，指出，在英国的都铎时代和中国明朝的“嘉隆万”时期均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都铎朝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手工业发展的程度明显高于明朝，在以乡绅为主体的新兴阶级的支持下，都铎诸王建立了“新君主制”，刷新政治，改组机构，奉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使英国国势蒸蒸日上。而明代朝廷则依赖代表没落地主阶级的臣僚官吏，沿袭旧制，外禁海运，内征苛税，嘉靖以后，国君更是“亲国日久，不视朝，深居两苑，专意斋醮”，以至国运中衰，江河日下。该文材料丰富，论证有力。提交当年在南京召开的英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后，引起与会者的高度重视，继而将该文的主要部分发表在《历史研究》（1987年第9期）上，获得国内学者广泛好评。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上述计划未能全部如期如愿实现，但10多年来，先生及其助手学生们一直在为这一计划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地工作着，花前月下取得了不少成果，已发表专著、译作及论文数十种，对于16世纪英国农业技术革命与农业生产提高，圈地运动的性质，毛纺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变迁，商业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各阶层的重构与兴衰，宗教改革的前因后果，政府机构改革的评价，议会演变与专制主义以及本时期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问题都有细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独到见解。这些研究工作不仅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有的还达到了国际水平。所有这些成果中都渗透着先生的心血，弟子们的每篇文章，从选题、谋篇到观点、材料以及文字润饰无不得到先生的精心指点和帮助。 四 “腹有诗书气自华”，先生读了一辈子书，不仅学问有成，而且修养深厚，具备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对待工作，先生从来是兢兢业业，严肃认真，克己奉公。我从师时浅，但也听到过关于先生的一些轶事。其一是先生年逾不惑，膝下犹虚，独生女儿出世前，先生深夜将夫人送进医院，翌晨便回校上课和处理系务，竟未能抽暇向医院问讯情况，还是亲友报讯方知喜获千金。另一是组织上安排先生云北戴河休养，他推辞不过，竟携带60万字译稿（与人合译之《西方的没落》）前往，7天的休养时间全部贡献给这部国家任务的复阅。尽管如此，仍内心不安，在返京途中吟诗道：“小住名区暑已消，归途翻觉路程遥，此情不为乡心切，未有涓涘答舜尧”，充分表现出先生忘我工作，献身于党的教育事业和学术事业的赤诚之心。 先生热情提携后学，细心爱护学生，不仅诲人不倦，毫无保留地传道授业解惑，而且在生活上对他们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为提高青年教师的待遇问题，先生多次仗义执言。但在学问方面，先生对学生要求极高，毫不含糊。初入先生门下时，我因年轻，性情浮躁，一篇稿子抄了两遍，仍有抄错处，先生在第二次退还时批道：“不知第三次誊抄能否杜绝错误？”话很温和，却令我汗颜，至今难忘。正如我们一位老学长所说：戚先生为人谦和，但并非一味随和，不严厉，但并非不严格。 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大是大非面前，先生更是旗帜鲜明，绝不苟且。“文革”遭遇抄家的无妄之灾，家中财物或失或毁，先生皆漠然处之，唯当小将们抄出《法兰克人史》和《查理大帝传》译稿时，先生以身相护，不惜饱受呵斥，小将们要将译稿付之一炬，先生情急之下，竟生平头一次打了诳语：“那是遵照周总理之命翻译的。”从而促使了译稿。文革后回忆这段往事，先生笑着说：“总理哪里会亲自给我布置任务，只是经总理批准的十二年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中列了这两部书，危急之中我便夸大了事实。”还有一次，也是“文革”期间，先生因在指导学生实习中提供具体材料，遂被指为向学生“兜售封资修黑货”而遭到批判。尽管那些人声色俱厉，慷慨激昂，先生最后却以四个字作答：“不敢苟同”。声音不高，语调也徐缓，但一种刚直不阿的气节却充分体现。 先生风度儒雅，性情澹泊，治史之外，兴趣颇为广泛，从玩赏文物碑帖到世界杯足球赛，全都津津有味，乐此不疲。于旧体诗词更是情有独钟，且造诣高深。近年来先生诗兴更浓，曾有为学生所撰章回体《世界通俗演义中古卷》做诗词联语一日完成20余回的记录，且妙语连珠，篇篇出新，如咏英法百年战争，写道：“接战连年苦未休，法王近自着鏊兜。谁知再遇长弓手，一队君臣作楚囚。”（普瓦提埃之战）读来颇有古代诗人咏史的味道。1990年初，先生有吴于廑先生原韵的七律一首，颇见性情，转录于次： 惯从学海度年华，渐对无涯叹有涯， 箧底漫藏千百纸，笔端偶放两三花， 不将诗兴题红叶，待遣闲情品苦茶， 却羡老槐生益旺，映窗尤自舞龙蛇。 先生献身学术的精神和谦虚恬淡的品格，盎然纸上，可以当作他治学与为人的写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