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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根据国内1995年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原文的新译法，提出了二阶段说。这种观点认为，“经济的社会形态”不同于旧译法“社会的经济形态”。“社会的经济形态”暗示在同一时间的历史断面上，并列存在着非经济形态的社会具体内容，如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而马克思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则是历史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是指整个人类社会中纵向地在一个阶段中存在的一种社会形态，与“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共同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两个阶段。后者是一种摆脱狭隘的、具有强制性的物质生产的局限，以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状态，从而告别人类社会史前史的历史阶段，即“自由王国”。在非经济的社会形态中，这种物质生产已经不具有决定性的历史地位，具有决定性历史地位的是人自身的发展。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逻辑上不是直接与资本主义社会并列，而是作为“非经济的社会形态”与“经济的社会形态”并列。 其二，对中国社会形态的认识。按照传统观点，一般将战国秦汉以降的社会称作“封建地主制”社会，或简称为封建社会。 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史学界使用的概念体系中有三种内涵不同的“封建”概念。一种是中国历史文献中自先秦就有了的“封建”概念，该词与封邦建国制度相联系。第二种是专指欧洲历史上的“feudalism”，其内涵是由采邑分封引起的等级性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及以对土地的财产占有关系为基础的领主与农奴的依附性关系。第三个概念是用以指称2000多年来中国旧社会性质的封建概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论的混乱，应当重新界定。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历来把东方国家形态称之“东方主义”或“东方专制主义”，并将其与西欧封建主义严格区分。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集中显示了专制主义与封建主义不相容的特点。中国又有着比印度更加完备、更加强势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度，阻滞向西欧国家权力分散的领主封建制社会形态发展。因此，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显然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论相悖。中国秦汉至明清之间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构成是田土私有的地主———自耕农制，简称地主制，此制又是这一时代的社会制度（宗法制）、政治制度（专制帝制）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土壤。故而这2000年中国社会似可称之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简称地主社会）。许多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通常所理解的作为中国社会形态的“封建”，既不是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也不是中国古代在“封邦建国”意义上的封建，而应当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封建”及“封建主义”的定义。这种封建不应当从政权的形式与阶级的对立中来理解。中国封建制的基本特征是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地租形态和超经济的强制等。 4 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 国内学者研究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热情近年来有日渐增长之势。2006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第13届全国史学理论会议”上，与会者提交的论文有近1/4是以研究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题的，这在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国内史学理论研究的一种动向。研究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理论和方法，借鉴他们的经验，吸纳他们的优秀成果，有助于促进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 在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最高，影响也最为广泛。国内研究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者中也以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人数最多，研究最为深入。学者们从揭示其社会背景、探讨其史学渊源、总结其成就影响等方面，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该学派形成与发展的学术背景，与当时英国国内外的社会政治、社会心理思潮和学术文化机制等重要社会环境资源密切相关。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革命与思想运动日渐成为时代潮流。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过程中，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逐渐成为一股重要力量，当代英国一批新生代历史学家本着马克思主义是解释社会历史与改造现实社会的最好思想武器这一宗旨，更是毫不犹豫地投身这场运动，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历史研究。时代政治氛围和西方学术环境的影响，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英国传统史学的结合，逐渐造就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 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来源，有学者指出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其文化研究的理论传统。就第二个理论来源而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强调和实践的“下层历史”的文化研究取向，首先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葛兰西有关下层历史研究的文化价值观念。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强调英国工人的文化和民众的文化，是导致英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兴起的重要原因。 在总结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时，比较一致的认识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学理论方面做出了四方面的贡献：一是系统地创立和运用“从底层向上看”的理论方法；二是既重视又发展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理论，同时反对阶级斗争决定论；三是在探讨历史运动内在规律性的过程中，不单纯地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模式决定论，还提出了反对粗俗的物质基础决定论的新见解；四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又可称为新社会史学派，他们创立了一整套新社会史的相关理论。 另有学者从多方面分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认为这种影响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研究的解释方法与结构模式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其次，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新社会史研究路径也对该国整整一代年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史学观的形成和史学实践起到有益作用。再次，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对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史学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这个学派所开创的局面———注重从社会下层的角度和大众文化的层面研究历史的方法、重视对小人物或弱势群体参与历史运动过程进行微观描述的史学研究，一度形成一股引人注目的史学发展趋势。最后，以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特别是霍布斯鲍姆关于农民反抗运动及其形式的研究，在国际史学界也产生广泛反响。总之，该学派对当代国际历史科学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除英国之外，美国等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学者分析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赫伯特·古特曼的史学成就和影响，认为他重视地方社区和工人工作场所的研究，以及将城市史、社区史、家庭史、移民史多领域结合，对美国新社会史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还有学者阐述了美国研究黑奴斗争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阿普特克等人的史学思想。 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一块新园地，虽然对国内史学的总体影响尚不大，但因其在理论创新与实证研究结合方面的许多重要成果，一定会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5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唯物史观是实践导向的唯物主义，它是在实践基础上获得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的。要使这种理论在中国史学界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必须与中国当代社会实践相结合，解决当代实践中提出的问题。1999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第九届年会”曾经剖析了研究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轻实践、重学理的倾向，近年来这一情况已有所变化。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号召全党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在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有学者认为，“以人为本”要求本着人的价值和需求来决策行事，在这个意义上，“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大体相近。人本主义的核心是强调人是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要求尊重人的生命、情感、意志、本能的意义和价值，把人当作世界的本真和最高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在基本目标上一直与人本主义相契合。 不过，不少学者对这种寻求与人本主义共性的诠释法表达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以人为本，与形形色色抽象人本主义学说中倡导的以人为本是根本对立的。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他们或是把人理解为脱离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生物学个体，或是把人理解为一个“类”概念，从而把现实的人变为脱离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的“人的一般”。我们提倡的“以人为本”中的“人”指的是人民，通俗地说，就是人民本位主义，或者说人民利益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另有学者提出，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对唯物史观的误读，将唯物史观归结为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轻视甚至忽视其价值取向，人的发展理论作为唯物史观基本价值纬度的地位并未得到确认。在唯物史观框架中探讨人的发展问题，并以人的发展理念诠释唯物史观，有助于提升人的发展理论的研究层面，建构人的发展理论的当代形态，丰富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扩展和深化对唯物史观当代价值的理解。 如何建构唯物史观下人的发展理论？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既不是单纯的道德完善，也不仅仅是所谓人性的实现。它们两者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人的全面发展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水平。离开了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不可能对人的全面发展做出正确的解释。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提出，既是对社会主义发展观认识的深化，也是对人的发展理论的深化。 此外，生态、环境、科技革命等当今全球性的问题也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力。当代环境和生态问题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威胁。生态主义者有把马克思主义排斥于生态运动之外的倾向，认为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包含了“对自然的支配”的逻辑，忽视了土地和自然的生态学意义，结果陷入了人类中心主义。有学者批驳了这种错误认识，但同时也剖析了从生态学理论对唯物史观的启示，提出如何认识唯物史观的本来面目，以及如何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的问题，强调在对待唯物史观过程中，必须考虑生态学纬度。针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有学者指出，新科技革命引发的新产业革命不再是某一方面或某几方的单独变革，而是物质生产方式的全面革命。只有深化唯物史观的研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深入把握科技革命的本质和趋势，才能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总之，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在不断深入发展，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需要重视的问题。诸如，如何评价当代西方各种历史与社会理论，如何借鉴吸纳其他学科有价值的思想，如何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等，这都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进行新形势下的思考与探索。 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4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