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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八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五）晚上七时至九时 地 点：国立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 主讲人：许倬云教授 主持人：陈维昭校长 我看过前几位演讲者的记录，大概是回忆自己念书的过程，今天我除了跟各位聊聊我念书的过程之外，我还想谈自己成长的过程。我觉得自己念书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正常的途径。我没有上过高中以前的学校，我一开始念的就是高中一年级，因为抗战时期让我没有办法上学。抗战时期，我的手脚情形比现在还要不如一些，根本没有办法在重庆崎岖的山地走路，而且有很长一段时候，在逃日本人的追兵，从一个县到一个县，每年大概逃两次难，根本没有住下来的时候。 我的双胞胎弟弟许翼云，十一岁就住在学校里，他所读的住宿学校并不是今日有宿舍的学校。抗战时期的中学生，生活很艰苦。他们必须要自己背着粮食与随身替换衣服，步行到几百里外的学校住下来，有的学校甚至是住在庙里边。抗战胜利，我回到故乡才开始上学。 我前面一段的学习过程是零零碎碎、断断续续的。我第一部念的书是武侠小说；我从八岁开始读武侠小说，从认识的字不多到最后大概认识的差不多了，我到现在发音还是不准确，因为有很多字是自己琢磨出来的。武侠小说读完之后，奉父命读史记。这个途径也是不正常的；当时我念书主要是依赖姊姊们放暑假回来的时候教我，但是我很容易就忘了。上高中前，我根本没有英数的基础。但是高中老师说我的历史、地理、国文程度都够，可以不用上其它课，所以我得到了特许，国文、地理、历史课的时候，我可以算数学，没有人管我。虽然我可以看数学，但我还得听课，当老师问我课堂上的问题时，我也要回答，这可以说是一种相当奇怪的上学方式。 我是在高三上学期的时候离开故乡 - 无锡。离开以后，我知道我的三十个同班同学考上的都是排名前五名的大学。我的母校很开放，它让我在国文课的时候做数学，让我可以适性发展，甚至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还主动留下来补习，由同学轮番上去讲课。在高二的时候，我就跟同学讲数学，下了课又互相讨论，这样的学校我相信在台湾的教育制度是不容许的。 我也可以不用上体育课，这当然是因为我身体的关系。当别人在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一方面羡慕，一方面也高兴可以有时间看自己的功课。其实我对化学也相当有兴趣；书本上的知识我学得不错，但是实验的时候我就不行了。我的手会抖，做化学实验是很危险的，这也是我不考理学院的重要原因。我弟弟是读化工系，他的国文不比我差；我的化学、数学当年大概也不比他差。我这一辈子都没有死背过课文，在高中的时候也一样。我想很难再找到一个那么自由自在的学校以及让学生随心所欲的老师；这种教育制度在台湾可能是不存在的。对我来说这样的教育十分有用。 在台大念书以及在美国读博士学位期间，有一些我至今非常感激的人和事，我的老师们对我实在很爱护，从大二开始，我常常都是一个人上课。有一门课是在李玄伯先生家里上课，他晚上六点钟派三轮车接我到他家里，除了上课之外还连带吃点心，这个待遇相当不错。在台大我上李玄伯先生、董彦堂先生、李济之先生、林纯吉先生与劳贞一先生的课都是一人班的课。在美国我上依利亚的宗教学也是一人班的课，没有上下课的时间，完全是看老师的时间，老师喜欢上课我就上课，他不喜欢上课那我就离开。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五年的时间，前三年也有大概四、五堂课是上一人班，现在这种待遇大概已经不容易存在了。所以我非常感激老师对我的特别照顾。说是特别照顾，其实也相当的累，因为上一人班你连打瞌睡的机会都没有；进度比较快，就要念的比较多。我这一生的教育使我常得到一些一般上课得不到的东西，到今天我仍然很感激这些老师。 我的父亲在清朝及民国年间都是海军将领，在抗战期间他东奔西跑，他的职务是走在前线的后面、后方的前面。而我也随父母奔走日本，所以他也可以说是我的老师。他给我的教育就像英国式的全科教育。他教我做一个懂得历史的人，他教我有关战争史、地理、政治学、外交与语文训练等等，所以在跟随他的那段时期，我就好像有个全天侯的老师，随时可以请教。他每天都会看战报，或从无线电里听大西洋战争的情形，然后他会告诉我，大西洋的海战在哪里发生、为什么会发生、双方的战争情况…等等。从中也教了我一些地理知识，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的运气很好，不过这种机遇恐怕是因为我行动不方便才能得到，这是我特殊的幸运。 至于我为什么选历史，当然跟我早期读书的情形有关系。在我念完武侠小说之后，我父亲就指定我读史记，自此我对历史的兴趣就定了下来。又因为是在抗战期间，父亲非常注意战事，也给我看了许多古代战役的经过。他指定我读宋朝名臣的奏议，最后我还念了《东莱博议》，这些都是有关历史的文章，对我在历史方面的性向有极大的影响。此外，因为我高中就读的学校是在东林书院的旁边，东林书院派的学风讲的是经世致用，例如：如何防守边疆，怎样运输漕运等等。东林书院的学风对我的中学老师有相当的影响，也因此我们在上国文、历史、地理、公民课的时候，老师讲的内容也大多是那一方面的知识与议论使我耳濡目染，也决定了以后的方向。 民国三十八年我投考台湾大学，我投考的是外文系，其实这并不是我自己报名的，而是方东美先生的夫人帮我报名的。他认为我行动不方便，念外文以后可以在家里翻译原文书，不用四处奔波，于是我就考了外文系，而且考的也不错，数学还考了一百分。 读了一个学期之后，沈刚伯院长、刘崇鈜教务长（也是历史系的系主任），还有劳先生都说我历史读的不错，要我转到历史系，于是我就进了历史系。转入历史系之后，我觉得跟我自己的志愿比较符合，也念得比较快乐。 我在外文系一年之中也交了许多朋友，对这些老朋友我也不大舍得离开，所以就常常回外文系读书，不论选修或旁听，还是跟着同学一起上，例如：英国文学史、散文、英诗等等。而我们那时候历史系规定要选修考古人类学系的基本课，所以我在大学、研究所所学的可以说跨了四个系，有历史系、外文系、考古人类学系及一部份的中文系。在研究所的时候，几乎都是选人类学系的课。而那个时候研究所的名称为「文科研究所」，所以我硕士班的同班同学有中文系的陈恩绮、历史系的任长正，有好几个系的同学在一起上课。我从别系中也学到许多，我可以说撒网撒的很宽，有些有回收而且可以触类旁通，一些散在一旁以为没有用的知识，后来都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这种方式的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不能有太多玩的时间。不过其实我本来就不能到处乱跑，也不能去追女朋友，剩下的时间也只好看书。 那时候历史系有个小的系图书馆，里面的书有些是老师放在那儿的，有些是被列为禁书，不知道怎么会落到我们系上。当时我们这些历史系的学生就可以利用轮值图书管理员的时间，光明正大的看禁书。我觉得这个机会很好，可以看到许多课堂上不许看的书或者是学校明文规定的禁书，这些书包括有左派的书、翻译的小说书，是一个相当难得的机会。 在美国读书也有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当时念的是近东考古学，最初注册的时候，他们看我行动不方便，于是安排我住在学生宿舍附近的一所神学院。这所神学院并不属于芝加哥大学，我是跟各式各样的宗教人物一起住在神学院里。我们那里有个不隔间的大洗澡间，晚上大家一起洗澡淋浴，我在那里洗了五年，也上了五年的神学课。因为在淋浴的时候大家都喜欢抬杠，聊到身体自然干了都还没结束。我们这一群人之中有犹太教的教士，有天主教的神父，有不同的宗派的牧师，甚至有一两位的和尚。我们在那个坦诚相见的时刻里面，什么宗教问题都谈。我本来是一个基督徒，等到在神学院呆了五年之后，我自己都不晓得是什么徒了。 我对历史的兴趣主要是跟社会有关，我认为读书应该是跟人有关而不是只钻书本上的知识。我在芝大选了社会学的课程，社会学与宗教学本有很密切的关系，也与历史学有互补的作用。等到写论文的时候，我又读经济学的课程这可以说又是个乱撒网的作法。 至于真正历史系的课程，我反而选的不多，选课相当散漫，这也是芝加哥大学的好处，可以自己订学程自己订课表，没有人替你规定，你觉得可以了，就跟老师报告，然后写论文，等考试过了就可以顺利毕业。我们考博士学位，并不是仅由博士考生委员会来口试，而是贴个布告欢迎任何人来旁听提问，有点像是打擂台的方式，除了我的老师之外，对我有兴趣的老师也都来，当时的老师其实大多是来帮我助阵，而不是来考我，其中还包括胡适之先生的一个老朋友，他已经退休了，对我蛮有兴趣，他说怕我考不过，来看看我怎么办。我这种撒网去读书的办法实在是上天给我的恩赐，不过我到现在写出来的文章还是乱七八糟、无法归类。但是，如果今天要我重新走一次这样的路程，我盼望还有机会在能再扩大到其它的学科之中。 七、八年前，我到香港去讲钱穆讲座，讲完以后香港的中文大学就把我从匹兹堡大学借调过去，于是每年我都会去半年，在这期间我一头栽入通识教育。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是以哲学系为主干的庞大阵营，里面有些课程实在非常的专精。我有一个朋友陈天机先生，他曾在IBM作过资深工程师，他读得是电机学与控制学。他的想法与我的想法非常接近，于是我们就合开了一门课，谈有关人文科目与社会科学之间可以相互沟通的观念。 我们最早是讨论C. P. Snow所写的书，就是“The two cultures: and a second look: an expanded version of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这本书的作者其实是站在自然科学立场来骂人文科学，不过他骂得相当公道，他说人文学科的学者实在不懂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学者也不懂人文科学，人文与科学之间有一道鸿沟。他认为如果往这道鸿沟一划，人文科学就会吃亏，因为基本上最谨严的学问是在自然科学这一边。一般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多没有注意到作者偏心的那一面，我跟陈天机先生讨论到这一方面的事情，觉得这道鸿沟也许是可以跨越的。 开课之初，我们觉得自己学问不够，怕讲的内容不完全，动员了许多同仁一起帮忙，总共有十三个人。一堂课有四个老师在前面讲课，到最后大家都不知道在做什么，究竟是在对话？在念文章？还是在讲课？而且讲课时有广东话、国语交叉进行，甚至还会使用英文讲课，学生可以说修的蛮辛苦的。到后来我们觉得这样也不行，又重新规划，然后再开课。在这期间，这门课也刺激我重新思考一些问题。我们的课程名称叫做〝宇宙与人生〞，宇宙的部份属他，人生的部份属我，后来这两年的课程内容出了一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今年联合报基金会在东海大学设立王惕吾讲座，找我承乏。我觉得在香港的那门课蛮有意思的，今年我想再试试。我找双胞胎弟弟当我的对手，他是读化工系，我觉得这样不错，因为至少我们在沟通上不会有太大的麻烦。我弟弟从美国回来，二人每个礼拜在东海讲课，每次四个小时，这是我最近在学习的东西，我不但一面教还一面学，这是我学思历程中，最近正在进行的一部份。 我从八岁看武当剑侠传到今天，我学习的途径都是曲折而散漫的路线，没有归属也没有规矩，督导我的人都不强迫我走任何轨道，我很庆幸自己能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机遇。 问：刚才老师提到在香港开的那堂课，讲有关人文科目与社会科学之间可以相互沟通的观念，可否请老师再多提一些。 答：我和弟弟在东海大学谈「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对话」，我也有谈到这个问题，例如在一个广场上，有的过路、有的散步、有的练太极拳、有的练香功、有的溜狗…等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方向进来，但是你从高楼往广场一看，广场内走来走去的人，互相分布的空间是相当均匀的，看上去没有秩序，但没有秩序里面又可以整理出一个秩序。又如你走进电梯，不管进来几个人，电梯内的人都不会挤在同一个角落，人跟人的距离都有一个等距离，这些都是在无意识之中出现的小秩序。 再讲到结晶；在一大堆熬得很浓的糖浆中，有一颗小的结晶，就凝结成冰糖，越凝结越大，越凝结就越成为方方正正的一块。上面讲的广场，看上去是杂乱无章，但是有一个核心进去，例如地震时，所有的人群都跑到一个方向，越聚集越多，到后来那个方向可能被挤得不能通行。或者有个人说我有事情要跟大家报告，他的小核心就会聚集一小群人；如果他的报告确实是有趣的，就可能聚集更多的人，那么在广场上分散的人，就成为一个结晶。 我们这门通识课程主要是要让同学了解到很多现象的进行与变化，不要只注重静态。我们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就是我们组织思想的方式。而不是单纯的自然现象，也不是单纯的社会现象，是我们思考与组织现象的方式。我们自己决定自己的选择方式；换言之，为什么自然科学会这么想？社会科学会这么想？人文学科也这么想？并不是因为有个定律，而是因为我们个人的思考过程。但是在最后的层次我敢碰，也不愿意碰，因为那是哲学的领域知识的顶端。 问：全球化论述近年来相当兴盛，在世纪末海峡华人社会里，中国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特别加上中共官方有意的玩弄，台湾有一部分人士对于所谓台湾民族主义的鼓吹也不遗余力，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观点是不是可以请许教授跟我们谈一谈，您觉得当廿一世纪来临之时，在华人的社会政治中，未来民族主义的角色可能如何？未来台湾地区的华人如何因应？ 答：我先说大陆的民族主义，大陆的领导阶层的年龄与我的年龄差不多，都是在抗战之中长大的人。他们为了要拿中国与世界各处竞争，对他们来说民族主义变成圣经，是个无可否认的神圣东西。如果我们轻易的忽视他们这种情操，会造成错误的判断。他们在这种情操之下坚决的意志，可以为了「民族主义」或者「中国」不计代价，对于他们的这个决心我们实在不可以忽视。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台湾从日本回归中国，但回归的是一个分裂的中国，这个现实使得台湾必须重新寻找自己。我认为台湾发展出来的民族主义，是为了抵抗中国共产暴政的统治而寻找认同。台湾铸造的民族主义情操，强调所谓外来统治的悲情心曲，这个悲情的浓度及密度与抗战期间日本人所打出来的浓度及密度其实未必能相比；也与一百年来受到鸦片战争后所受到屈辱的浓度及密度也未必能相比；所以台湾所铸造的民族主义，在程度上已有相当的改善。我们能用到的精神资源不够强烈，跟大陆相比之下，大陆的坚决度要强烈的多。 接着谈到全球化的问题。这个世界正走向全球化，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世界上许多受白人压迫的地方正在进行自我建立及寻找认同的过程。目前最强的一波是伊斯兰世界未来还有一波会出现，那就是非洲。换言之，真正走向全球化的有二，一为大众文化，一为商业经济，而大众文化与商业经济本来就是结合为一的东西，这股力量相当庞大，而且非常迅速，几乎任何角落都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小地区或是受压迫的地区，都会出现如同台湾铸造民族主义同极的过程。因此，走向全球化以及走向本土化的两件事会同时进行，一个是聚，一个是散。将来的世界不会顺利的融合，因为这中间会有许多地区性的冲突发生，而冲突的过程之中，文化交流会比冲突更为显著也更为有力。我最早的一本着作，谈及春秋时代，当时楚国与晋国对抗了几百年，后来是所有的冲突都融合为一。我认为我们的世界要走到真正全球化，还要花很长的途径，其间冲突不断，而且一时不容易和平解决。海峡两岸也是一样，中国也不会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中国，中国还是会分裂，但裂开出去之后，仍旧无法避免整体东亚的文化、经济上不能脱离的现实。这中间的过程，错综复杂，有散的趋向，也有合的趋向。如何在这之中选择一个最和平、最不伤害老百姓的方式，就必须要有智慧。正如船过三峡，三峡的江水有许多漩涡，要如何脱开漩涡而不要被卷入，就要靠点篙跟掌橹的人，点篙的人要力气大，掌橹的人要智慧够，才能脱出险局。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这是需要智慧的。 在震灾的痛苦里，我们看见许多生离死别，很多人也觉悟到一切不过是过眼烟云，昨天是个欢乐的家庭，今天变成一个废墟，家里只剩一个人，甚至一无所有从灾难里我们可以领悟出一些智慧，用这些智慧也可以帮我们度过许多难关。但是要学到智慧，有些东西要丢掉，那就是自己的欲望及蒙蔽。在灾害之后，我们可能会把欲望和蒙蔽抛开，从中找到真正的智慧。但是要做到这样并不容易，我现在已经看到许多刚受过苦难的灾民，为了争一万块钱，答应以工代赈，但是只做前面几天工，后面几天就不做了，因为后面几天只有五百块钱而已。这就是欲望与愚昧作祟了，灾难似乎并没有启发智慧。 究竟政府与民间在救灾上谁能发挥最大功能呢？照理民间力量有限，发挥的只是点的部份。我非常佩服慈济还有阿兵哥们所做的一切，但他们做的都是点的工作。面的工作，也就是全面重建的工作，必须要由政府来担当。我深切盼望这不会变成替选举铺路。前天李远哲院长讲的话非常深刻，他说如果只是为了竞选，到最后会造成为选举带来另外一个方向的影响。他讲的很含蓄，但很深刻，盼望大家都了解他的意思。 问：老师提到在神学院的浴室里有非常奇妙的经历，我想更深入的了解有关您宗教观的转变及评价，谢谢！ 答：我记得很清楚，第一个礼拜我与一个犹太教的教士，一个牧师三个人，在晚上十二点半以后去洗澡并讨论问题。那一次讨论的问题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的问题。犹太教士不能接受这个看法，牧师旁敲侧击的想要维护这个原则。虽然很难维护，他还是不愿意不能松口这个议题是其中一例。我们讨论的范围很宽，从基督教的教义、犹太教的教义，谈到儒家、佛教，你问我最后信仰什么，我相信有一个意志，这个意志不能理解它，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但是觉得它在那里，这就是我的信仰。为什么所有的宗教都要有一个神或者一个神圣的力量呢？佛教本来没有神，它原本是只接受一个力量，甚至于儒家讲道，而道无所不包。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例如笛卡儿在肯定自己的时候，在肯定四周为世界的时候，他说：「我思故我在」，我有思考所以我存在，我存在所以四周也存在，这个是著名的论点。我们都感觉神存在，而不是神这个东西，假如我需要它，它就在那里。这就像数学必须要推测出一个东西来代表一个观念。例如零；零是个观念，你非要有零不可，没有零无法运算。没有一个数学可以离开零的，数学需要零，所以零存在。假如我需要神，神就会存在，这样子我就自己建立起一套神学观念。 我们在这个世界都是过路。既然是过路。面对这个永恒常在、无法超越的神，我们这个短暂的生命而且有限的智慧，应该学习谦卑，不能自豪自傲，不能对世界其它人傲慢，因为我们一样平等。我们也不能糟蹋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过客不是主人。从这个起点我很容易就建构起一套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建构宗教的伦理。我认为人不需要自豪，人不需要说谎，人不需要糟蹋别人，人不许欺负别人。没有一个宗教会抛开这些伦理教条。这就是我自己在许多辩论之中建构出的一套东西，我可以不在乎有没有转世轮回、是不是谈圣父圣子圣灵，或者一天要念多少遍经文，如果每个人的理解和我的理解大致相同的话，那就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只不过是用不同的符号，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仪式来表示同样的意思。 问：我是以历史系的经历去碰触社会学的东西，而在学习过程中我发觉其实很多学科的学习方法是可以互为利用的。后来我又去碰触到所谓的科技整合这个名词，然后我才发觉我自己也陷入了这个潮流之中，我想请问许教授在您学习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历程？然后您如何看待科技整合，又受它影响的程度有多深？还有觉得这样是否有危机存在？ 答：好像今天的讨论都在讲这件事。我自己涉猎各种不同的学科，从前每个学科都对我都有若干影响，而我的方法是借来借去互相套用在一起。至于危机我倒觉得并不存在，如果说会有危机，那就是十八般武艺件件皆知，十八般武艺样样皆松，这是很可能发生的危机。 问：我们从小到大都在学所谓的本国史，而本国史就是所谓的中国史，近几年来台湾的本土意识高涨，有些人就认为我们为什么要学中国史的疑问，我想请问许教授，在这种台湾的民族意识之下，我们应该用何种态度来学习中国史？ 答：中国历史与台湾历史不应互相排斥，应该要互相补足，因为台湾历史是台湾地区发展的过程，中国历史之中有一部份是台湾地区的发展过程，台湾历史之中也有一部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模式。例如台湾在接受现代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现代政府的管理，是从日本时代延续下来，台湾比中国大陆更早实行这套系统。两边走的途径产生不同的过程、不同的经验。如果我们两个历史都学的话，可以比较两方的优劣，甚至如果真的要读历史，不应当只限于中国史或台湾史，应该是任何地区的历史都要有所涉猎，否则的话，美国小孩为什么要读中国史和印度史呢？他们是把这些当作人类经验的一部份，而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经验，对于了解自己都有更多的帮助。我们应该要放宽心胸，不要把自己小圈子的过程变成一切，即使中国大陆与台湾是对立的，即使是把中国共产党政权当作敌人，也要了解共产党是什么。这两个历史不是互斥而是互补的。我们今天的情形是反应过度，我相信真正持有这样想法的人并不多，尤其学历史的人更不应该持有这种想法。 前阵子我参加一个会议，其中有印度学者参加，他公开否认印度国家史或民族史，他说他只要小区的历史就够了。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件极为不可思议的事。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呢？因为他在过度的自卫；因为印度历史的年代不精确，发展过程又复杂，所以他们说不需要历史，纯粹是因为说不下去，在为自己辩护。我们当然不希望历史只限于一个地方的历史，因为这不是知彼，也就不能知己。 问：您觉得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人类全体，而且每一个人都是被尊重的个体，不应把重点放在国家民族，但是如果我们关心全人类的全景、未来及每个被尊重的个人，应该是从国家政府去关心，要监督政府作事，如果这样跳脱出来的话，会有什么效果？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读书人应该是入世还是出世，我们应该站在体制外面看这个问题还是跳进去解决这个问题？ 答：我自己认为人类没有政治权力最好，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是不能没有它，仍然有许多人抓着政治权力不放。我一向主张民主和自由，我们应该要用个人的自由来平衡拥有强大资源的压迫者。我这一辈子从来不从政，也不入政党，我所写的文章都是批评政府，但是我不谩骂，而是心平气和的讨论，我认为身为社会一份子的身份，有这个责任来告诉掌权者不许滥用权力，更重要的是，不应当以任何大我为理由，要求别人牺牲。我从来没有看过有哪些总统或总理亲自上前线去冲锋，他们全都是跟小阿兵哥说：「为了大我，你们去牺牲吧！」 在中国「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观念，一百多年来，由于受西方人的欺负，形成了一个沁在骨头里的意识。第一个讲得最彻底的人是梁启超，他时时刻刻都告诉我们，随时要为了大我而牺牲小我。而在抗战的时候，有些标语我还记得很清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种把力量集中在一个人的手里，无视于别人的存在，都是不真实的，而且是不对的。希特勒拿着大我的理由，最后把德国带向了毁灭。日本人也拿其民族的大我，使得他们最后遭受原子弹的攻击，这些都是不对的。 问：台湾近几年来，十分强调本土化的教学，在国、高中的课程中，也用不少的篇幅，来教导学生台湾文化和台湾历史，不知您是否会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或是这是受政治力量干扰才出现的现象？还是我们应该先了解自己的文化之后，再去了解这个世界是否会更为恰当？ 答：先了解自己周围的事情是应当的。台湾的社会科学课本，举美国或英国的例子，远比讲台湾的例子还多，这是不对的。同样的如果我们读中国史，只知道河北及山东的事情，对台湾曾经发生的事情却不知道，也是不对的。可是台湾的历史与台湾的文化并不是唯一的东西。至于说台湾文化这四个字，必须先弄清楚到底其内涵是什么，但要加以取舍，最后剩下的才是我们真正要的东西。本地经验要拿来和其它经验相对比之后，才可以看出其中真正的价值。时代的用处，或是特别的贡献，是我们讨论台湾文化可以切入的角度，而这其中并不一定不会受到政治力的干预。 我们在海外常听华人讲：「中国学生考得最好，我们的子弟多么的优秀。」我忍不住问他们说：「个别的人可能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有聪明一点、有笨一点的。但是笨的人，不一定在每个东西上都笨，那个笨的人，可能在数学上笨，但是他赛跑就比你能干。」优秀是个人的特质，没有一个民族有优秀或是不优秀的区别。文化是一篮子的菜，里头有烂的，也有新鲜的，有甜的，有苦的。儒家的文化、学说，在理想化的时候都是好的，但是在实践的时候，一定有伪善、扭曲、误解。同样的，基督教的文化，理想化的时候也是一切都好，但在实际上一样有错误。所以，没有一个特定的文化是最好的。你可以有最亲的、最爱的文化，但不能说是最好的文化。你不能拿这个最亲，最爱的文化，说是唯一的东西。所有人都有母亲，她生你、育你、爱疼你，但母亲不是唯一的人，到最后你还是要离开这个家，与另外一个人结合，共组一个新的家庭。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是唯一的东西，而且要你为它牺牲一切，这是不对的，我们的眼界必须要开阔，胸襟必须要宽宏，才能懂得自己，了解自己。 问：前几天联合国刚庆祝第60亿人口的诞生，而美国国会也刚好否决了C.T.B.T，就是禁止核子试爆条约。有许多学者认为未来世界的能源不足以应付过多的人口，而美国的这项举动是否会重新引起军备竞赛？在廿一世纪即将来临之时，由人类的历史来看，我们以后会变得更好，或是更坏？还是说好坏都会有？ 此外，刚才许教授也提到，中国不会永远都不分裂，但先前许教授回答另一位同学问题时，也谈到台湾不能自己关起门来，综合许教授的两种说法，台湾在中国分分合合当中，是扮演着何种角色？至于中国未来是否会走向民主，或是作某种程度的改变？或是说中国只有在经济上进步，但是在政治制度上，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最后，在「我的学思历程」的演讲系列中，许教授可以做为我们学习的典范，不知许教授对于我们年轻一代的学子，是否能提供建议或是鼓励的话，可以提供我们作为典范以及参考，谢谢。 答：你的问题很多，我只能挑其中重要的来回答。首先，我非常不赞成庆祝第60亿的人口诞生，因为我们的人口实在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庆祝是相当无聊的一件事。至于美国要重新恢复核子试爆的趋向，这件事对美国政治而言，并不能反映他们真正的政策。美国目前的总统克林顿的任期快要结束，而现在国会是由共和党掌握，所以种种千奇百怪的现象都会发生，我相信将来还是会恢复禁止核子试爆的方案。但是，今天保守的共和党做了这么一个决定，至少显示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在世界上霸权的地位已经不稳，所以它要重新作很多的试验，重新肯定自己的霸权地位。 由此可以直接连结到你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将来的世界是好或是坏？或是有好、有坏？我也不是算命的人，也不能看水晶球。我只能说，人类是经常错误的，人类笨的时候比聪明的时候多，错的时候比对的时候多，而且犯过错后，还会重复再犯。世界的未来，大概也不会〝碰〞一下就爆光，若是如此，三十年前全世界的热核子武器，早就足够把世界爆光N次，我们所以没有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心中有所惧怕，有了这些热核子武器，所以才没有打出第三次世界大战。换句话说，人类有笨的时候，但是笨到一个地步，还是会聪明一下。所以将来世界的冲突，一定会持续，而且很多时候是乱七八糟。但是总体的趋向，应该还是维持一个和平，而且在此之下进行更多的交流、融合，最后各地将会大同小异。很多事情都可以用协商来决定，正如春秋战国的时代，到了后来还是定于一，然而小型的战事仍是免不了的。 至于谈到大陆上的情况，究竟大陆会不会政治民主化？现在很难说，一般人相信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地步，会有一个中产阶层出现，这个中产阶层会要求政权，要求公开等等…。这个现象我认为是一个信仰。中国大陆的情况很特殊，它有六千万个党员，而且这些人都属于既得利益阶级，他们为了要维持他们的利益，会抵死维护这个政权，采取封闭的形式，在这六千万人之中出现聪明才智之士的机率要比六百个人大得多，而聪明才智之士将他们的能力、精力，放在维护政权上的机会也比六百个人多。因此如果要让这个政权自动让开并不容易，换句话说，经济开发是否会影响社会的开放，还是值得商榷的。 我这几年从事考古工作，常到大陆的穷乡僻壤考察，我发现大陆这几年经济的发展非常快，而且惊人。他们的老百姓常说四十年来，都没有过这么好的日子。百姓如果有了经济上的满足，就不会想要改变他们的制度。我们不能说那天会有革命，而且争取民主及体制开放是非常长而艰难的奋斗，他们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不单是海外的民运份子，还有知识分子，甚至大学生、高中生，他们的自觉性都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在经济发展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法律就显得更为重要。今天他们的法律是不够的，法律是保障权利及财产的，一旦有了法律，走向民主的机会就会更大。 有关两岸之间的问题，我认为大陆还是会分裂，例如现在新疆的独立运动正在兴起，而且比西藏的问题更为严重。从地方主义的角度来看，富省发了财，却不希望中央来分一杯羹，富省慢慢的争取地方权，并且到达相当的程度，等到地方力量够大时，中央集权的情况会相对地减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各国，互相依赖的程度也会愈来愈重。海峡两岸经济及文化的交流是绝对切不断的，等到有一天中共对若干地方的控制愈来愈松散的时候，不论是谈联邦或邦联，都比目前的可能性高。我的理想；东亚或亚太地区的区域组织，包括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及台湾等，每一个都放下自己相当程度的主权，而且互相尊重别人政治上的主权、经济上的存在与文化上的独特性。我真正盼望的是台湾成为东方的瑞士，不必加入联合国，而是请联合国的机构搬到台湾来。假如我们能得到全世界保障而永久中立，那么在和平发展下所得到的幸福会胜于现在对抗的情况。我们要自卫，但是不能挑衅因为我们没有挑衅的条件，口头的挑衅也不过是逞一时之快。两岸的问题是须要长久奋斗，每一步都要很小心，不能逞意气，更不能拿自己的声望、权利、地位来作为玩弄的本钱。 问：现在的大学生普遍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请问如何能培养这种能力。 答：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的话，包括我现在跟你讲的话。一定要拿他讲的话，核对他思考的过程及所陈述的逻辑，然后分析其中有那些话是靠得住的。读书的时候，不要认为书上写的一定是对的，权威常常是错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