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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帝国斜阳的时候﹐一种奇怪的哲学文体在罗马城悄悄流行起来﹐人们把它叫做“安慰文”(consolatio)。哲学家们发明了这种文体﹐人们因此又把它叫做“哲学的安慰”。尼录皇帝的老师塞涅卡曾经精通这种安慰的技艺﹐写了很多这种文章﹐后来自杀了。那个混乱的年代消失以后﹐这种文体也就渐渐看不到了。也有一些零星书卷流传了下来﹐比如鲍依修斯那部抚慰了很多人的名篇。据说他参加了古代那场最惨烈的文明冲突﹐在被杀害之后﹐人们把他叫做“最后的罗马人”。在这之前八百年﹐在雅典﹐在同样的夕阳下﹐一个叫修西底德的将军用一种叫做“历史”的文体写下了他对那个混乱年代的回忆。据说﹐在那部书里﹐人们找不到安慰﹐修西底德便难过地对他们说﹕“历史”本是“记忆”的女儿﹐她不事安慰﹐她本身也是不慰的﹐因为她不知道来世的事情。 春天﹐在瘟疫的第四个月里﹐朋友死了。北京正是山花烂漫的时节。死的前一天﹐我们通了越洋电话﹐朋友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安静而固执的表达着对生命的留恋。我不安的感到﹐我的朋友将是怀着遗恨离开这个世界的。医生中断了我们的谈话。朋友最后说﹐要是能活下来﹐那该有多好﹐可以做很多事情。然后问我﹕如果你活下来﹐你会做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朋友。朋友的问题让我不能释然。如果我活下来﹐我该做什么﹖ 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一场瘟疫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降临。它通过地中海上的商旅悄悄流传到了埃及﹑利比亚﹑波斯之西的爱奥尼亚﹐最后在前430年的春天到了雅典并骤然暴发。那时﹐雅典的宿敌斯巴达正兵临雅典城下﹐举世闻名的波罗奔尼撒战争刚刚进入第二个年头。深受自然和人事的双重窘迫﹐雅典的末日似乎要来了。很多人想起了斯巴达人在战争伊始从德而菲神庙求得的那个可怕的神谕﹕斯巴达人问神是否可以和雅典人作战﹐神回答说可以﹐并且说他将保佑他们﹐不管他们是否向神祈祷﹐胜利终将属于斯巴达。雅典的老人们懮心如焚地说﹐雅典的覆亡是神已经注定了的。 那场瘟疫很可怕。斯巴达的围城士兵发现雅典人忽然建造起了无数的新坟﹐诧异之下询问雅典的逃兵才知道瘟疫正在城内肆虐。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命令马上撤兵﹐波罗奔尼撒战争暂告停止﹐被死亡笼罩的雅典城更加显得孤单无助。 城里死了很多很多人﹐连雅典的“第一公民”﹑民主领袖伯利克里也未幸免于难。然而﹐有一个人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他后来用笔把记忆中的这场灭顶瘟疫写下来﹐传给了后人。这个人就是后来率军远征安菲古城的雅典将军修西底德。 在修西底德的笔萤χ些o我们至今仍然能感受到他对雅典瘟疫的痛苦和冷峻的回忆。感谢他的回忆﹐我们也才有了那一段历史。修西底德难过地回忆说﹐在那场瘟疫里﹐医生们束手无策﹐因为他们不知道瘟疫的来源﹐不知道医治的办法。医生们大批地死去﹐因为他们和病人接萤ψ疃唷Ｑ诺涑窃浺欢入吋恼苋拴p学人﹑诗人﹑艺人一下子都看不见了。在瘟疫中﹐所有人类的知识﹑雄辩﹑技艺﹑聪明﹑谋略一概都没有用处。连“宗教”这人类所能臻至的最高技艺也不例外﹕看到被病痛所苦的亲人们在祈祷中相继死去的时候﹐人们便抛弃了神﹐决心没有信仰地等待死亡。而深谙世事的哲人苏格拉底早早终止了对话﹐退出广场﹐摇身一变﹐混进了雅典国民军队﹐终得以活过瘟疫﹔据说后来他当了逃兵﹐才又活过了那场更加可怕的波罗奔尼撒战争。 根据修西底德的回忆﹐瘟疫的第一个症状是头部发烧﹐既而眼睛变红﹐发炎﹔口中喉舌出血﹐呼吸困难﹔干咳﹐嗓子变哑﹔胸部疼痛﹐后延至腹部﹐导致呕吐﹔全身抽筋﹔皮肤呈红色和土色﹐并有脓疮和溃烂﹔体外低热﹐但是体内高热﹐以至于病人不得不裸体浸泡冷水中﹔发病七天之后﹐体内高热导致腑脏溃烂﹐病人开始死亡。垂死者的身体互相堆积起来﹐半死的人或者在街上打滚﹐或者拥挤于泉水周围﹐因为他们的口干渴。 死亡的惨状几乎使修西底德没有勇气继续写下去。他悲伤地说﹕“这场瘟疫不是人类的文字所能描述的。”我能想见他掷笔长叹的样子。修西底德一度避而不提那死去的和将要死去的人类﹐而是转身竟去记录死人尸体旁的野兽﹕“吃人肉的鸟兽一旦尝了尸体就必然死去﹐所有食肉的鸟类因此在雅典绝迹。”修西底德后来提到了三种野兽﹕狗﹑羊﹑苍蝇。他说﹕ “狗提供了观察疫情的最好机会﹐因为它们是和人住在一起的”﹔ “由于看护病人而染病的人象羊群一样成群死去”﹔ “在炎热的初夏﹐流动在城里的乡下人拥挤在空气不流通的茅屋里﹐他们象苍蝇一样地死去”。 修西底德似乎在绝望地暗示﹐他不能通过文字﹐而只能通过野兽来认识这场瘟疫。文字是出于人类的技艺﹐它代表着文明。然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与文字隐隐对峙的是狗﹑羊﹑苍蝇。修西底德默默地告诫后人﹕文字是属人的﹐它无法去摹写那非人的事情﹔正如文明是脆弱的﹐它不能阻止人类在极限情境中再度野蛮。 人的再度野蛮意味着人不再是人﹑人的野蛮化。在对雅典城里的野兽的回忆中﹐修西底德暗示了瘟疫是怎样使人不再是人的。然而﹐这只是身体意义上的非人化﹑野蛮化。让修西底德更为沉痛的是雅典人的灵魂的野蛮化。他看到﹐瘟疫消灭的不只是雅典人的身体﹐它更摧残了雅典人的灵魂德性﹐掩埋在人性深处的脆弱﹑自私﹑和邪恶乘机复出。修西第德这样回忆道﹕ “人们害怕去看护病人﹐病人由于无人照料而死去﹔真的﹐因为无人照顾的缘故﹐许多人全家都死光了。” “由于瘟疫的缘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的违法乱纪。人们看见幸运女神是这样的变幻莫测﹐富人们突然死亡﹐而他们的财富却落在一些一文不名的混蛋手里。因此﹐雅典人现在公开地挺而走险﹐大行放纵之事。在过去﹐这种行为人们常常是小心翼翼地隐蔽起来的。人们决定迅速挥霍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因为金钱和生命都同样是那么短暂。至于荣誉﹐没有人遵守它的规则﹐因为能不能活到享受光荣的名号的将来是很有问题的。人们相信﹐好的柀ξ髦皇悄切簳r的快乐和一切使人能够得到这种快乐的柀ξ鳌ι穹ǖ奈窇趾蛯θ朔ǖ姆牟辉儆辛恕ｊP于神明﹐人们认为敬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目睹了好人和坏人平等地一同死去。至于人为的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料到他能活到受审判和处罚的日子。每个人反而觉得﹐瘟疫已经向他们宣布了一个更为沉重的判决。他们想﹐在这个判决执行之前﹐寻觅一些人生的快乐﹐这是他们的权利﹐它是自然的﹑正当的。” 死亡面前的“人人平等”﹗ 从死亡里诞生的“自然权利”﹗ 我想﹐后世的霍布斯在构思其威风凛凛的“利维坦”从而为现代政治思考立下一块冰冷的基石的时候﹐他必定在修西底德痛苦的瘟疫回忆中找到了魔鬼般的灵感。然而﹐对于霍布斯﹐现代世界的瘟疫又是什么呢﹖ 在渗透着末世死亡气息的“平等”和“权利”的呻吟声中﹐修西底德记下的是雅典人对人法和神法的遗忘和蔑视。我们知道﹐使人成为人的正是人法和神法﹕前者保证了人的政治本性(梭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后者则把人从兽群里分离出来﹐放到高处(荷马﹑荷西俄德﹑伊思库罗斯)。修西底德说﹕ “这场灾难有如此压倒的力量﹐人们陷于绝望中﹐对人法和神法不再关心。昔日遵守的丧葬仪式不再遵守了。许多人缺乏埋葬所必需的物品﹐因为他们已经埋葬了很多死去的亲人。因此﹐他们采取了最可耻的方式来对待新逝的亲人。他们跑到别人已经搭好的火葬堆前﹐把他们的死去的亲人抛在上面﹐然后点火焚烧。或者﹐他们发现另一个火葬堆正在燃烧的时候﹐就把他们的亲人扔在别人的尸体上﹐然后匆匆跑开。” 在对雅典人可耻的葬礼的回忆中﹐我们看到﹐在希望终结的地方不再有虔敬﹔而虔敬终结的时刻也就是人再度野蛮的时刻了。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什么柀ξ髯钅苌羁痰乇砻魅酥疄槿说摹叭诵浴暴o那么那个柀ξ骶褪窃娙撕神R曾经用以结束其特洛伊战争叙事的柀ξ鳗s葬礼。葬礼定义了人世的最后边界﹕神是不死的﹔兽虽必死但却死而不埋﹔只有人必死且必埋。这是一个藏在荷马史诗中的古老讯息﹐它在后来以虔敬和正义而闻世的罗马人的拉丁语言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人”(humanus)和“黄土”(humus)﹑“掩埋”(humare)﹑以及“该埋的”(humandus)共属同一个字源。在人世的黄土地上﹐如果人法刻下的是“正义”﹐神法刻下的是“虔敬”﹐那么﹐那些忘记了人法和神法的人已然走进了瘟疫的暗影里﹔纵然在身体上他还活着﹐但他的灵魂已经死去。 就这样﹐修西底德的回忆告诉我们﹐有一种比摧残身体的瘟疫更可怕的瘟疫﹐那就是摧残灵魂的瘟疫﹔正如有一种比身体性的野蛮更可耻的野蛮﹐那就是灵魂的野蛮。灵魂的野蛮﹐这对人法和神法的蔑视﹐深植于人的灵魂的深处﹐它对文明的人世构成永恒的挑战。然而﹐总会有一些人在疗救被瘟疫所摧残的身体﹐那就是医生﹔也总会有些人在疗救被野蛮化的灵魂﹐那就是政治家(politicus)。在人法和神法织就的“罗网”中保持住人的文明身位﹐这就是政治家的技艺和使命(柏拉图)。 雅典政治领袖伯利克里在其生前最后一次演说中重申了政治家的使命。当时﹐瘟疫退去了﹐斯巴达再次陈兵雅典城下﹐伯罗奔尼撒战争硝烟又起。活下来的雅典人不得不面对战争。哲人们又出没在广场上﹐传播着古怪的生活教条。而大病初愈的雅典人心灰意懒﹑无心恋战﹐民主政体的所有缺陷和丑陋都暴露了出来。雅典海军大将特米斯托克利创下的帝国文明基业在伯利克里手中岌岌可危。在他最后这次演说中﹐伯利克里象多年以后尼西阿斯在叙拉古城下面对溃败如丧家犬的雅典远征军所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讲一样﹐要求雅典人与神和解﹑与城邦和解﹐守住希望﹐守住文明﹐守住雅典帝国的庄严﹕ “雅典人﹗我现在和过去一样﹐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你们。我知道你们怨天尤人的原因﹐但我认为﹐你们这样做是不正义的。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个人在国家顺利前进时所得到的利益比个人得到满足而国家正在走下坡路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一个人在私生活中无论怎样富裕﹐如果他的国家被破坏了的话﹐他也一定会被卷入普遍的毁灭中﹔但是只要国家安全﹐个人有更多的机会从其不幸的私生活中恢复过来。如果一个人有选择的自由﹐能够安静地生活下去的话﹐那么﹐进行战争是绝对愚蠢的。但是如果被迫而选择,不是在屈服中成为奴隶就是冒险以求生存的话﹐那么﹐我宁愿选择冒险而不是屈服。雅典人﹗你们不该悲伤﹐不该怨天尤人﹐不该被那些政治冷淡的哲人和鼓动家牵着鼻子走进歧途。这些人比刚刚过去的瘟疫还可怕。瘟疫夺走的只是我们雅典公民的身体﹐但这些人将毁掉我们的公民德性﹐从而使雅典文明趋于真正的灭亡。这些人表面上生活在孤独和自足之中﹐但其实他们的生存完全建立在雅典公民对城邦的的保护之上。在一个被敌人控制的城邦里﹐这些人可以安稳的做奴隶﹐但在管理着一个帝国文明的雅典﹐这些人只是毫无用处的寄生虫。雅典人﹗驯顺地接受神明赐予的灾难﹐勇敢地抵抗敌人﹗这是雅典人的古老习惯和德性﹐它是正义的。无论对城邦还是对个人﹐它都是真正的力量。记住﹐你们是一个伟大城邦的公民﹗” 瘟疫后的第二年(前329)﹐雅典“第一公民”伯利克里与世长辞。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再度举兵﹐横穿科林斯地狭﹐进犯雅典郊野阿提卡。而雅典城群龙无首﹐个人野心弥漫朝野﹐两百年前大立法者梭伦创立的民主政体似乎蜕变成了最糟糕的政体形态﹕乱民之治。整个国家陷入在修西底德看来比“外侮”更可耻的“内争”之中。“内争”﹐这被所有经典政治思想家视为政治共同体的痼疾的柀ξ鳗o在十六世纪被“胡革诺”宗派内战折磨得苦不堪言的的大法学家博丹(Jean Bodin)眼里正是国家的“致死瘟疫”(pestilentia capitalis)﹗ 最后﹐修西底德这样回忆了有些劫后余生的雅典人﹕他们活了下来﹐但却完全丧失了记忆﹐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谁。瘟疫之后的波罗奔尼撒战争持续了二十五年。战争最终以雅典城墙的倒塌而草草结束﹐雅典帝国国父特米斯托克利的伟业终于成了烟云过眼。在修西底德的回忆中﹐他不动生色地总结了帝国败亡的主要原因﹕雅典人丧失了对自我的认识(西西里远征)。我想﹐修西底德或许是以“瘟疫”模拟于“战争”﹐在自然秩序里给无常的人事立下一个永恒的照壁﹐以此向后人暗示了一个未曾言明的观察﹕“第一公民”伯利克里的死剥夺了全体雅典人的记忆﹗换言之﹐伟大的民主本来就是一个伟人做主的政体。梭伦的立法﹑特米斯托克利的海洋大战略﹑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亚里士多德的“比较政治学”考古﹑以及修西底德的史家记忆﹐这所有的一切都重复了这个民主的秘密。 修西底德活下来了﹐而且保存了完好的记忆。他把雅典人的身体和灵魂在瘟疫中的受难故事记了下来﹐传给了后人。这位雅典的将军因此也成了伟大的历史家。黑格尔看透了古代智慧的本性之后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时分才打开它的双翅。智慧因此都是一种回忆﹑一种在回忆中的探究(historeo)﹑一种历史(historia)。而司掌“历史”的谬斯女神克丽奥(Klio)正是美默素妮(Mnemosune)的女儿。我希望我能从这个世代的“瘟疫”里活下来﹐把我的回忆记下﹐传给后人。我想﹐作为一个谬斯国度(Repulique des Lettres)的子民﹐我首要的义务或许就是守住我的回忆。 有人说﹐在“一万种不幸已经漫游人间/遍布大地/覆盖海洋”的世代(荷西俄德)﹐记住希望的容颜﹐并把它留给后代﹐这或许是唯一的希望。但是我知道﹐“希望”(elpis)﹐这神赐的不祥礼物﹐却是留在潘多拉瓶子里最后的恶﹗ 历史是不慰的﹐而人无往不在历史之中。要经过多少悲伤苦难的日子﹐“希望”才能洗干净她罪恶的脸﹐与“信仰”和“慈爱”一起透照这个几度残阳的世界历史﹖(哥林多前书 13﹕13) 2003年4月24-6日 芝加哥 附言﹕雅典瘟疫的故事记载于北京商务馆谢德风先生译修西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五章。罗马文学“黄金时代”的哲学诗人卢克莱修在其长诗<物性论>卷末用拉丁文重述了这个故事。两部作品的整体意图不同﹐雅典瘟疫的故事也就有了非常不同的赋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