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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杂志2008年第一期，有陈垣先生的长孙智超先生的一篇文章，《千古师生情》，谈援庵先生与柴德赓先生师生之间的关系。此文乃智超先生据 2007年在苏州大学“柴德赓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智超先生数十年整理援庵先生遗稿，最近他所整理的《陈垣全集》也将出版，实乃学界幸事。援庵先生在天之灵，得此消息，亦当捋须颔首。有孙如此，夫复何求！援庵先生一生志业，至此始为功德圆满。古人云：“厚德载物”，援庵先生之谓也。 不过，这篇文章更令人欣喜的是，智超先生通过比对援庵先生《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讲义原稿，指出了柴德赓先生的名著《史籍举要》与援庵先生讲义的关系。这个问题，去年夏天我曾经在博客上讨论过，认为《启功口述历史》所云柴先生攘书之事，乃不可能之事。但当时并无证据，只是觉得以柴先生的学术成就、人品、教泽，写这样一本讲义，根本无需攘他人之书。更何况先生之讲义，在世之时，并无出版计划，乃身后陈璧子先生请青峰先生学生整理而成，本无书，何来攘书之举？因为素来景仰陈、柴师生的道德文章，故不禁在并无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就为柴先生辩诬，认为启先生或许是记忆有误。 但史学研究的原则是无征不信，当时所云，都只能是旁证，虽然坚信自己的想法，乃读陈门诸多著作、回忆文章所得，然无直接证据，终究不能心安。 幸好援庵先生原稿尚在，智超先生通过比对两个讲义认为，“两者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有继承也有发展，这正是一个好学生所应做的。当然，如果此书再版时，对这种传承关系作必要说明，就更圆满了。”智超先生以宋史名家，又以董理援庵先生遗稿为最要紧事，其言当为此公案，划一句号。此乃掌握第一手资料的智超先生的结论。 智超先生在文章中提到: 这份讲稿（《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全是陈垣先生的手迹，用墨笔书写。但在个别地方，在某些行间段末，有不同笔记的钢笔字。如关于《晋书》的评论，段末有钢笔书写的“晋略，周济”四字。查柴先生《史籍举要》第52页，在“《晋书》的改编和校注”一节中，谈到清代治《晋书》的学者，正有“周济撰《晋略》六十卷”的内容。据此可作如下推断：当柴先生在辅仁大学继老师之后讲授《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时，老师把他的讲稿交给柴先生参考，而柴则在个别地方作了些补充。 两个讲义之间的继承关系是无疑的。或许限于文章的篇幅，智超先生并无更加细致地说明两个讲义的区别所在，从严格的史学原则来看，不谈差别，这样的一条证据实在不足以证明两个稿本之间的发展关系。 我很期待着《陈垣全集》的出版，早日见到已经收入其中的陈垣先生的《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讲义，以之与《史籍举要》逐条比对，再作判断。但攘书之论，可以休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