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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文化包括多个层次，如物质技术、制度、组织结构以及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文明首先表现为社会组织制度的变化，即国家的出现，与这相关的是物质技术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使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文明社会的本质是剩余财富的增加、集中和再分配，使一部分人脱离直接的生产活动而从事专门性的管理、制度建设以及文字、思想、艺术、大型建筑等各种文明标志物的创造和建设。形式上，文明社会有常设的制度化的多层等级制度和系统的管理体系及常备军队。理论上，有保证和神话，或曰使之合法化的宗教或哲学理论。经济和资源上，有足以支持这一体系的疆域和人口。文明的象征物往往就是为宣扬或强化这些制度和理论而制造的，从这一点来说，由古代文明的遗存去认识文明的特征是有道理的。 虽然文明社会的本质各地区是一致的，但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由于其不同的文化传统、自然环境及资源配置的不同，以及不同的周边族群环境（即人文社会环境），不同地区的文明社会进程应该会走不同的道路。 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的时间、地点特征已有热烈的讨论，但对文明社会形成原因的研究还很不够，而我们认为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 现在，我们一般认为不同的古代文明有不同的标志，以某几类统一标准或单一模式来判定所有古代文明社会的形成与否是不合适的。那么，这就涉及到不同的古代文明为什么产生不同的标志，即考古学上所谓的文明的物化形式的问题。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由于不同文明所走的道路不同，或曰形成机制不同，不同的形成机制或动力产生了不同的文明的物化形式。物化形式是文明形成机制和运作方式的物质形态表现。此外，生存环境、文化传统和特定环境内的资源配置也决定着特定的物化形式。 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现在最常用的是对龙山时代至三代时期的考古学遗存进行研究，然后归纳其特征，分析其社会组织变化、等级制度出现、生产技术的改变，从而认定某些文明社会出现的标志特征，进而推断文明社会是否已经出现，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推论其形成的原因。但由于对文明概念、标准的不同认识，对古代各类遗存作用、性质的不同理解，以及考古材料提供信息的有限性，使现有的研究有较强的假说性、主观性，争议甚大。现在应该是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时候了。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机制。 关于文明社会形成机制的假说有多种，如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的发展推动文明社会出现论，战争论，生态环境变化论，人口压力论，文化传播论（包括交流和融合论），治水论，宗教影响论等。 我们认为：首先，这些说法都是假说，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其提出往往受到当代思潮和知识水平的影响。其次，在文明社会进程中，可能有多种因素同时起作用，互相关联，互相促动。这些说法都是试图解答当时人们面临怎样的问题和挑战，采取了怎样的对策和方法，最后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如果社会进步了，文明社会出现。那么，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采取了怎样的对策和方法由此而影响了早期文明的面貌特征？ 如果没有新方法、新手段的介入，仅停留在已有资料和方法上，在理论和观点上的创新将是很困难的，说服力也不强。 在这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恰恰提供了新的手段。比如，从自然科学来分析生态环境、气候的演变，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人口的增减，聚落演变与生态、人口变化的关系，重要资源、产品与技术的开发使用、生产与流通，社会群体的人口构成演变状况，不同社会所处环境及可利用的资源配置，农业、畜牧业的发展水平等。通过自然科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结论，看它们与社会结构变化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这种研究可能为我们提供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及采取何种措施的答案。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这一研究可能为我们解答，比如，良渚、三星堆文化的兴起和衰落等与社会政治、宗教信仰和自然生态环境变化的关系何者更重的问题。传统上，中国学术界往往重视人文社会方面的原因，而忽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方面的原因，多学科研究可能会纠正这一偏向。在西方学术界有此类有意义的研究例证，如有学者就提出苏美尔文明的衰落与生态环境恶化和地力衰竭有关。 如果将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结合起来，寻找人、社会群体与技术、环境演变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研究探索一条新道路，从而深化文明起源的研究。从现状看，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