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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去，史实，历史〔THE PAST, HISTORICITY, AND HISTORY〕 要逃避过去是不成的。每日我们在应付物质世界和社交天地的物事人的时候，会使用各种相关概念，这些概念，无一不镶铸著过去。有时候，概念所包含的过去，就是一段因果发展过程的体现（例如树、母亲、弹坑）；有时候，会涉及一个法制风俗的过去－就说非法政府或私生子吧－都是因为曾经未有符合某些合法的准则。不过更多时候，过去的纽带并不是那么正式外显的，「科学」、「共产主义」或者「国家」，在词典所下的定义也许是没有时间性的，但是共产主义并不仅仅是一些信仰或思想模式的名称，不是靠字典的定义，或者学者的分析便能明了是什么。什么是共产主义，部分答案是通过共产党人做了些什么中得到的。（其他如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等也如是。）同样我们对科学的观念，是输入了过去一直被视为科学性活动的那些概念，以及日常生活看到的因科学而出现的各式变化的情景。我们对不同国家的观感也一样，是必然地受了自己对那些国家过去的认识所影响的。是过去给我们的概念以具体内容，如果概念的存在，就是知道一个法则，同时能得出例证的；那么，在许多理解的领域，例证都是靠过去提供的。另一方面，若问一个法则是否应用恰当，（这是一个立宪政府吗？）过去可能就是唯一的裁决者。 概念背著时间的包袱，我们的世界却不是只有一个个概念的实例，而是充满了个人，和有著特定过去的特定事物。共同市场、德国、冷战，其分别所含的内容要义，大部分都是以不同的形式透过时间的伸延得来的。共同市场，在有些人来说，是一个导致英国粮食价格上涨，使得普罗大众的生活更受官僚控制的制度组织，是过去揭示了这个组织的性质，一个的确不可能看作是短暂性的制度。德国的存在，不仅是地理的，更是时间的；是她的过去显示了她的现在(1)。冷战，是一系列特定事件的名称（或许也是一干人，不同政府和国家的某些行为表现）。其寿命的长短不晓得，近期曾被认为已经不存在了，报章却又一而再地宣告或预言它的复苏。要把复苏之义说得明白，也只能向过去求助。 过去和现在的关系还不止此。为了某些原因而作出相应的行动，人（不论是代表个人，一族或制度），在发现或把自己置身於某些特殊境况时，总是有目的的，而这些境况又常常是透过引述过去来理解的，就像一个当事人（或制度）感到自身曾经遭受威胁、侮辱或中伤；而一系列事件，一经界定为某类传统的活动，受成例影响，自不仅规范了对事件的看法，还指示了相关的反应。（例如，提到西方的外交，工会活动，政治和资本金融，就会找到绥靖政策，闭厂抵制，民主化，工业增长这类形容或关联的事件）。行动的理由既是逆参照的（backward referencing），那么要了解那些理由也须如此。更概括一点的说，如奥拉法森（Olafason）指出的：「我们时间区别的系统原是那些身处时间中的生物们自己展开的，……既是这样，要描述他们的现状，就一定有至少一个部分非要涉及前事不可了。」(2) 这个「史实」，或者说过去与未来的通道，正是本文所关心的多个问题的中心。但是史实是一回事，历史又是另一回事。说人是存在时间当中，或者行动涉及前事，又或者具体如「德国」、「共同市场」都载负著与它们自己的过去相关的概念，就是没有道出是哪一类的过去。因此，冷战，只是一个名称，可能是用历史方法重建的一串关联的事件与行动，也可能是政治的、社会的、国家主义的解说式神话。我们总不能逃避某类过去，但可以选择要哪一类的过去。普鲁姆（J. H. Plumb）给我们提供了两类的选择－纯粹的过去和历史。前者「常是一个制造出来的思想观念，有目的的，用以控制个人、激发社会、鼓动阶级」；後者则有著「使人类的故事去掉那些充满虚假幻象的有目的的过去而得到净化」的远景(3)。就是这样，过去支持权力，支配命运，而历史，「以其本质……终止我们的先人用历史之名以说明生活目的的那些简单的，结构的概括性结论」(4)。因此，普鲁姆作出结论，过去的终结已然到来：「深深关切著过去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却帮助摧毁过去－使之不成为一个社会动力、一个人类命运的综合全面说明。」(5)在他而言，历史是破坏性的，但「仍能授人以智慧」，让人从过去看到理智改造环境。只是这个智慧，究竟是实体的资料知识，还是历史研究的规范标准，却没有说清楚，只是指出「历史学者能做的最大贡献是授与所有有文化的人关於社会演变的性质」，但是「由於历史学者会发表不同的意见，便当然地不会有一致的答案。」(6)这样一来，普鲁姆的论说就出现了模棱两可，历史一方面是一个知识标准的、否定为主的工具，另一方面却又是实际智慧的泉源，提供「历史演变的结构」的知识，演示理智在人类成功的故事?所当的角色，从而多少也履行了这个已逝去的过去的一些社会目的(7)。 一个诱人的说法是，历史不能把过去根除，却把它无限期的延长，让它赋有一套大半是进化的过程，使它转为一个瞬息多变的园地。 无疑这个转变历史学有它的作用，但自然科学和急促的工业和城市发展带来的社会变化有著起码相等的力量(11)。不管怎样的原因，我们拥有的过去，其久长，其复杂和迷惑，其活力，足可削减置身其中的任何一个维护某种制约或使命的势力。过去仍然由英雄伟人，道德典范和神奇的黄金时期所据，「历史性事件」仍是新闻工作者和评论员所信口乐道。不过，历史性事件这个观念是重要的：因为除了指一时的轰动和提名金氏大全这类俗气的煽情外，它内中另含著历史文献，记录，分析，评度事件的重要性等的概念。原则上过去就是属於历史的范围，尽管「历史表明些什么」的答案很不一定，但历史的推理学问使它作为上诉庭的功能得到承认，即使它的方法程序步骤鲜为人所了解(12)。 二、史料徵实〔Evidence〕 第一节自始至终，认定历史供备了研究过去的唯一理智的方法，这个认为，部分是建立在史学不断发展的史料概念（以及处理的技术）上的。近年有大量关於史料及其与历史教学重要关系的讨论，我不想在这?谈论与之有关的个别课堂教学法或者教学大纲编排的利弊问题，而是觉得更要紧的，既然一定的史料运用方法使得要对过去作理性的研究成为事实，那么能够掌握使用这些方法就是一个宝贵的收获。不过这些宝贵收获是有其一定限度的。不要以为史料徵实和一般证据的概念会同样的广泛相通，而且史学上徵用史料与自然科学的引证在方法上也不一样。部分是技术的，而技术所以不同则由於有更根本性的差别：要解答的问题类异，因而证据性材料也有质别。这?不能就此详加解释，但很明显，某行动有什么意图，这样的问题，在考察非活动性的物体的属性时是不会出现的；至於追问一份文件档案的涵义或一个社会习尚的意义与参与者的关系，其存在的徵实方面的难题，更非自然科学可匹比。 这样指出历史与其他验证类的学问在徵实方面的区别，看来似是自倒门楣，赔上的代价可真高：学会历史的徵实方法，对别门学科竟无移用价值！因为史料运用是从历史学习中得来的，如果历史学习是有价值的，那么学习运用史料徵实自是有价值的，但是後者却不能有历史以外的价值来支持前者！其实不应该把这方面的学问看成这样的局限，从学习运用史料徵实所得的知识肯定不只是拘囿於一个模糊消逝的过去。我们都知道过去与现在不能够割裂，不能够孤立地对其中一个进行理解而对另一个毫无认识。是的，教会儿童徵用史料这个能力或不能导致他们能够实际利用那实用的过去；也恐怕是那些只懂得有功利的过去的人，才会那么轻易地借古喻今求解决眼前问题。有些人更声称儿童需要的是便捷的答案以应付实际难题，不是史学；史学带来的只是书呆子式的学术质疑。如果把这样的见解真的视为教育的一个配方，这就等於否定真理的重要，连带否定所有的认知活动（现代与此相近的教条大概是未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也等於以借用普鲁姆所感慨的那类过去为幸。学习史料徵实的方法，从中更练就「理智的情感」－也就是重事实、讲客观等这些历史研究工作过程须备的要素，正是学习历史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历史学习实在包括的中心内容。 三、定律，教训，概括性结论〔Laws， Lessons， And Generalizations〕 过去和现在的关系还涉及历史另一个方面。用历史垂训来肯定历史，恐怕是专业史学家会感到怀疑的，但从事政治的、新闻业的以及许多其他人（也包括一些专业史学者）都有确能从历史中取得教训的想法。「北大西洋协约组织」（Nato）若对前苏联绥靖，如果对城市衰败和种族歧视的问题漠视不理，又或者对矽片（Silicon chips）的生产不作有规划的处理，分别会有什么後果？过去的慕尼黑协定，美国国内的种族冲突，工业革命便是先例。无可置疑，过去-功利的过去，是可以被逼为一个行动方针吹嘘。但是历史的过去可以如此吗？ 历史的教训通常是为支持预测而拟就的某类概括性结论（generalisations）。预测，会是各式警告，例如世界若随目前形势自然发展而不取某一方向的行动的警告；或者会是刻意展示某一行动的可能（甚至「必然」）後果，用作强调这个行动的可取或不可取。是的，自然科学?的预测常常有理论做基础，而这些理论是包含了规律性（regularities）或者一般规律(general laws）的陈述，以及相关的初始条件（initial conditions）的说明的；科学应用到实际问题时也有惊人的成就。这就令人趋慕一个想法：那些被视作历史教训，或者组成历史教训的基础的概括性结论，与那些科学模式的理论是相同的，只是准确稍有不如而已。这种想法是危险的。本文的目的不是探讨史学中一般规律的逻辑功能或者可能性，但这?还是不能不作一些评议(22)。史学?确有累积的概括（summative generalisations），在普通常识的意义上具有解释性，但它们只做成预测的一个很脆弱的基础。如亚根森（Atkinson）指出的：「在知道某一个宗教改革议会竟是以内定议员的方式来排斥异声时所产生的惊诧，会因为发现所有的议会都如此时而减少。」(23)但除非知道他们内定的缘故，否则除了摘录几个事例，是不能有意思地利用概括性结论的(24)。那么，得要再增加些什么吧，全称定律（universal laws）？统计概括（statistical generalizations）？ 是的，原则上是可能会发现适用於历史的全称定律或者统计概括的，或者历史学者也有必要在提供解释时负一个责任：进一步证实某些适用於那个解释的定律是存在的，即使没有人能把它用公式明白表示(25)。不过，就算是接受了这两个论据（不是毫无为难的），它们对本文讨论的中心问题也不能提供多少导引。首先，真正适用於历史的全称定律的或然率（probability）会是低的，就是说，它们能够正确的机会很少，实在想不到有哪一个例子可以推翻这个说法。其次，说到统计定律，会是较多可以切合事实，但也只是适用於有限的范围-那些可以有大量事件被认作“相同”的，人口统计史（和一些经济史）便是了。奥拉法森曾经辩说：谋求人类社会生活安定有条理的多样常规作业-例如犁田－「一次又一次的重现却没有大的改变」，对它们任何一个的描述，都是在「覆述一个说过无数遍的故事。把这些『描述』」一个一个的接起来，-一个还是独立的，不必申述前事便能明白」(26)。历史的成立，事件一定是「逻辑地累积的」。人们描述事件的方式是（从众多可用的合理描述中）取某些自己有感受的点与面，不管是谁，透过对这些点与面的反应表达他的信仰，期待，意图和目的，「所有这些又意味著会涉及时间上之前或之後的一些事件……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原来的事件负上了一个含义，例如是一个威胁或者是一个机会，这个含意给了这个事件一个方向，迟早要阻碍或者促成其他可能的行动。」於是一个事件引发起一连串事件，?面-个过去了的事件，都是以上述的方式作出相连的反应(27)。属於统计律典型范围的常规重覆（例如在某些肯定条件下-千人中的出生数字）是不会有这个「逻辑地累积」的特徵的。因此，现时在史学上找得到的那些统计律，大多是局限在某些特定类别的历史分析。何况，长远来说，反覆出现的常规也会产生变化（像土壤侵蚀，或者人口激增），须得有在这等确立了的常规知识以外的分析活动：正是这等的变化使得统计律很难跨越特定的时间和地域而确立。本文不是在说这等定律无人问津，或者历史解释?从没有以这类定律作假设前提（presupposition），而是甚少能支持预言。如果统计律?面想不出哪一条可教人冒险孤注一掷的，要在全称定律中找得到就更难了。 这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像物理学没有关於汽车引擎的冷却器破裂的定律，用以解释某一个冷却器的破裂，有的只是温度和体积与液压变化的关系的定律，历史也不能期望有关於帝皇被推翻或者外交书记的行动等定律。另一方面，历史不像物理，还没有适当的抽象概念系列。即使制造出这样的概念体系，用在历史的时候是会有严重问题的，这是因为很多历史事件是逆参照的，是「逻辑地累积的」（奥拉法森之语）。关於一些事件之被有些人等取用及理解的这样的概念架构是属於日常实用性的，涉及了行事的理由。这?就用大卫森（Davidson）提出的一些要点来阐明其意义(28)。 大卫森认为，因果说明须得有定律，定律之义是稀松的，所谓「A导致B」「必要一个因果定律存在，这个因果定律乃是由一些A和B的真确描述为实例表示的」，我们无 知道有关的预测定律也可以给可靠的解释，更何况 「玻璃窗是易碎的，易碎的东西，在其它恰当条件都具备下给以适力撞击便会破裂」，像这样一个概括性结论大约不算是预测性的定律。预测性定律，假如有的话，会是定量的，也会用很不同的概念。像我们关於行为的那些概括结论，有一个很不同的功能：它要为处理中的个案有因果律的存在提供证据(29)。 根据这个说明，历史是可以是具解释性而不必作预测性的，这在人类行为有关的情况尤其如是。假如我们想解释一个行动(只是日常一般的描述)，我们并不 要(也不能够有)一个定律，说凡事相信如此这般，想这样那样的人就会作某一方式的行动。只知道，这行动（在一些真确的描述下）以具体事例说明一些因果律-因此行动的种种理由就是「推理的原因」。但是作推理解释时必须用到的那些概念，这些因果律是不用与之打交道的（即引证徵实、充分理由相信…等等观念）。这等因果律，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其 要的概念「可能竟是神经学、化学或者物理学的」(30)，用上这类概念性架构的定律，要应付被理解为理由的事件，是完全不能的，更别说史学?经常出现的那种要把理由「逆参照」的描述形式。一个回避理由的概念性架构，自然也会回避这些逆参照的理由，於是也无法说明过去与现在的一个最重要的关系。如果奥拉法森所言正确，这些定律只会使得历史研究的许多方面无法进行了。 本来这方面的议论还有许多(31)，不过，与本文有关的要点是，在探讨理由与原因的关系这方面，无论这个分析是如何讲得通，也难声称可以得出与人的行动有关的全称定律来用作注释行动。历史?甚少（倘若有的话）全称定律能担起预测的重任，也许（将来）能有这样的定律，这意味著出现一个新的抽象的概念性架构，但代价是我们再不能够以理由解释理由，以行动解释行动。 如果历史没有定律给我们作为预测的根据，那么，它能否提供一些什么，让我们可以掌握未来？首先可注意的是，普通常识和自然科学方面，是可以不用定律而进行慎重的、有限制的预测的（亨普尔本人对这一点也作有限度的认同）(32) ，一旦接受了不依赖一般定律仍可对未来下一些归纳性的判断这个可能，那么原则上以历史知识为基础的预测就并非不许可了(33)，只是要认识到，所有的预测都是有条件性的（特别在史学其它的事都拒绝保持同一个模样，而是要变化的）；同时，历史研究的目的不是要为预测提供根据，Marxist但说历史知识有时可以容许做一点预测是无碍的。(34)其次，（不必援引一般规律）一个事件的解释对其他事件也常有提示的作用。A被引述为B的解释，若要推翻在另一个事件?所用的同样的解释，那 要说出两个事件所以不同之处。这并不是说「只要是A，便B」，或者「除非A，才会B」，而只是「在解释某一个事件的那段『因为如此』的说明中，其中夹有些属於一般性的表述，是以对别的事件也有参照意义」(35)。附於概念的逻辑性後果，可以（为了某些目的）看作类似事件的假设前提。如果我们说苏联进兵捷克是因其利益受到威胁，那么要推翻在明显类似的情况下同样的解释，就得指出所以不同之处。大国要维护其重要利益这个预设是笼统的，是「纯粹」提示参考性的，但也不是空洞的老生常谈或全然表面的东西，因为附在事件?的它（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提示了会是些什么重要利益。即使如此，倘若情况有异，其他大国换了，或者大国一时没意识到那些他们原来关心的利益，又或有不愿的顾虑－总之例子举之不尽－这个假设前提便会无效－(36)。所以，其合用性是常受质疑的，因为什么算作「相同」，那要看怎样判断，以什么为著眼点才是中肯。波兰的事态要发展到什么程度，便会出现苏联以「 利害攸关」而干预？在历史研究?所选用的一组概念，内中的一点概括，是记录著一个历史学家的（通常是一个）判断，也显示了他会是参看什么别的事例，并非表示他在引用一条独立或预先建立的定律。因为这个缘故，如果我们选择把这个含蓄的概括看作是为其他事件供应成套预设的话，那就要意识到我们其实是在与探索法打交道，是导引我们注意某个境遇的其中一些相信是重要的成份。这些假设前提，愈是明显，正规和近於定律，能够原式不变地适用於新境况的可能就愈少。就此亚根森以趣味的准则做类比：「这些准则，不过是初学者的拐杖，或者受到误导的课本出版人所用的材料，最多也只能是让人看到，在典范著述中有著某些题材内容，是可用作比较和对照的；所谓准则便是以这样的比较对照为基础。」(37)。从用於解释的概念中得来的假设前提，以及一点点含蓄的概括，在史著?很少会以明白陈述出现，但要排除其他预测的时候就多会表露；最常见还是在学校教科书和教师授课时的对话中，或者通俗的史籍(38)。这就值得重视了：「初学者的拐杖」未免有点过於轻蔑－对学习历史的人来说，提示式的概括性结论是有用的，只要认识到它们并不是历史研究的精华或正式的「结论」，关键不在引用而在对它们深入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