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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公元前5、4世纪，雅典的民主和理性精神，并没有辐射到欧洲其他地区，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欧洲文明总体上是“负雅典精神”。但法国大革命则对当时的整个欧洲大陆都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可以说，法国大革命把当时整个欧洲社会向前推进了一步。 法国大革命确实带来了很多的血腥、暴力、动荡，就像公元前73年发生在罗马的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所带来的一样。但是，在当时整个欧洲处于中世纪末期的社会背景下，法国大革命给整个欧洲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有三点我们是不能否认的。其一，法国大革命狠狠地打击了法国的专制君主制度，这一点迅速波及到欧洲其他国家。首先是西班牙人在1808年反对约瑟夫·波拿巴的起义，随即是1820年到1831年之间，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和波兰等国，相继发生的一系列的革命动乱，它们都是被相似的政治自由理想所鼓舞，反对本国的专制国王。这以后，在欧洲，已经很少有哪个国王敢于再宣称自己拥有无限的权利了。其二，法国大革命废除了贵族们大部分的封建特权和农奴制，这同样为当时的其他欧洲人民做出了表率。其三，1794年法国实施的教会与国家的分离政策，不仅为法国，而且也为其他欧洲国家实行宗教和政治的最后分离，开了先例。所以，西方近代史用大量篇幅写法国大革命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因为她对当时整个欧洲的社会状况有着巨大的辐射性作用。 虽然雅典文明的出现在当时的欧洲是一个特例，但并不能说它的出现就是全无原因可循的。比如雅典的民主状态。氏族部落的政治都是十分民主的，而国家都是从氏族部落演进而来的，在这个演进过程中，如果该氏族部落和外界的交战越频繁，部落首领（即后来的国王）的权利就会越大，原来的民主机制就会被破坏得越厉害，这种情况发生在很多的氏族部落身上；但雅典的对外战争一直较少，这使得原来氏族部落的民主传统一直没有受到大的破坏。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雅典商业的发达。在那个时代，全世界普遍地都处于农业文明，但这不排除有的地方商业比较发达，雅典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而凡是商业发达的地区，自由平等的空气都比较浓厚，民主的观念也容易被人们认同，这一点在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中也得到体现。 3．正负雅典精神是一组时代的范畴，而不是一组地域性的范畴。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正负雅典精神是一组时代的范畴，而不是一组地域性的范畴。我们决不能说：西方文明就是“正雅典精神”，东方文明就是“负雅典精神”。因为事实告诉我们，西方文明在近代以前就是“负雅典精神”的，而今天的东方，亚洲四小龙，加上日本，都大致可以说是“正雅典精神”了，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正雅典精神”的比例也正在越来越大。 可是，把正负雅典精神看成是一组地域范畴的说法流传甚广。我看西方学者写的历史书，动不动就是：“专制主义这种东方思想”“东方人的那种迷信”“东方人那种君主至上的理念”，好像“专制主义”“迷信”“君主至上”都是东方人的专利一样。甚至一说起13世纪的黑死病就一口咬定是从东方传过去的。每当看到这样的话我就十分生气。我生气并不是因为我是东方人所以感到了侮辱（当然也不完全排除这个因素），如果是事实，我也就认了。但只要读几本欧洲历史就知道，这种说法完全不是事实。 后来我不生气了，因为我理解了那些西方学者，他们之所以犯这种错误是因为他们有白人的种族自尊心。今天千千万万热爱民主自由的西方人，一想到他们列祖列宗的文化是专制的、愚昧的、没有自由的，可能就感到脸上无光，见人就矮半截。于是他们就有意无意地对他们几千年来的充斥着专制、压迫、战争、愚昧的黑暗历史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夸大他们历史中光彩的一面。比如夸大古希腊文明，而且在古希腊文明中尽量少提斯巴达，多提雅典。要不然就把“专制、迷信”等等从遗传基因上划出去，划给东方人，这样就可以说明：我们西方人从老祖宗起就是血统纯正的，罗马帝国和中世纪之所以那么专制、愚昧和黑暗，是因为传染了源自东方的“专制、迷信”这些可怕的病毒。所以，把正负雅典精神看作是地域范畴的说法虽然不符合事实，但可以让西方人心里舒服，所以也就在西方学界流传开了。 理解归理解，可不顾事实总不是太好。我觉得这些西方人应该多向澳大利亚人学习。今天的澳洲人普遍信奉的价值观是：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但是，我们都知道，澳洲人的祖先大都是英联邦的罪犯，被流放到澳洲来的。这其实也没什么吗。我接触到的几个澳洲人，谈起这一历史，他们都挺坦然的。 问题还有另一面：西方学者中流行这种错误说法情有可原，东方学者中为什么也有很多跟着附和呢？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对西方历史了解的较少。他们非常熟悉西方历史近现代的情况，而对近代以前的西方历史可能就不是很熟。结果，就轻易地接受了这种说法。但在我看的钱穆的书中，当把中国传统社会和西方相比时，都是说“欧洲近代以来”或“欧洲近现代”，这些准确的用词反映的是一个学者的严谨。 4，不能用思想史代替社会发展史。 雅典哲人们的思想，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在西方思想史上占极重要的地位，西方后来的哲学思想大都可以从雅典思想中找到源头；但这不等于说，雅典社会在近现代以前的欧洲历史上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雅典的社会状况就是近现代以前欧洲历史的常态。这就像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的学说也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极重要地位，中国后来的哲学思想大都可以从诸子百家中找到源头；但这不等于说，春秋战国在中国历史上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春秋战国的社会状况就是中国历史的常态。 同样，雅典哲人们的思想，并不是近现代以前欧洲人思想的常态，用雅典哲人们的思想作为西方人自古以来思想的代表，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这就像，用诸子百家的思想作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思想的代表，也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一样。 把思想史当成了社会史，是把正负雅典精神当作地域性概念的一个原因。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论语》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读这段话，我悟出其中的一些道理，暗示着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的不同。······古代中国和希腊的哲学家不仅生活于不同的地理条件，也生活于不同的经济条件。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只有以农业为生。甚至今天中国人口中从事农业的估计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在农业国，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 所以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总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8如果仅仅是把中国古代和希腊古代相比较，上述这段话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推广，把古希腊人的思想当作古代欧洲人的思想，把古希腊的地理条件、经济条件当作古代欧洲人的地理条件、经济条件。和中国古代相对应的，其实应该是欧洲的罗马时代和封建时代；而罗马时代和中世纪的欧洲是属于农业文明，则是西方史学界的共识。所以欧洲的这两个时代，完全适用冯先生上述那段话的后半段对中国古代的分析：以农业为生，土地是根本财富，社会经济的思想都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 我绝无意轻视雅典文明的巨大意义。当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真正需要正雅典精神的时候，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哲人们就会发现：雅典哲人们已经提供了现成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当近代之初欧洲的人文主义者们、启蒙思想家们，准备书写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时，他们惊喜地发现，可以直接从雅典哲人们的思想中汲取大量的养料；这就像我们今天中国的思想者们，可以直接从西方社会思想中汲取大量的养料一样。古雅典文明虽然只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存在了短短一、二百年，但她却具有跨越时空的文明意义；受惠于她的，绝不仅仅是近现代的西方人；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乃至全世界无数的人，都受益于她。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雅典文明在整个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无可替代的地位。 5．任何文明，都是在演化或者进化着的。 当我们说正负雅典精神是一对时代范畴时，是对西方文明持一种演化或进化的观点。从古至今，西方文明一直是在变化着。14、15世纪欧洲的宗教裁判所合法地烧死了成千上万持有异端思想的人，而现在宗教信仰自由已成了西方文明的基本内容；中世纪时基督教会一直禁止收取利息，搞得那些意大利银行家在贷款时一个个像作贼似的，但现在贷款收取利息不是变成天经地义的了吗？现在西方人沸沸扬扬地要禁止克隆人，但谁能说500年以后，欧洲人看克隆人，会不会就像今天他们看试管婴儿一样的平常呢？不仅是西方文明，东方文明也是在变化着的，在伊斯兰国家中，戴面纱的女性不是在逐步减少吗？ 文明和狗不同，一只纯种的德国牧羊犬因为基因优良，其多少代子孙都可以因此而性能卓越。可是任何一个较大地域范围的文明，都是从野蛮愚昧开始的，她们在这一点上大同小异。按照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里的说法，她们都是从分工简单的机械团结，发展到分工合作复杂严密的有机团结；按照孔德在《实证主义哲学》里的说法，她们都是从宗教时代和军事化时代，发展到科学时代和工商业时代；按照滕尼斯（Ferdinard Toennies）在《Gema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里的说法，她们都是从乡村社会发展到城市社会。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她们都是从负雅典精神，发展到正雅典精神。 而欧洲开始形成一个具有较大地域范围的统一的文明体，是从罗马帝国开始的。罗马时代，就是一个分工简单的机械团结的时代，一个宗教时代和军事化时代，一个负雅典精神的时代，一个以乡村为经济社会生活主体的时代。 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上，和中国的秦汉唐宋元明清各朝，在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上最相似的社会政治体，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大帝，就相当于我们的秦皇汉武，我们的康熙大帝。当然，这些已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中了。 注释 1．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5页 2． 出自孔德《实证主义哲学》。转引自《The Theories of Society ，Foundations of 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Inc， 1961，1339页 3．出自孔德《实证主义哲学》。转引自《The Theories of Society， Foundations of 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Inc， 1961，1339页 4．汤普逊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33页 5．贡斯当，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9页， 6．同上，29页。 7．E.M.Burns ，《Westen Civilizations》， W.W.Norton&Company,INC，1973，152页 8．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21～2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