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3月10—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天津师大联袂举办了我国首届“世界历史博导论坛”。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25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近70名世界史博士生导师聚首津门，共商学科发展大计。 10日上午，论坛开幕式在天津利顺德大饭店隆重举行。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侯建新教授主持，齐世荣、朱寰、刘家和、何芳川、于沛、钱乘旦、周荣耀、汤重南、李剑鸣等国内知名学者与会，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教卫工委书记陈超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浙闽、天津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家祥、校长靳润成、副校长王桂林等近200人出席了开幕式。天津师范大学校长靳润成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于沛研究员先后致辞。著名史学家齐世荣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认为此次论坛堪称我国世界史学界少有的学术盛会，他以历史学家的宏阔视野和独特眼光，对目前世界历史学科建设乃至中国学术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颇有见地的评述，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引起与会学者和领导的广泛关注。陈超英书记最后讲话，他指出，在我国越来越世界化的今天，召开世界史学科高层论坛恰逢其时，为提升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水平，推动我国世界史高级人才的培养，推动天津市和天津师范大学的学科建设势必产生深远影响。 论坛期间，学者们围绕新时期我国世界史体系以及如何培养世界史专业博士生等三个专题展开深入探讨。北京大学何芳川教授就世界史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新的思路。他认为，尽管目前构建世界史理论体系的条件尚未成熟，但我们学人的主观努力是条件成熟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首先，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鉴别的汲取当代国际史学界及社会科学的新理论和方法，吸取当代史学界及社会科学的新成果，考察人类文明形成及发展的整体轨迹，揭示其律动的阶段性，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构建起具有我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不丢，中外成果全收，人类文明进步为轴，世界历史体系盖楼。其次，以人类文明为经纬来编织世界史体系时，我们应该抛弃欧洲中心论、亚洲及中国中心论，同时不否认某一时期中心的实际存在。整个世界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最初是无中心的前文明时代；到古典文明时代，形成地中海与中华帝国两大文明区域，居中的两河文明区、印度河文明区起着沟通东西和双向输流的作用；进入中古文明时代，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及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均进入了高水平的发达阶段。前两者之间以冲突为多，后两者以交流为主。近代文明时代是西方首创的资本主义时代，此时有一个中心即欧洲中心或西欧北美中心，同时也不可忽略东方、亚、非、拉在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构建中的贡献。到以二战结束为界开始的现当代文明时代，人类文明再次从欧美一个中心走向多元，并以其为起点向着文明全球化进展。 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从不同角度阐发了类似的思考。他说，世界史不是国别史的拼凑，更不是除中国以外的域外史，而应是从整体上考察人类发展史的一个历史分支学科。他将人类文明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远古文明时期，这是人类文明的产生期，此时文明仅在个别点上产生，犹如茫茫黑夜里的一致或几支蜡烛；其次是古代文明时期，这是文明的发展与固化期，此时人类文明经过发展，已由第一阶段的星星之火演变为一个个的区域性文明，并在世界上形成了几个文明圈，它们分别是东亚的儒家文明、南亚的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欧洲基督教文明，以及中南美文明。由于文明的载体在政治上体现为帝国，文化上体现为价值观，而中南美文明缺乏成文的价值体系，所以不能视为完整的文明。中古文明时期是各个文明圈的巩固与发展时期，各文明圈均在内部经历了巨大发展，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文明圈之间交流相对薄弱，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文明。最后一个阶段是近代文明时期。地理大发现开始了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从而使世界由分散走向相互联系的整体，组成现代化的世界体系。 大会就世界史体系的理论问题进行了交流。近代文明以前，世界是单线发展的还是多线发展的？何、钱二先生认为存在不同的文明或文明圈，显然是多线发展的，那么一直在中国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五种生产方式说”，以及“封建”普遍性问题就无法回避了，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亦无法回避。天津师范大学侯建新教授指出，构建我国世界史体系必须解决人类历史究竟是单线发展还是多线发展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五种生产方式说是典型的单线发展观，以往，坚持者认为这是马克思历史学的经典解释，不容改变；反对者则认为这不是马克思的本意而是斯大林所为。侯建新认为实事求是的解释是，马克思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性质认识存在着不同的两种倾向。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受古典进化论的影响，将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几个时代，确有单线进化论倾向。但纵观马克思恩格斯平生著述，不难发现他们的多线历史发展观，这在他们晚年成熟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明确地将前资本主义生产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三种所有制形式，各种形式是并列，既不存在依次演进的“逻辑公式”，也不存在一个产生一个的历史必然性，所谓封建（feudal ）仅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一种而已，而且马克思将其严格地限定于西欧，并未把东西方社会发展模式混为一谈。今天，当我们建构新时期世界史体系时，应当领会经典作家理论的精神实质，择善而从。 与会代表还就“西方中心论”展开了讨论，多数学者强调应批驳此论，同时也应避免“中国中心论”，警惕史学中的民族主义倾向。还有学者提出要厘清历史事实上的“中心”、表达研究者视角的“中心观”与“中心论”的区别。另有学者指出，由于目前西方中心论占据话语霸权，我们应该提倡世界史研究中的“中国中心观”。在世界史学科创新与展望方面，学者们强调研究选题上应“小题大做，以小见大”，应从扎实的资料入手，作小问题，揭示大事件；研究取向上强调关照现实；研究方法上强调加强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形成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提出我们自己的学术话语方式，防止被西方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与学术话语体系牵着鼻子走，在世界史研究中形成中国中心观。学者们还就在现有条件下如何培养世界史专业博士生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认为应加强博士生的学术个性化培养，读个性化学术性教材，充分尊重学生的自立独立意识、个性意识；同时，应扩大教学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使“世界史专业的博士生成为全国所有世界史博士生导师的学生”。（详细报道待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