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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限期完成质疑 现年88岁的国际《尚书》学权威刘起釪先生指出，作为“工程”负责人的李学勤无学术责任心地于事先提出可如期完成，事后又果然如期完成，这种给学术工作预定期限的做法，是不符合学术工作特色、不符合学术工作本身发展规律的。学术工作的工程不同于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或其他物质建设工程可以预定期限，它是不能定期限的。显然中外学术发展情况足以证明这一点，刘先生列举我国历史上几个主要朝代的学术成败为例子说明这一问题。 首先是汉代这一大一统盛大王朝，以国家的力量扶植各种学派，今文学派、古文学派及其他各种学派都有名家相继而起，但王朝从来没有给他们规定任何期限。 唐代又是一大一统盛大王朝，他们要把自汉传来的各经做出总结性的整理，唐太宗命孔颖达等五儒臣撰《五经正义》，经博士马嘉运指出其中错误，令孔氏修订，未成而死。至唐高宗永徽二年命中书门下，国子三馆博士们考正，最后命尚书左仆射于世宁等三个大臣就加增省，于永徽四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孔颖达卒于公元648年，永徽四年为公元653年。是孔颖达先经多少年撰成此书，是没有规定期限的；及书成受到指责，又叫他修订，仍没给期限，未成而死。死后经其他几位学者经四、五年的修订而后颁行。唐代后来扩大为《九经正义》，宋代撰其它四经《义疏》，明清两代汇刻成《十三经注疏》传下来，至今尚为代表汉学的“注疏本”。是花了较多时间写成，经历数百年尚为有用的典籍。 宋代是一国力不强而文化、技术空前发展的朝代（可参看拙著《尚书学史》第七章），一代的论著数量远远超过自先秦至唐论著总数，都是放任写作，从来无任何期限。司马光撰《资治通鉴》，都是随他的官职迁移和生活迁徙不同地点把写作班子随身带着走，自治平（公元1064年）至元丰七年（1084年）历时20年成书。可见足够的岁月使他完成传世久远的巨著。又朱熹弟子蔡沈费十余年撰成《书集传》，至今尚为代表宋学的名著。 明代又是一大一统帝国王朝，从内部看，往往民生疾苦，朝政腐败，但对外能长期保持其帝国形象。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它派兵击败之，丰臣龟缩日本本土，继起的德川幕府吸取教训，制定锁国政策，保境安民，倡行儒学，终江户时代不向外扩张。已到明代中后期，还能由王朝派出将领，至滇黔调集几处地方武装，向缅甸开疆拓土，发挥威力。北方领土东逾奴儿干都司及库页岛，北逾贝加尔湖，长期巩固拥有，而更有前此各朝代都赶不上的下西洋海外贸易。可是整个明代，没有树立起良好学风，文化学术事业比其前后各代都差得远。由于朱元璋武夫作风，凡事雷厉风行，程限迫促，过期即严惩，影响后代一些继任者亦这么干，养成士大夫奉命维谨，应付搪塞，弄虚作假，以保持禄位。明成祖永乐年间命儒臣胡广等撰《五经四书大全》，这是适应新的大一统帝国需要而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巨大建设，正像唐撰《五经正义》一样，是一代盛典。可是因为限期成书，这些儒臣不能在期限内撰成，便偷偷地抄袭旧著以成书，如《书传大全》是抄袭元陈栎《尚书集传纂疏》及陈师凯《书蔡传旁通》二书而成。而《诗经大全》则迳照抄元刘瑾一人之书《诗传通释》而成。顾炎武《日知录》卷18《四书五经大全》条云：“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腾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皮锡瑞《经学历史》也说：“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敕胡广等修《五经大全》颁行天下，此一代之盛事，自唐修《五经正义》越八百余年而再见者也。乃所修之书，大为人姗笑！” 由历史上这几个重要的学术成败事例，就使我们知道由国家主办的学术事业，不能像物质建设事业那样规定期限，是由学术事业本身发展规律所规定着的。不依发展规律办事就会误事。何况恩格斯早已说明：“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挥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夏商周断代确只是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对它发挥唯物主义观点进行研究，怎么能不经过多年的冷静钻研？怎么能在短短的1996—1999年四年时间内拿出成果？而且由李先生以首席身份到电视屏上向举世发布呢？而且本来发布的报告，写明了是“阶段成果报告”，掌握了主动，自然是还有下一阶段的工作待继续进行，怎么能由李先生把它作为最后成果公布，就使全国各地不少出版物纷纷转载奉为国定三代年代，学术上的事可以这样干吗 ？ 2000年11月25日《文汇读书周报》载王春瑜《评泡沫史学》一文 ，针对上述这一现象提出警句云：“王观堂、董彦堂、郭鼎堂在天堂闻此，真不知作何感想？”此外，据《古史考》首次披露，自称“毕业” 于清华大学的李先生实际只在该校读了两学期书。此后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临时工，绝非如李学勤父子一再宣传的是因为考古所有一个“殷虚文字缀合”的科研项目，邀请李学勤参加。李先生赶上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抓住时机，批死人、整活人，步步迁升 。与李先生同处于一个研究室的学术前辈已指出李先生是个没有学术责任心的人 。为迎合1989年之后特殊的形势而提出的“走出疑古时代”口号竟成为国家巨无霸学术工程的指导思想，正如学者慨叹的那样：“留给学术界的思考却是沉甸甸的” ！ 六、“工程”是怎样“走出疑古”的 “工程”内部的专家通过剖析断代工程对武王伐纣年求取的过程和对古本《竹书纪年》的再认识，否定了“工程”制定的《夏商周年表》，严肃指出其失败的原因是：“断代工程领导层研究思路出现了偏差，其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任意性，他们号称要‘走出疑古’，而实际却坠入了‘怀疑真古，相信假古’的泥潭。”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流行“保守主义”，不少人把新文化运动混作《河殇》来批判，殃及作为新文化运动组成部分的古史辨运动。“走出疑古”乃是在历史学领域呼应保守主义的标志性口号。200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三卷本《90年代思想文选》，第一卷收录不少有关保守主义的论文，包括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一文。确实，李先生身体力行地“走出疑古”已形成一股风气，代表了90年代中国思想的一个侧面，自然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编辑将《走出疑古时代》一文入选《90年代思想文选》，无疑是合理的。以“走出疑古”的思路写成的文章、专书不计其数，例如邹昌林《中国礼文化》一书，评论者称赞此书是“走出疑古”的有益尝试，并说：“二十纪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水平与国际地位的提高，对民族主体意识的要求日渐转化成为普遍性的社会心理自觉。从官方到民间的诸多学术文化现象，诸如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学术界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反省及对文化保守主义的重新评价，等等，其中的意蕴，都有必要置入此种背景之中，才有可能获得充分的体悟。” 这种背景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作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雨先生，全程参加了断代工程金文历法小组的研究工作，他与著名美国华裔学者何炳棣先生撰写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收入《古史考》第九卷时题为《怀疑真古，相信假古》），指出“走出疑古”的实质是“怀疑真古，相信假古”的泥潭。”例如《国语》“伶州鸠语”是“工程”用天文推算武王克商之年的重要依据，可是伶州鸠这段话所记的星象语句是典型的战国星象家的星占说，用春秋时代的人伶州鸠的口讲出战国人编造的故事来，这本身就近似于胡言乱语。他所述星象多是肉眼看不到的，只能是推算出来的，而西周早期的人尚不具备推算出这些天象的知识，不可能由他们推算出这一套天文星象。“工程”说它是“故老相传”，难以令人信服。古文献有的字句现在难以理解，“工程”采取改字的办法撮合，凡与其观念不合的数据都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为了维护这个主观的观念，几千年前的铭文干支可以改写，珍贵的标准器小盂鼎铭文可以故意不用，两个师兑簋可以不顾其内容，随意颠倒位置，这已超出学术研究水平高低的范围，而是学风不诚实的表现。尽管如此，现在所谓的“金文历谱”中，离谱的器和勉强不离谱的器仍达十余件之多，与前此出现的诸种历谱，不相伯仲，至多是五十步百步之别，这样水平的历谱，本身的问题如此严重，恐怕很难担负起检验年代方案标准的重任。可以断言：断代工程的所谓“金文历谱”研究，还在摸索阶段，距离可以拿出来为学术界使用的水准相差还很远。刘雨认为短时间研究不清楚某些问题，得不出合适的结论，可能是方法有待改进，也可能是客观条件还不成熟，这是科学研究中常有的情况，多听听不同的意见，从不同的角度不断进行试验，也许会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实在找不出解决的办法，老实承认这个现实，向读者如实讲清研究的进展情况，也可以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帮助。最可怕的是强不知以为知，甚至不惜曲解科学资料，以求符合主观设想，制造伪科学结论。综观工程对金文历谱的研究，是失败的！而且对古代历法的实际情况我们无法完全掌握，因此工程尽管在局部认识上取得不少成果，但从总体研究方向把握上却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导致一批关键性结论论证失败，因而其拟定的《三代年表》整个框架不能站立起来。 2003年8月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纪念顾颉刚先生110岁诞辰会上，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先生当着李学勤的面，阐述了“疑古”为什么走不出。本人也指出，“疑古派”认为一切史料都掺杂了人的主观成分，文籍器物都须审查，因此他们不赞成所谓考古学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李学勤先生则坚持，连被古史辨派推翻、记载黄帝一元历史框架的《帝系》等等都是可靠的，暗示《尚书》伪孔传也是可靠的 ，他的追随者干脆说郭店楚简证明了伪《古文尚书》不伪 。李先生还有一个基本立场：最起码考古获得的东西就“就没有辨伪的问题。” “疑古派”认为：“现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 袁征先生已指出，这个观点跟波普（Karl Popper）著名的“证伪理论”不谋而合。历史学家可以断定某些材料是不可靠的，却不能有绝对的把握肯定任何史料是完全可靠的。在许多情况下，学者只要找到一条不利的证据，就能怀疑某种记载有误；但即使掌握了一万条有利的证据，也不能完全肯定某种记载是正确的，因为第一万零一条证据可能会说明这种记载完全或部分失实，而学者暂时还没有看到这条证据，或者这条证据已经丢失 。刘起釪、叶林生先生以具体事例列举“走出疑古”风给学术界带来的危害 ，发人深省。 七、“特事特办”是怎样办的 2002年4月，中国学者一行四人（由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物理学专家组成，均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其中有两位是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应邀赴美国参加4－7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研究学会”（AAS）第54届年会 。年会原来没有“工程”的议题，是“工程”成员努力加进去的。原想制造国际声誉的“工程”学者，万万没有想到“老外”并不糊涂。2002年5月24日《中国文物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张立东《面对面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美国之旅》 ，详细报道了包括李学勤在内的工程成员出席美国学术会议的情况，6月16日《文摘报》又作了转载。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研究员，也是工程的参加者。该文披露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无论策划理念、运作方式，还是研究方法，都有很多值得反思之处。”“‘工程’在文字证据（文献和金文）的研究中尚没有就任何主要争议提出获得公认的解决方案。”“‘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功经验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值得在策划和实施‘探源’工程（或类似的其它工程）时充分考虑。”据该文，这些“严重问题”包括： 1.不讲学术道德：不提别人的已有成果。 2.方法不科学：最吸引人是高科技口号，而碳十四采纳的英国牛津的程序，不代表国际标准。 3.试验数据不真实：“人为拟合”的数据至少32％不可靠，批评者现场用电脑进行了演算。 4.工程试图把错误的年代作为正式出版物的标准。 5.遇到对自己不利的就改字。 6.学风：都存在由于冒进而形成的穿凿。晋侯墓地8号墓年代数据前后相差8年，自己还没发现。 文章发表后，轰动京城，以至该期报纸脱销。要不是以往的盖子捂得太严，显然不会有如此轰动。时逢中华书局在人民大会堂庆祝成立90周年，有学者提出李学勤先生既然是“首席科学家”，也应该承担“首犯”的责任。此前媒体把夏商周断代工程捧上了天，断代工程的负责人不停地呼喊“特事特办”，“张立东事件”显然给踌躇满志的断代工程浇了一盆冷水，2002年6月，断代工程办公室在北京怀柔召开“专家组扩大会议”，讨论张立东的文章 。“张立东事件”后，盛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打着中央领导的名义干涉《中国文物报》，此一传闻现在无法证实，但从此在《中国文物报》上看不到任何对断代工程“不利”的文章，这从“蒋祖棣事件”表现得最清楚 。 断代工程天天叫嚷“特事特办”，不同的声音就被“办”掉了。李先生这几年空前活跃，是因为主持断代工程，“工程”结项时，在没有经过学术界批判性论证的情况下，自己给自己评奖、发奖金，李学勤先生独得两份 。可是地底下埋着死对头，2003年1月，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铜器 ，证明“共和”不独立纪年，而断代工程恰恰主张“共和”是独立纪年的，“多米诺效应”不可避免，因此，就有了下面的承认： 对陕西省新出土的12件青铜器列鼎所铸铭文的初步研究表明，铭文内容所涉及的西周历谱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绘制的西周历谱存在“偏差”。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一发现将填补“断代工程”长期存在的疑点 。 真是善于措词！虽然我们搞错了，但它是“长期存在的疑点”，也不能怪我们吗！它反而“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新佐证”吗 ！假如这批铜器不出土，是不是就不能证明“共和”不独立纪年呢？实际上，正当断代工程热火朝天、叫喊“特事特办”的时候，我国学者已指出：“共和期间，无论是周公、召公，还是共伯和执政，都不可能还以厉王来纪年。” 断代工程最吸引人的方法是高科技加考古，剥开包装，老实说，不过如此！ 八、盖棺定论 本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倡导者宋健先生对工程的意义和研究方法曾经有过论述，他说 ： “断代工程”难度很大，这是可以预想到的。 和其他学科一样，研究古代史，必须依靠科学事实，坚持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真正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 只有在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环境中，科学才能进步。 断代工程的领导显然没有对待不同意见的肚量，而是挖空心思拿“国家”这块大牌子压制不同意见。“工程”内部的专家一直要求将各人不同的意见写进出版的书里，以免背黑锅，“工程”的领导者不仅拒绝，而且一再强调“工程”的结论是200多位甚至500多位专家联合攻关的结果，无非是想用人多加强结论的权威性，也扩大承担责任的面。最近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邹先生作总结发言，说断代工程的结论恐怕只有小学生会相信，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75岁高龄的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邹衡不仅是“工程”21位专家之一，而且还是夏代组的组长，他一直对“工程”作低调评价，竟成了“工程”领导者提防的对象。92岁的老革命家何幼琦先生 实在看不下去了，痛斥断代工程假冒伪劣，欺骗国务院： 这个验收组既不是国务院派出的，也未经国务院批准，从法律上说是非法的，其验收是无效的，何况他们又是不验而收的。按照国家机关的工作程序说来，一个工程验收之后，总工程师就该离开现场，至于如何发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自会处理，他就不必操心了。这项工程在所谓的通过“验收”之后，这位专家组长急急忙忙于11月9日晚在科技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自行发布。应当指出，他既非政府发言人，也没有被授权发布新闻，这次发布超越了新闻办公室，是非法的。前后五年中，根本见不到和国务院有什么关系。在他的发言中有一句“得到政府支持”，这个政府既非北京政府，也不是一部两院（科技都、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另外，把国家工程在实施中所用的预算经费说成是政府支持，这又无意中暴露出其私人作品的本色。最后就是对全部工程所作的评语：“课题专题设计合理，技术路线正确，组织系统完善，经费使用合理”，如果名符其实的话，这个应是其上级作出的评语，却由他们自己代作了。总而言之，他们和国务院没有什么关系，有问题需要报告时就找“一部两院”，连中国社会科学院也“靠边站了”，这个专家组还有没有上级呢？看得出来，它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独断专行，包揽一切，我行我素，谁也不许干预。其结果，就是拿出了一个假冒伪劣的成果。对于这一点，他们除了应向国务院有所交待外，还应向国人作出满意的解释。 …… 他们为什么对赶紧发表有那么强烈的欲望？我们只能说，是为了把个人的伪劣产品冒充国家的断代工程，不管正确与否，争取公布出去，造成既成事实，强迫世人同意，强迫国家同意，把欺骗性异化为正确性。果然，科技部受骗了，验收组受骗了，中科院和工程院524位专家被骗了，曾将《四年成果报告》定为“1999十大科研成果之一”的新闻界受骗了。 这是对断代工程最恰当的盖棺定论。何先生强调：“当前经济市场中不断进行打假活动，在学术市场中也需要来一次打假，本文就是作者揭发假冒伪劣作品的公开检举信，希望广大读者明辨是非，以免受骗上当。”以前，媒体把“工程”称为“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认为“工程”摘取了歌徳巴赫猜想的桂冠。“工程”得出的《夏商周年表》已被《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年表》视为惟一的正确答案。现在，经过“疑古”，证明它是一次成功的炒作，在学术上却是失败的，难逃“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之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