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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念生著译全集》近已出版。当我听到这一喜人信息时，最初的感觉是：这一套大书的编成出版会像是在中国文化大地上搬来了一座希腊群神聚居的奥林匹斯山一样。这是罗念生先生六十多年文艺劳作的硕果汇集，是中国文化建设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丰碑。 我看到了《全集》八卷十册的详细目录。很清楚，《全集》的主要内容是古希腊文学——文论、悲剧、喜剧、诗歌、散文等的翻译和研究，八卷中占有六卷（包括少量古罗马文学作品的译介和其他译文）。另外两卷则是罗老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以及书信、年谱、传记等等。而在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中，重点又是古希腊文论、悲剧、喜剧等。《全集》共三百五十万言，真是洋洋大观。 我想到古希腊文学在现代中国的命运。 早在上一世纪二十年代初，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古希腊文学开始进入中国。罗老曾说，“五四”运动后不久，我们就读到杨晦翻译的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幽囚的普罗米修斯》（按：译剧1922年出版）。那一阵出版过好几种古希腊悲剧的译本。一扇窗户打开了，知识分子们忽然得知，远在三千年前的中国西周时期，希腊就出现了荷马史诗。大致与孔老夫子同时，希腊的酒神节上就有了悲剧演出，第一位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比孔子只小二十六岁，可说是同时代人。人们发现，我们自称文明古国，固然不错，但远在明丽的爱琴海畔、神奇的奥林匹斯山下，竟还有比我们更古老、丰富而灿烂的文化。那么多神话传说，那么多英雄人物，诗歌、散文、戏剧、雕塑、绘画、哲学、文论，无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引人入胜。在相当一部分文化人中，古希腊成为热门话题。虽然引进的古希腊作品、古籍其实很少，还谈不上什么深入研究。终是在五四开放精神下，有了一个开端。然而我们家国不幸，列强窥伺，日寇肆虐，国家民族的命运危如累卵。在三十年代，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在抗战烽火中，古希腊离我们太远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局面当然大为改观，有了可以开展学术研究的条件，书店里又见到几本古希腊论著、作品的译本。但是另一面，“洋名古”、“厚外轻中”、“厚古薄今”种种棍帽依然笼罩在文化上空。翘首西望，奥林匹斯山还是云遮雾绕，莫明究竟。除了极少数人还在默默耕耘外，古希腊在中国文化界还是一个模糊的存在。 这是不正常的。任何社会的文化艺术，主体当然是自身的创造，同时必须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中国有自己光彩夺目的古老文化传统，但不能因此忽视和拒绝外来的健康营养。中国古代文化从来就含有丰富的外来因素，我们今天应该做得比汉唐更好。古希腊的文化艺术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它开放进取的精神风貌，它宏伟的英雄气概，它深邃多样的文艺思想和方法，它的瑰丽想象，它的热烈感情，滋润了影响了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文艺样式，并且通过欧洲影响了世界。即以戏剧领域而论，我曾说过，当代中国话剧（以及戏曲）应该继承两个传统，一个是中国话剧自身百年来的进步传统，另一个是欧洲古希腊戏剧开始的进步传统。从古希腊的大悲剧家喜剧家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莫里哀到近代的易卜生、萧伯纳、契诃夫一直到我们的曹禺，正是一脉相承的光辉传统。对古希腊文艺的隔膜、少知、无兴趣不仅是我们在文化教养上的重大欠缺，而且必将影响我们对欧洲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中国文艺界当前在考虑中外文化交流时，常是只抓些现代流行的、甚至是西方已在走下坡路的东西，而很少对那些真正经典的、基础性的宝库下苦功。其损失是不言而喻的。举一个具体例证：在二十世纪近百年中，中国几百个话剧院团没有演出过一台古希腊戏剧；直到1986年中央戏剧学院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首演了《俄狄浦斯王》，获得巨大成功，才有了突破。从那时到现在，全国已有多个话剧和戏曲院团演出了希腊悲剧。其中有些团还曾被邀去希腊演出。剧目增加了，品位提高了，眼界开阔了，群众文化生活丰富了，文化交流显示出新的活力。事实证明，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很不一样的。 罗老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就投身于翻译介绍和研究古希腊文艺（首先是悲剧）的事业之中。这是一条冷僻而崎岖的盘山小路。青年罗念生不会不知道等待他的只会是艰辛、孤独和冷漠，但他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以铁杵磨针的毅力一步一步往前走。他的第一部译作攸立匹得斯的《依斐格纳亚》是1933年在美国留学时译完，1936年三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虽然一时间许多人言必称希腊，但是有的人只是兼顾，有的人半途而废，真正下功夫把古希腊当做终身恋人追求的其实不多。罗老却是无怨无悔，不声不响，锲而不舍。人人谈希腊时他如此，别人不谈或不敢谈时依然如此。我想，这大约是他越深入研究古希腊文艺，兴趣越浓厚，也越感悟到他的工作是建设中国文化大厦所应尽的一种历史责任。像罗老这一生的文化旅程，我们或许可以联想一下唐玄奘天竺取经的故事，其中蕴涵着一种中华学人具有的深沉的气魄。 探寻罗老足迹，我们还应当看到，他是在什么景况境遇下从事他的翻译、研究和创作的。他在美国读书时开始第一本书《依斐格纳亚》的翻译，正值美国经济大危机之后，百业萧条，他留学原就靠亲友接济，这时更不得不一边读书一边到餐馆端盘洗碗。译书不仅在课余，更要在业余挤时间。1934年回国，找不到学用一致的工作，只好改行教书，甚至到考古队打工维持生计。他却不忘在“深夜灯光如豆”的艰难环境中苦苦翻译《俄狄浦斯王》。抗战爆发，他只身逃离北平，所带的重要东西就是两本希腊悲剧原著。抗战中他在四川各地漂泊，用了几年时间才译出攸里匹得斯的《美狄亚》等。一本《普罗密修斯》译稿在香港又毁于日寇炮火，要花很多时间重校重抄。可以说，从三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末，他都是在穷困、战争、改行、流动的纷乱生活中业余地从事他心爱的事业的。即使是建国以后，生活条件改善了，工作受到重视，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干扰，依然时时有窒息之感。“文革”十年更不必说。等到他赶上改革开放盛世，已经年逾古稀。他珍惜余年，不顾体衰多病，拼命赶译荷马史诗，未完而逝…… 我每一想到罗老在古希腊文艺道路上的长途跋涉，脑海中总会出现一位孤身青年形象，背着一个装满古希腊文字珍宝的沉重背篓，像一个苦行僧踽踽独行。在中国希腊之间来回走着，走着，眼近视了，人老了，终于昂起头，微笑着走到了终点。他走过无数次的这条路也就化成一座联系两个文明古国的金桥。 罗老一生的业绩主要是古希腊文艺，但不止于此。对于古罗马文艺，对英国德国文学都有深刻研究。特别是诗歌、散文的创作，是他青年时的爱好，他的作品也显示了他蕴蓄的才华。很明显，罗老如果生活在一个比较顺当的环境中，他的成就会比现在更为深广。因此，我想罗老决不会承认他已做完了他想做、应做并且有能力做好的工作，他是非常遗憾他没有把《伊里亚特》译完就离开这个世界的。他当然愿意有更多的青年学者踩着他的肩膀继续攀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