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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年我成为研究生时，兰州大学历史系老教授赵俪生先生在“狭义”上并不是我的导师，他的嫡传弟子是土地制度史和农民战争史那“七只九斤黄”（“九斤黄”是当时知名的优良品种，赵先生曾以爱犊之心把他文革后首次招的七名研究生喻为“七只九斤黄”，以示对这些可造之才的厚望。一时传为名言），但是当时我们世界史方向的4个研究生都选过他的课，因此从“广义”上我也可以算作赵先生的学生。 赵先生是兰州大学历史系的第一号领军人物，在我们还没有进校时就已有耳闻。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江隆基文革前从北大校长任上被“贬谪”西北就任兰大校长时，曾亲自带领崔乃夫、丁桂林等副校长连续听了先生两年的中国通史课，最后的评价是，“听赵俪生上课是莫大的享受”。当时历史系只有赵先生一人可以开出从“原始社会”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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