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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的遗憾 我总是感慨：自己与罗荣渠先生没有缘分，或者说有一点缘分，但远远不够。 与今天在座的正华、保云、立贤、李文、牛可等不同，我不是罗老师的及门底子。21年前，1985年，大学毕业考研究生时，我报考的是美国史方向，因齐文颖老师到牛津访学，故招生事宜由罗老师代办。罗老师那一年招的是拉美史方向，曾一度想把我转到拉美史，而且来复试了。记得复试时有三位主考官：中间是罗老师，两边分别是林被甸老师和何芳川老师，结果复试得一塌糊涂，最后仍回到美国史，与罗老师也就失之交臂。 读研究生时，系统地听了罗老师的“拉丁美洲史”，每周还在罗老师的家里讨论一次，参加讨论的都是拉美史研究生，只有我是例外。1988年工作后，几次想进一步深造。到1996年初，罗老师同意我报考他的博士生，但天不遂人愿，4月5日，考试前一天，罗老师仙逝，我只得遗憾地放弃了老师。 我今年43岁了，人生半世，至今引为最大遗憾的是未能成为罗老师的及门弟子。尽管没有成为罗老师的及门弟子，但在自己25年来的求学问学、教学科研的学术生命中，罗老师给我的影响最大。我一直把罗老师当成自己的精神导师。 二、罗老师的三重身份 与会的有不少拉美史专家，如洪国起教授、林被甸教授、郝明玮研究员等，大家都公认罗先生是中国拉美史的奠基人。出席今天会议的更多的是从事现代化研究的学者，大家也一致推崇罗先生的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的地位。我想说的是，除了现代化研究和拉美史，罗先生还是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在中美关系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史学理论等方面，也卓有建树，罗先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史学家（另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界史学家是已故吴于廑教授）。罗先生不仅是世界史学家，而且还在近代中国史等领域别开一局面（事实上，他的现代化史观更大的冲击力也许就在传统相沿、左倾思潮根深蒂固的中国近代史学界。无独有偶，目前质疑罗先生现代化史观的也主要是来自近代中国史研究界的某些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 罗先生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思想家。他的名篇《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论一元多线发展观》《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等所包涵的深刻哲理，他的名著《现代化新论》《美洲史论》的博大气象，都是证明。能成为一个专家，只要持之以恒，相对说来并不太难，但既要成为专门家又要成为思想家，就远非易事了。顾准是这样的专门家和思想家，黎澍、李慎之、陈旭麓是这样的专门家和思想家，罗荣渠也是。 关于罗先生的学术史地位，不是我这样的后辈可以定论的。在这里，我想引述两位我同样十分敬重的学界前辈的评价作为佐证：一位是刘宗绪教授，一位是李慎之先生。 2002年8月5日，刘宗绪教授与他的学生刘北成教授在学术对话中谈到罗荣渠先生。刘先生说他对罗先生的文章“一直非常欣赏”。“我和他接触，我觉得，他的知识面比我宽得多，他国学的底子也不错。……与他交谈，我自愧弗如。在他的言谈话语之中，可以感到有很多哲理。他非常刻苦。……罗荣渠去世后，我对周颖如说，老罗是我最敬重的老学长。……第一，他的思考如此之深，这样的人不多见。第二，创见如此之多，不多见。第三，胆子如此之大，一概不凛，不多见。最后，这种刻苦精神、锲而不舌地要搞成某种东西的精神，不多见。”（详见刘宗绪著《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03-604页）。和罗先生一样，刘宗绪教授也是一位不仅有傲气而且有傲骨、不仅傲骨铮铮而且虚怀若谷的学者。上述评价，可以说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对另一位真正的学者的学术评价。 1996年12月24日，李慎之先生为罗先生遗著《美洲史论》作序。李先生饱含深情地写道：“仔细批阅老友的遗作，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我得承认我对荣渠的了解是不够的，只是通过读他的文章，我才进一步认识到他的价值。当代的中国据说正在经历着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可以称为人文学者的人真是车载斗量；各种出版物何止汗牛充栋，但是真正能有世界眼光、历史眼光研究当前中国第一大课题——现代化而又能有真知灼见者又有几人？荣渠未能尽展所长而猝然辞世，使我不能不为中国学术界感到深深的悲痛。”李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还说：“我与荣渠，相知未深，愈读其文章，愈识其价值。你的评语是对的。”在《痛失良史悼荣渠》这篇序文中，李先生写道：“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荣渠在《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中已经批评了我们过去对美国研究的‘狭隘’与‘缺乏系统性’，他提出，‘美国要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也需要加深了解美国’。他质问，为什么日本与西方接触而强盛，中国与西方接触而败落？他主张应该走百年前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开辟的道路，学习‘两百年来美国所以发展如此迅速’的经验。他的学生杨玉圣把这篇文章称做是‘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界的思想解放宣言’，实在并非虚誉。”1997年1月14日，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到罗荣渠教授时，李先生对我讲：陈寅恪的学问是中国原来就有的，冯友兰的学问也是，但罗荣渠搞的研究是中国过去没有的。罗是研究现代化的一把好手，他去世得太早了，太可惜了！（详见杨玉圣著《史学评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278页）和刘宗绪、罗荣渠教授一样，李慎之先生同样也是一位不仅有傲气而且有傲骨、不仅傲骨铮铮而且虚怀若谷的学者。上述评价，同样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对另一位真正的学者的学术评价。 罗荣渠不仅是历史学家、思想家，而且他还是艺术家。北大燕园书画会会长、《求索斋书法——罗荣渠遗墨选》，可以视作罗先生作为书法家的证明。他的漫画作品，保存下来的不多，但他的漫画确实别具一格。唱美声，作诗词，如此等等，都是艺术家的罗荣渠的写照。 三、薪尽火传 时光无情，岁月如梭。我最后一次听罗老师的课，就是在这个会议室，1995年11月12日，由大勇主持的“北大吴相湘教授讲座”上，罗先生主讲“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一转眼，已经十一年前的事情了。罗先生离开我们，也已经十年了。 十年来，在罗先生的得意门生林被甸教授的主持下，四卷本《罗荣渠文集》终于编纂完毕，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罗先生指导的首批博士生董正华教授创办主持了《现代化研究》丛刊。罗先生主编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也在林、董两位教授的主持下，继续编辑出版。罗先生创办的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也不断发展壮大。 记得李慎之先生在上述《美洲史论》序文中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荣渠执教北京大学凡四十年，培养了一些学生，我希望他们能继承他们老师的志业，真正做到薪尽火传。但愿我的希望不止于希望。”现在，李先生也已经去世四年了。对于李先生的寄托，我注意到正华在会议闭幕时的致辞中也提到了。为此，我冒昧地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将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该名为“北京大学罗荣渠现代化研究中心”。 第二，创造条件，创设“罗荣渠现代化研究基金会”。 2006年9月25日 （本文系根据2006年9月24日下午在在“纪念罗荣渠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暨《罗荣渠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整理而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