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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读本科时学的是中文，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三线”工厂从事行政工作。后来由于非常偶然的机遇，我成为金老的研究生，当时的心情是荣耀和恐惧兼而有之。感到荣耀的是，金老是我仰慕已久的著名历史学家，我能有机会亲聆金老的教诲，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感到恐惧的是，我的史学根基较差，听说金老是位严师，我怕难以完成学习任务。报到后我第一次拜访金老时，便谈出了我的顾虑。金老鼓励我说：文史不分家嘛！有较好的中文基础再来学历史，更能发挥自己的优势。特别是学习先秦史，要熟读先秦典籍，没有坚实的古汉语功底是不行的。金老还说，他解放前在东北大学中文系教书，也不是学历史的，来到吉林大学以后才开始搞历史，全凭过去的中文功底。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往往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只要肯下功夫，掌握正确的方法，就一定能学好。我听后茅塞顿开，大受鼓舞。这是金老作为导师给我上的第一课，也是对我影响最深、启发最大的一课。 我们投奔金老门下时，金老已年近八旬。当时金老身体康健，精神矍铄。除写作外，每周给我们授课两次，每次讲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金老特别重视先秦文献的学习。《尚书》、《诗经》、《周易》、《春秋》，“三传”、“三礼”等重要典籍都曾为我们详细讲解。金老经常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对先秦史、先秦文献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做专题讲解。金老记忆力极强，群经诸子之书全都烂熟于胸中。讲课时涉及某些典籍，金老常常大段大段地背诵，并能准确无误地指出这些内容的出处。我们偶尔核对原书，会惊异地发现金老的背诵只字不差。这使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常常慨叹，金老的这种功夫，我们是无论如何也学不到了。金老的书桌上下，找不到一张卡片，也没有积累资料的笔记本，写文章也不查索引之类的工具书，引用和资料全凭记忆，偶尔才翻书核对原文。有人曾说，索引之类的工具书是为懒人编的，金老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我们没有金老那样的文献功夫，所以离开索引和卡片就写不出文章，这正是我们与金老的差距。 金老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有时为了掌握我们在寝室里是否认真读书，金老常拄着拐杖到寝室里查看。并对我们说，读书要刻苦，要分秒必争，不可浪费时间。记得有一个星期日，我的两位师兄弟没向金老请假就回家了，金老到寝室见他俩不在，就问到哪去了，同寝室的人不敢撒谎，如实以告，第二天金老把他们狠狠地批评一顿。以后我们再也不敢随便回家了。授课期间每讲完一个单元，金老就让我们写一篇心得体会。交上去之后金老逐字逐句地批改，就像给小学生修改作文一样。下一节课开始前，金老逐篇讲评，写得不认真的还要退回重写。平时读书，金老也要求我们写读书笔记，还经常检查我们的读书笔记。金老常说，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从事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马虎大意，更不能投机取巧。没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就写不出高质量的学术论著。金老的这些教导我们至今仍铭记在心。 １９８５年，我在金老指导下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我选定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周代采邑制度研究》。开始金老不同意这一选题，担心材料少，怕写出来不够分量。后来我坚持要做这一题目，并表示有信心把这一题目做好。金老说，这个课题很重要，前人又未曾研究过，因而难度很大，你能知难而进，敢于打攻坚战，这很好，搞学术研究就应该有这种敢于啃硬骨头的精神。在金老的支持下我很快开始课题准备。其间每遇到疑难问题，就去金老那里请教。有时候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金老并不一致，但金老鼓励我按照自己的看法去大胆探索。金老说，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允许和导师不一致，什么问题都遵从导师，那就不会有重要的创见。我的论文写出后金老很满意，并给予充分肯定。有人说金老在学术上有“霸气”，我认为这是对金老的误解。金老不迷信权威，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如果说这就是“霸气”，金老确实有。但金老对后学、对弟子，不但没有“霸气”，而且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勇于探索。这是我的切身体验。２０年来我能在学术上做出一点点成绩，完全是金老栽培和鼓励的结果。 金老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金老的人格，金老的品德，金老的学问，却像一座巍峨的丰碑，永远地矗立在我们的心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