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寅恪在论及思想创获之可能性时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刘桂生、张步洲编《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第17页）这里谈的是学术研究所宜采取的立场位置，如何才能做到既有本源，又可高屋建瓴，即使没有“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魄，也可以因了“荡胸生层云”而使自家的学问气象有所洗涤澄净。 不过这是比较大的命题了，陈寅恪在谈到学术创新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日后亦常为来者所引用，大意是说必取纸上原有之旧材料与地下发现之新材料相互印证，为近世学术发展的一大要件，不可不察。这里说到的，倒真是一个非常具体细致的方法论问题，但其背后并非没有宏大意义的观照，且按下不表。在我看来，材料的发现与运用，非常重要，但除了陈氏注重的考古、档案等所得之外，我还要加一句，就是在已有材料中发掘新材料。所谓“以旧眼观新书，新书皆旧”，“以新眼观旧书，旧书皆新”。关键在于，研究者究竟以怎样的立场，去面对材料？这里的“新眼”，在我看来，更多地是一种思路、立场与角度的选择，即如何面对浩如烟海的已有史料？英国物理学家、剑桥大学教授斯蒂芬·霍金这样预测：“到2600年，世界上的人们将摩肩接踵，电力的消费将使地球烧得通红。如果你把新出版的书籍一本接一本地排列起来，你得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移动才能跟上队尾。当然，到2600年，新的论文和科学著作将是以电子的形式出现。然而，如果指数的增长继续下去，在像我所在的这种理论物理学领域，每秒钟将有10篇论文问世，而人们则没有时间去读它们。”（斯蒂芬·霍金《想象与变革——在下一个千年中的科学》，刘兵译，载《博览群书》1999年第11期第33 34页）你一秒钟能看多少字？如此计算，就是不吃不喝不睡，也根本就无法读完本领域的著作，那么又做什么学术研究呢？至于所谓对于资料要“涸泽而渔”的说法，简直是“痴人说梦”。当然，霍金提供的是一种略微夸大的、且预计到2600年的景象，并非现实。但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数码时代的呈现，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确实面临一个“材料海洋”的危机。一方面，我们得知道“身在福中”，与康梁那代人生于“学问饥荒”的环境中而苦求生存创新而不得，不可同曰而语；但另一方面，如何在这四望无垠的大海之中畅游任意，为我所用，却真的是一件考究人的智慧、勇气与毅力的事。百思而不得其解之后，猛然一醒，或许，穿游其中、慧心善择，是一条可能的出路。 一方面，我们应关注新材料的出现与否，但毕竟如陈寅恪那代人的时代机遇，并非时时都可指望，甲骨文字、敦煌文书、西北史地、明代内档……，都属可遇而不可求的“学术背景”；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学术的本真就是“常态构建”，甚至是会流于平庸的一种“庸常”之态。那么立足于此，我们就更应该善于在已经成体系、具规模的学术体制之内，考虑如何既“赓续前贤”，又“慧眼别择”、“有所创发”。 这一点，其实也渐为学者们的治学实践所验证。如治学对象与现代中国相关者，一般都不会不关注蔡元培、梁启超、严复、胡适等人，不管其专业领域是文学、历史还是哲学、教育，也无论其兴奋点在学术史、思想史还是文化史。这些重要人物的言行论著，既居于时代精神的中心位置，也为后人的追索历史、还原现场，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材料。他们的日记、书信乃至公文、档案等等史料，便是提供后来者“穿游”的最佳入手处。（王汎森利用台北藏傅斯年的档案，乃至编辑《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胡适自己有意识地留下有关书信资料等等，都是好例子）但仅仅停留于他们的材料，哪怕是“涸泽而渔”，也肯定解决不了问题。还必须要有“迂回进入”的本领，即不妨从他们同时代人的相关论述追忆入手。 印之以自家的研究状况，似乎也确实说明了这点。近来研治德国古典文学，竟不由自主地延伸扩大范围，由古典文学，而旁及古典哲学、古典学术（史学、法学）、古典艺术（音乐）等诸领域，在时限上居然也情不自禁地逐渐扩大势力范围，上溯则到莱布尼茨、沃尔夫等启蒙时期，下穷则至20世纪的现代时期。在有所深入的基础上，开始“自由穿游”，确实“乐在其中”。这种“前后左右”读书的快乐，是非彀中人难以领会的。而更有意思的是，确实材料是“互相映现”、“层出不穷”，有时倒觉得那是“妙手偶得”的意外收获了。不过，这种层次，可能并未能算得治学的最上层境界，因为致用的功利性还是强了些；钱钟书先生的读书，可能正是这样得来的“其理自见”。《谈艺录》还只是“小试牛刀”，到了《管锥编》，真有些“臻于化境”的感觉，那种中西之间相互参照、水到渠成的材料拈来，完全是一种“快乐着”的读书法。联想到先生说学问不过荒村野老之二三素心人事，果然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甘苦之言。当然，我个人的取径，已经受了学院化体制的太多影响，本身就是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出来的，天分又低，恐怕已很难找到钱先生的那种自在感觉，但恰恰是他这种不为外界所缚的“天马行空”，才真的有可能成就《谈艺录》与《管锥编》这样的时代巨作，说它们是古典中国的最后绝响，恐不为过，以传统的诗话方式，引入西方之新材料，相互参证、别出新境，虽非“黄钟绝响”，但恐怕亦是“后少见来者”。即便后人想摹仿，恐怕亦难得练成那样的功力；更重要的是，时世更易，即便有那样的雄心壮志与刻苦坚毅，也已经不复那样的传统与环境，制器之器已失，纵有再好的坯子，又能如何呢？不过，如此说法，并非“丧自家志气，长他人威风”，既然传统已经割裂了许久，那么“中国文化的复兴之道”，或许该当做别样求解。这且按下不说。 仅举数例：因了与治哲学的朋友接触，对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多少有些了解与兴趣。而因此，上溯至狄尔泰、洛采、施莱尔马赫等人，与自家本就相存的知识储备相契合，颇有所获。再说，因为对教育甚为关心，则洪堡、费希特的教育思想就常存于念，将其纳入到德国古典时代的整体文化背景中考察，则其意义之彰显，决非仅限于教育一隅。搞汉学的朋友，则会提醒你注意，德国思想界对中国文化是非常关注的，其中的渊源关系值得细加梳理。但就我个人对德国思想与文化史的认识而言，他们的“中国镜像”，即对中国的认识、接受与评价又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这些知识储备与疏通功用，是否就能“大放异彩”，现在还不好说，但至少它们在细节方面的不断渗透，会使自己的德国认知更加丰满完整，有助于从多元与宏观的整体上去把握自己的文学研究。“开卷有益”的收获，是毋庸置疑的。 陈寅恪对学术的意义与学者的使命，是有非常明确意识的，在他心目中：“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载陈寅恪：《陈寅恪文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学问虽不是万物更新的济世利器，但所关系者重大；而起关键尤在于所谓的“大师巨子”，即真正的学问中人。他们的使命是非常明白的，那就是要能“开拓区宇”，创发新知。这个意思，陈寅恪还有过更具体的表述，就是“预流”，能判断出未来学术的发展方向，并引领潮流。 我倒以为，如何“预流”，并非至关重要，亦不必为“预流”而“预流”，沉思冥想，但求以引领潮流为意，这就未免有些落于“形而下”的一面了。尤其在当今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功利思潮愈益严重，这一问题尤其当引起重视；其实，就历史提供的经验来说，也未尝没有教训。胡适倒可算是预流的人物了，但就其思想文化创获来看，并不能算大。这固然与他自身的学术积淀和自身定位有关，但他成名过早，不得不以大量的时间精力从事非学术的工作，多少有些“伤仲永”的味道。当然，这只是站在纯学术的角度来立论，至于从政治、思想、文化的立场来看问题，当另作别论。可总体来说，这一判断，仍是在世界文化背景中的“盖棺论定”，有些审视拷问的味道，但并非对先贤之不敬。最重要的是，如何走自己的路，走一条有创造性的、内省性的、静悄悄的“文化传承创新”之路，不必高声宣扬，只管自己低头走路。当然这种走路，也不能就是“自说自话”，根本就“不闻世事”。治学者，不关注现时的状况，肯定有变成“书蠹”的危险，其学问的气象规模都很难有“生气淋漓”的景致；但关注之后，是“高声喧哗”还是“压在纸背”，会有很多不同的路径选择，我倒以为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不妨多培养一点“史料穿游”的乐趣，做成些“寂寞以达致自由”的修养，这样的“无心插柳”，倒真地可能“绿地成荫”。老子不也是说嘛，上善莫若水，以其不争故为天下争。真正有大贡献于学界和思想界的“学术预流”，很可能是在这看似漫不经心的“史料穿游”之间。天道酬勤，学者在脚踏实地的“自在问学”之中，或许，也就真的接近了“读书本非为人忙”的境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