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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的品格(20050109)

http://www.newdu.com 2018-01-02 中华读书报 刘 石 参加讨论
多年前读过邓广铭先生《学术研究中的实事求是》(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一文,文中将毛泽东与恩格斯有关历史发展动力的言论两相对照,明确提出前者所谓“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分明是说得不够全面,说得有些偏激了”,并强调这一观点对历史研究产生的长期影响。这是邓先生为1987年宋史学会年会论文集所作的前言,我当时颇感惊讶,怀疑自1957、1966年以后,尤其是邓先生这样的老辈学者中,有多少人像他那样敢于在公开场合如此直言无忌。
    最近见到邓先生友朋门生撰写的《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李新先生的一篇谈到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宣部召开中小学历史地理和地图编写会议,由吴晗起草的编写方针是根据新中国地理来解释中国历史地理,所谓新中国民族大团结了,历史上不同民族建立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只能看作民族矛盾而不能称为对抗国家的矛盾。由于这一方针已经周总理批准,有些人明知不妥也积极拥护,独有邓先生始终反对,认为应根据历史事实说话,金和蒙古明明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国家,与宋朝实属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怎能根据现实去歪曲历史呢?我才知道邓先生之耿介不随,从来如此。我也因此宁愿将他70年代中期添入儒法斗争的那版《王安石》视作孟子所谓“权也”,而无关乎品德。不禁感慨,多少人经过连绵不断的洗脑运动,下焉者奄然媚世,中焉者随波逐流,上焉者亦不过默尔而息而已,可这几十年的艰难时世,对于邓先生的人格似乎并没有产生多少作用!
    充分体现邓先生史学家品格的,是其治学历程中一以贯之的求实精神。史学界都知道,早在50年代中期,与当时流行的“理论挂帅”、“以论带史”和“论史结合”等主张格格不入,他提出了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这研治史学的四把钥匙。而这四把钥匙所要打开的,正是历史事实这把锁,其中体现的求实精神与他30年后倡扬的“学术研究中的实事求是”无疑息息相通。世人好举陈寅恪《〈宋史职官志考正〉序》以证明邓先生的学术地位,但如果要了解他作为史学家的完整品格,我觉得除读其学术著述外,他的四把钥匙说、那次会议发言和《学术研究中的实事求是》这篇文章,是不能不给予特别注意的。
    若再问这种史学品格得以确立的基础,私意以为是缘于他视学术文化为“寄命之地”(借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语),或曰以学术自肩,文化自承。1993年,他据日本影印的司马光集解决了几处存疑的问题,致信送书给他的李裕民先生:“急将旧稿加以改正,引用书也改为《增广司马温公全集》,何快如之!”其时他已是87岁的老人。诚如受信者的感受:“一般八十多岁的老人不易为此激动,而急功近利的年轻学子更难理解为校正二、三个字的兴奋心情,唯有将一生献给学术的大家才会这样。看着略带颤抖的字,写得分外大的‘何快如之’,志在千里的老骥形象顿时呈现在眼前,令人敬畏,令人仰慕,令人叹服。”90岁时,河北教育出版社有出版其全集之议,孰知他于此好意坚辞不允:“出什么全集呀,我计划一年修订一部著作,几十年前的著作一字不改可不行!”真是不知老之将至。我们熟悉他的多部传世名著,却未必清楚这些成于早年的著述,直到暮年乃至缠绵于病榻间,仍在不断纠偏补漏。二写《辛稼轩年谱》,三写《岳飞传》、《稼轩词编年笺注》,四写《王安石》,持续时间动有长达半个世纪以上者!《颜氏家训·勉学》有云:“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以补不足”,“行道利世”,此八字正可移作邓先生的写照。
    邓先生山东人。《仰止集》仿佛几十位画家通力合作,描绘出了他身躯与精神同样伟岸的立体形象,部分程度上弥补了我们无缘亲承謦6者的遗憾。可以看出,邓先生是学生眼中的严师,即使闲居谈天,他也会冷不防问出几个问题,和他谈话得常保持一种备考的心态。他到资料室看书,常因阅览者人数寥寥而频频太息,以至管理员不得不哄骗老人:“昨天,有人来查书了;前天,也有人来查书了。”但集子中也有这样的回忆,他在课堂上提及宋太祖、宋太宗,必要加上“宋”字,反对直呼“太祖”、“太宗”,人问其故,答曰:“他们又不是我的太祖、太宗,我不愿错认祖宗。”引来课堂上一片笑声。望之俨然,即之也温,邓先生一定也是这样的老师。可惜的是,我们不能感受到了。
    晚年修改《王安石》时,邓先生给他的挚友臧克家先生写有一信:“其中有两节,自己甚觉得意,便改变为可以独立的专题论文,一篇已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刊出,另一篇于十天前刚寄往该刊,大概得明春刊出了。”(臧克家《深交七十年》所引1996年12月信)这段话对于我有一种特别的亲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原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匡亚明组长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创办的杂志,数月前辞世的张岱年先生受匡亚明先生之托出任主编。其时我正供职于该刊,邓先生的文章虽非经我手发稿,也算是身历其事。其间我还接过一次邓先生找人的电话,年近九旬的老人,嗓音有些含混。当他报出大名后,明知他看不见电话这端的我,我也立刻肃然起立。本想向他表达一些致敬的话的,但由于生性羞涩,什么也没说。去年在韩国,于使馆组织的教师联谊会上见到邓小南教授,还交换过名片,早知她是邓先生的女公子,偷眼见其眉棱眼角,心想一定会有其尊翁的几分影子吧。本来也想向她说些什么的,由于同样的原因,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小文草毕,感觉是没说的话终于说出了,不觉有一种轻松之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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