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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提到晚清绅商研究，从您辛亥革命时期的苏州绅商开始，到完成《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这一著作，有关绅商的理论体系包括那些方面的内容呢？ 答：绅商是资产阶级的过渡形态，我对有关绅商的理论建构实际上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的：绅商阶层的形成，类型区分、社会属性、社会功能、政治参与。 近代社会的大变局及重商主义的兴起为晚清绅商群体的出现创造了历史条件，就其产生方式而言，晚清的绅商不仅有由商而绅的渗透，也有由绅而商的转化。绅商阶层内部又划分为士人型、买办型、官僚型三种不同的社会类型，这种划分和区别分别体现了绅商阶层的不同侧面及内在多样性，同时也是绅商与不同社会阶层互相融合的结果。但是各种类型之间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转进转出，构成了一副动态流动的画面。就其社会属性而论，绅商乃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所谓早期形态，意味着绅商尚不是成熟和完备形态的近代资产阶级，而只是在中国社会由中世纪农耕社会向近代工商社会转轨过程中，一部分亦绅亦商人物逐步向符合近代要求的企业家过渡，次第具备了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思想和行为特征，充当了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介质和载体。作为新的社会阶层，绅商具备了丰富的社会功能，他们不仅热心参与社会公益、博览会等各种事业，而且在以商会为核心的近代新式商人社团的兴起与整合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不仅如此，在抵制美货收回利权、立宪运动、辛亥革命等近代重大政治活动中，我们均可发现绅商积极而活跃的身影，成为近代中国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概言之，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绅商阶层已经作为近代中国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而崭露头角。他们跨居绅士和商人两大社会阶层之间，上通官府下达工商，集权钱于一身，把持着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商会，具有不可低估的社会活动能量。 问：我们知道您在教会大学史研究中也有不少成果，您能否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研究？ 答：教会大学史乃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研究领域。国内教会大学史研究的真正的拓展却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当时业师章开沅先生提出要加强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近代教会大学大多是外国各教会及传教士所创办，长期以来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而受到批判。如果我们以历史、科学、辨证的态度来研究近代教会大学，我们会发现尽管在近代教会大学的创办中存在一些文化侵略等负面因素，近代教会大学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培养中国学生、提升近代大学教育理念等多个方面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近代中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基于此，在章先生的倡议与推动下，我校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教会大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我们投入巨资从海外购买了一大批珍贵的档案资料，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初步在国内外有了较大的影响。 就我个人的具体研究而论，在这方面最初我的研究集中于教会大学的个案研究，我校前身——华中大学就是一所教会大学，通过一系列的论文，我对华中大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个案研究，内容涉及办校特色、战时内迁等各方面。今年在我校百年校庆之际，在我的主持下出版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实的一部校史。除此之外，近年来我比较强调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在一些论文中，我研究了基督教在华的文化传播事业，其中我利用国外相关资料对早期基督教圣经翻译的研究在多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均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问：您在研究中强调范式转换，它的意义是什么？ 答：“范式”一词的英文为paradigm，有人译规范、典范，这一概念大致可理解为某一科学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基本认同并在研究中加以遵循的学术基础和原则体系，它通常包括一门学科中被公认的某种理论、方法，共同的对事物的看法和共同的世界观。在近代史研究中，我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会落入规范性范式的陷阱。我曾经在过去的一篇小文章中曾提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使用得颇为频仍的‘洋务派’、‘改良派’、‘买办阶级’等概念便带有某种规范性、暗示性的否定价值评判在内。历史人物一旦与这些概念沾上边，往往就成为灰色的乃至反面的历史人物,批判有余而肯定不足；反之，对待像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这类来自下层的农民运动，则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要去寻找和论证其革命性、进步性。” 我至今仍坚持这种看法，并进一步认识到这与史学研究中狭隘的政治史范式不无关系，也是我们必须突破这种范式而实现研究范式转换的理由所在。随之而起的现代化研究范式虽然不能完全包容革命史范式，但在从更大的时空范围考虑近代社会的演变,获得某些更具中性的历史认识上，毕竟体现了史学思维的进步。 基于此，我强调在研究中应当注意范式转换的问题。范式转换的意义，在于打开我们的历史思维空间，从更加宽广的视角去观察和解释历史。从革命史范式转换到现代化史范式，或从现代化史范式转换到后现代化史范式，或从单一的政治史范式转换到全面的社会史范式，因认识范围和论述侧重点的不同，很难说有一种能绝对包容和取代一切范式的终极范式，但伴随范式的转换,基本上可以看到我们的思维空间一步步被打开，观察历史的视角日趋多元化，对历史本身的认识也愈见丰富多彩，逐步更逼近历史的真实。 问：您提出历史研究中有三种渐趋明显的历史观，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 答：我曾经指出，在近些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大致可以观察到三种日趋明显的历史观，即更趋精细的历史观、长程的历史观和内部取向的历史观。精细的历史观提倡多向度的历史视角，主张历史中的区分和具体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长程的历史观以“大历史”为口号，提倡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从而进入所谓“总体史”研究的新范式、新境界。内部取向的历史观主张站在中国自身立场，从中国历史继承性方面，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观察中西互动的复杂情形。 这三种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当代中西学术交流日益加深的新形势下的继承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种史观均是研究范式转换的结果，而且体现了范式转换中思维方式的变更和历史思考空间的扩大。这正是范式转换最根本的意义所在。所以，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去探讨各种范式的区别和转换，但更值得做的，却是捕捉范式转换所带来的思维的乐趣和无限的历史想像空间。没有史实便没有历史，只有史实也不是完全的历史。如何在二者中间找到平衡，正是科学研究范式的使命。 问：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建立中国史学之新范式呢？ 答：最近我在评介李伯重的大作《江南早期工业化》一书时受到一些启发，提出要“据之于实情”建立中国史学的新典范（范式）。实际上，建立新典范的过程必须要准确处理好经验（事实）、模式、经典三者的关系，经验（事实）构成历史研究的根本出发点，是三者中最基础、最本质的要素，也是我们之所以强调要“据之于实情”的基本理由；由对某些经验的正确解释而形成的经典理论，只能起到一种理论上、原则上的指导作用，而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任何一种具体的历史发展模式必须从具体历史经验中抽象出来，即“从事实基础上建立概念逐步形成模式”，而不能从经典中推导出来，这是基本的历史思维逻辑。对待经典的正确态度，是既要借重于经典，但又不能迷信于经典。要活用经典，将经典与事实相结合，肯定其与事实相符的部分，纠正与事实不相和的部分。完全撇开西方经典理论，我们的研究往往缺乏深度、缺乏理论的延续性，陷入经验主义的泥沼；但如果执迷于各式各样的西方经典，不作辨析与区分，不与中国的实情相结合，我们的历史研究便无以谈突破，无法去创新，同样要走入歧途。 问：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从而引发了二十世纪初之“史学革命”。在新的世纪中，许多学者提出要建立二十一世纪的新史学，您认为新史学建构的目标又是如何呢？ 答：我认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新史学的建构目标或方向乃是“总体史”。 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看，从梁启超当年所提倡的“新史学”到今天说的“新史学”，其实存在某种承继关系和内在渊源。概而言之，是单一的王朝史、政治史向文化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综合”的历史发展。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提倡“新史学”的实质，就是要突破以王朝兴替为中心的旧史束缚，拓宽史学之视野。 从西方近代史学发展的渊源看，“新史学”依然是以“总体史”为其使命和特征。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在论述“新史学”的特征时，提出了“任何形式的新史学都试图研究总体史”的命题，并且指出新史学“以无所不包的总体历史自居，并要更新历史的全部活动范围。新史学在任何领域中的开拓性著作全都表现它们不受任何专业限制的雄心壮志。它们是旨在介绍和研究社会整体的历史著作。”由此可见，以研究长时段和深层次结构著称的“年鉴学派”实际上就是“总体史”的代表，也因此成为西方“新史学”的代表。 因此，无论中西，现代史学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总体史”既是“新史学”建构的目标，也是“新史学”的研究范式。作为研究范式的“总体史”，它追求的是层累结构的丰富性和范式转换的多次性、多样性，不能局限于现有的某一典型范式或终极范式。“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 问：作为范式的“总体史”能否视为史学研究的方法呢？ 答：当然可以。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实际上更多地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或“全辐式”的把握。总体史固然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具有“大历史”的特征，但它却并不排斥微观的、具体的历史研究，而常以微观、具体的历史研究作为其载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中有大、以小见大，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入和描述是微观的，将宏观历史研究和微观历史研究、长时段研究与短时段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史学风格。比如，商会史研究和社会群体研究本来是非常具体的研究，但是我们却可以贯注“大历史”的精神，对之进行“总体史”的研究。所谓“总体史”的研究，也就是全方位的研究，既对一个具体的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既可以从经济史、心态史、思想文化史角度切入进行研究，形成立体化研究格局。在研究方法上，也要采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乃至法学等多学科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均可采用。这种研究的结果，是在一种新的视角和眼光之下，使某种具体的研究更趋精细化和精制化，展限历史的多面相、多纬度，更接近于历史的客观事实。 问：您能否谈谈您的治学体会？ 答：现在回头看看自己的治学经历，如果说在学术界我还有一点“些微”的成就的话，那离不开长期扶植我成长的章开沅、刘望龄、林增平等各位老师无私教诲，离不开朱英、桑兵等学友的帮助。至于谈到治学体会，就个人私见，至少有下列数端可以提出与大家共勉： 第一，循序渐近。中国学术历来讲求由浅入深，水到渠成，强调打好基础，反对急功近利，学问速成；第二，厚积薄发。学术研究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宽广的知识基础，并形成较为宽阔的学术视野和较为恢弘的学术气度；第三，独立品格。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而要想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创新性的成果，道德就必须进行独立的思考，甚至在表述方式、行文风格上都应有自己的个性；第四，执著追求。学者应视治学为“一桩要以生命去相搏的严肃事业”。真正的学者要有“十年磨一剑”的“敬业精神”，他们的治学不单纯是基于赚钱谋生的市场法则，而是基于浓厚的兴趣，基于为学术而学术的探索精神。这才是值得我们学习与继承的品质。 问：您对现在的中学历史教育有何看法？ 答：我始终认为在中学教育体制中，历史教学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岗位之一。历史既厚重而又有丰富生命力，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师在教学中必须要做到教研相长。中学历史课程相当繁重，我认为我们的教学方法应当强调做到融会贯通。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学不能采取填鸭式的方式，否则无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对学生或其他人而言，历史仿佛只是一堆死去的毫无联系与意义的碎片！而这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中学历史教学发挥不了它应有的教育意义，同时更长远地来看，历史丰富的生命力也被勒杀。因此，只有做到古今中外历史的融会贯通，我们才能真正地教好历史，才能在学生中引起更广泛的兴趣与共鸣。 除此外，我认为面向新世纪的中学历史教育，对我们的教师而言，我们的挑战不仅是要在教学方法上应当努力做到融会贯通或采取新的技术手段，更高的挑战乃是强调教师科研素质与能力的提升。中学历史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教学目标的实现，我们应当在教学中通过各种手段提高自身的科研素质。科研并非只是高等院校或研究所工作者们所能从事的，我们的中学历史教育者也完全可以做好科研。当我们中学教育者的科研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后，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而且能够更大程度上培养学生学习与热爱历史的兴趣。 长期以来，在我校的师范生教育中，我们一直强调大学阶段不仅是学习知识的重要阶段，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系统的学习提升我们的科研素质和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的世纪中完成中学历史教育者应有的使命。实践证明，我们的这一思路是正确的，我们华中师范大学培养的学生很多已经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受到了学校、社会、学生等多方面的欢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