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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8日，这一天在我心头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痛！ 早晨8点左右，系办公室的王老师打电话过来说，刘宗绪老师昨天半夜起来的时摔倒在地，左腿基本失去知觉，需要请人帮着送医院。接过电话后，我立即叫醒胡春雷，并打电话邀上系里的年轻教师少兵和林海，很快赶到了刘老师家里。约莫9点钟，校医院的救护车到了楼下。少兵、林海、春雷和系里的几个研究生费了一番周折，从狭窄的楼梯间将刘老师从家里抬了下来。我陪着师母在一旁协助。看到静静地躺在担架上的老师，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到疾病是何等地折磨人。无情的病魔，竟然将人格和身躯同样伟岸的老师放倒了！ 到这时，刘宗绪先生已与病魔抗争了整整一年之久。前一年的1月4日我从师母的电话中，得知刘老师患了癌症。那天早晨师母打电话来的意思，是让我陪她一起去学校财务处办理住院支票。在财务处办公室门口，我问师母，刘老师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吗？师母说，你刘老师那么聪明，瞒不住他的，他自己知道。2002年1月8日先生正式住进了医院。1月11日第一次手术。听师母说，第一次手术是非常成功的。手术后几天，我和向东、建华两同学一道去医院探望，从半躺在病榻上的先生的脸上看不到哪怕是一星半点的病态愁容。可是，谁知道癌细胞却不停地在先生体内打游击，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到2003年1月8日先生已先后经历了四次大手术。 这一天，先生又一次住进了医院。在家等校救护车的那一刻，他让我们看了他后脑部手术后留下的差不多两寸长的伤疤，还跟我们说了第11次化疗后一夜之间头发落光的经历。那一刻，他一直谈笑风生。怎料到，这一天却成了先生与他自己读书、执教和生活超过了半个世纪的师范大学诀别的日子。 一 1956年，刘宗绪先生大学毕业留校，从这里开始了教师生涯，一生从事世界近代史和法国史的教研工作。他长期活跃在大学教学第一线，教学独具风格，不仅“以高屋建瓴的视野、睿智深刻的辩证逻辑、风趣幽默的语言赢得了学生的普遍赞誉”，而且尤为重视教学内容的学术水平，不断地将学术创新成果融入课堂教学，编写学术水平高的教材，由此影响了广大的莘莘学子和大、中学校教师，直接和间接地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史学人才，成为他这一代史学工作者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作为专家和名师，刘宗绪先生的精神品格是令人钦佩的，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我学习。 一是辛勤耕耘、锲而不舍的精神。 刘宗绪先生勤于思考、勤于动手。也许是专业使然，终其一生，他一直在思考历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怎么看历史”。早在读大学时，他就开始思考这一问题。留校任教伊始，他更是逼着自己思考。而他思考得最多的一个问题，还是历史发展到底主要看什么？正是在不断地深入地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他既在宏观的史学理论的层面构建了关于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形成了“一家之言”，又在微观的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推陈出新，提出了许多为人称道的创建。不仅如此，他还能够及时地将自己思考的结果系统地整理并写出来，予以公开发表。所以，虽说在他的同辈学人中，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喜欢思考和善于思考者，决不在少数，但像他那样因勤于动手，而发表了诸多论著以泽被史坛者并不多见。 早在1958年，他在与世界近代史教研室的同仁共同编写《世界近代史讲义》时，就将他在备课和教学中思考的心得和一些新的观点写进了这部讲义的绪论，正式开始了自己关于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的认知和探索过程。1960年，这部讲义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1949年以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编写的世界近代史教材，获得广泛好评。”1962年初，他又写作并发表了题为“论世界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的文章，进一步将自己的有关看法形诸于文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首先提出将世界近代史分为三个阶段的观点，并据此主编了两本体系创新、观点独到和影响巨大的世界近代史教材，最终建立起自己的具有特色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至于那一篇篇关于具体问题的力作，同样是他读书、思考和写作三环节环环相扣的结晶。 最令人感动的是，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先生仍孜孜不倦，笔耕不辍，写下数万字学术著述，参与筹划高教版世界史教材的修订，并主编了《历史学科专题讲座》。先生自己说，在北大平安里医院接受化疗的那段时间，他每天上午乘车回家，在电脑上写那么个把小时，然后又乘车回医院。他这是在争分夺秒啊！虽然治疗期间他始终焕发祥和与欢乐的信息，但他心里一定很清楚，老天爷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他要与时间赛跑。所以他等到了《历史学科专题讲座》和《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史学研究与历史教育论稿》的出版，并在电脑中存留了有关高教版世界史教材近代史部分的修订大纲。 二是对教学、对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 刘宗绪先生的教学态度是极其认真负责的。他把课堂当学术讲坛，按做科研的要求去认真备课。他不仅下功夫钻研教材，充分地占有资料和掌握理论，不断地思考并提出新的、需要探索的问题，不满足于现有的教学——“不但对自己掌握得不太好的部分不满足，而且对自己比较熟悉的、讲起来比较有把握的部分也不要满足” ，而且尽可能地了解学生，了解他们的已有知识、学习方法、读书情况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等等，以便备课和教学时有的放矢，增强教学效果。这一切又是以他对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为前提的。 刘宗绪先生将培养学生能力问题看成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认为“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是具有较强的能力，是衡量我们教学工作效果的重要标准之一。” 而这种能力，对于文科学生来说，主要就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先生总是注意以自己的积极思维去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思维，以此来感染学生、带动学生，使他们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时经常处于积极思考之中。可以说，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像先生那样，始终关注学术前沿，自觉地更新历史知识和历史认识，坚持不断地以鲜活的史观引导和影响学生，并不是每一位教师都能做到的。他在与弟子北成的访谈中举的例子较为典型。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一个大学教师听了他的两次演讲后对他说：“坦率地说，你这套观点我都同意，但是你讲的那套我不想改。（为什么呢）女的55岁退休，我离退休也没有几年了。如果我照你的那套全改，我就得全部重新备课，重新考虑，重新研究。咱们年轻时接受的都是苏联教材那一套，已经驾轻就熟了。你要让我另改一套，那我花费的力气就太大了。” 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不愿意费劲”、“怕花精力”的懒惰思想在作祟，实际上却反映出这类教师对教学、对学生的责任心的缺失。而刘宗绪先生对教学、对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在我看来，正是他一生作为高校教师的学术创新的动力之源。 也正是在责任心的驱使下，先生从关心祖国青少年一代的教育出发，把自己一生探索的更加符合史实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观点、体系引入中学教材和教学。他与黄安年教授一起专门为中学历史教师编写了《世界近代现代历史专题30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该书先后印行达80万册。他还奔赴各地讲学，引导中学历史教师更新知识和教学理念，使以他为代表的生产力主线理论在中学历史教学界得到了广泛接受，从而为提高中学历史教学水平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先生用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为我们树立了为人师表的典范。 二 老实说，虽然与刘宗绪先生接触比较早，但我对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精神的了解和体会，是逐步加深的。 1980年我考进师大历史系读书，不久就知道北师大历史系有个大个子刘老师。1983年我选修了先生开设的《法国近代史》课程，因而第一次直接地受到了这位大个子老师的教诲。那年春季学期，先生在文史楼302教室给我们上《法国近代史》。他给我们同学的第一印象，是坐在讲台上比有些任课老师站着还要高。在那个时候，由于我自己思想的浅薄和对学界动态的无知，没能很好地体会先生在法国近代史和世界近代史领域的创新性的学术贡献，更多地是受到了他那充满智慧和幽默的教学风格的感染。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给我们上的《启蒙运动》那一课。从这一课中，我们不仅学到并记住了很多的知识，譬如“启蒙”一词的法文发音、拼写和涵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众多的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和思想，似懂非懂地了解了启蒙运动的历史地位，而且头一次听说了很多诙谐的说法和有趣的故事。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经先生的口说出的费加罗的一段独白和天真汉的故事。费加罗是启蒙剧作家博马舍于1778年发表的剧本《费加罗的婚礼》的主人公。剧中，费加罗有一段独白，“他说，贵族老爷有什么了不起，竟配享有门第、财产、爵位和高官？这些人没有任何贡献，‘除去从娘胎中出来时用过一些力气’，什么也没有。而自己作为无声无名的普通人，仅仅是为了生活而施展出来的学问和本领，足够统治西班牙一百年还有富余”。 听先生说，费加罗的这段独白后来成为了广泛流传的佳句。 在课堂上先生给我们讲述的伏尔泰笔下的天真汉的故事更是令人捧腹。这些故事让我们牢记不忘。先生因讲课风趣幽默生动而最受同学们欢迎。有一位现任教于北京某轻工业大学的同学因为太喜欢听先生讲课了，所以当先生筹办和主持1985年和1987年的呼和浩特、青岛全国中青年教师讲习班时，她不惜自己掏腰包，跟着先生去呼市和青岛听课。要知道，1984年我们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月薪只有50来块钱呢。 1988年我回母校读研究生，对刘宗绪先生的学术思想、创新精神以及平易近人的师者形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领悟。那几年，是北师大历史系世界近现代史专业世界近代史方向师资力量的鼎盛时期，我好像听到过“四大金刚”和“三驾马车”的褒称。当然，金刚也好，马车也罢，肯定都缺不了刘宗绪先生。 我们那一届在世界近代史方向就读的研究生一共12名。冰冰、小黄和老单是先生的入室弟子，我和其他8位师兄弟妹们分配给另外同样是学识渊博的老师们指导。那时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与今天相比有些差别，主要是大的专业方向分得比较清楚。譬如我们所在的方向是世界近代史，就没开设现代史部分的课程，以至三年毕业有位师兄分到外省的一所高校后，因为在研究生阶段没专门学过世界现代史课程，不敢承担该校所分配的世界现代史教学任务，而引起该校的不满。这一情况是我1994年来师大任教后才听说的。我们读研究生期间，不但没感觉到那时的培养模式所存在的弊端，反倒因为与教世界近代史的老师们有很多的接触机会而觉得它可取。头三个学期，我们一直学习世界近代史基本理论和专题课程，近代史教研室的老师们轮着给我们上课，指导我们读书、讨论。除听课外，我并没有得到刘宗绪先生直接指导的机会，但正是在这段时间，我比较认真地读了他的一些论文，如《试论热月政变的性质》、《法国大革命的根本任务和革命的上升路线》、《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几个问题》、《雅各宾派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地位》、《人的理性和法的精神——法国大革命的启示》等，对先生的那些精深独到的学术观点有了一些领会。 那时候，最让同学们心头热乎的，莫过于老师们不仅和蔼可亲，而且都没有门户之见。无论那位老师指导的研究生，其他老师都像他自己的导师一样地在学习和生活上关照他。此外，同学们在宿舍里喜欢闲谈的，是导师们在家里如何跟研究生拉家常、谈学习。所以，我们从冰冰和小黄那里知道了先生招待研究生的特别方式——一边让大家吃“心理美”，一边谈学问之道。尤其是小黄，对先生让他们把那个“心理美”红心大萝卜当作水果吃，感觉很特别，很有意思。我们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刘老师有超前意识，早就知道吃绿色食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