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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汾阳东龙观宋金壁画墓进行了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2012年，由考古发掘领队王俊先生执笔的《汾阳东龙观宋金壁画墓》（以下简称《东龙观》）发掘报告正式出版，此书将发掘成果系统而完整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报告内容丰富，既有重要的发现，也有客观而详细的叙述。 此次考古发掘共分为五个区域，有东龙观北区、东龙观南区、西龙观区、团城区、团城南区，发掘清理唐、宋、金、明、清代共48座墓葬，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随葬品组合。主要的发掘成果集中出自东龙观北区和东龙观南区，共发掘墓葬27座。这些墓葬可分为砖室墓及土洞墓两类，所属时代以宋金元时期为主，其中砖室墓大多为仿木结构，墓内壁画内容有人物、家具、食物、宠物等，装饰手法有砖雕、砖雕彩绘、砖雕壁画等。通过对报告的阅读，有以下几点认识。 （《汾阳东龙观宋金壁画墓》,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汾阳市文物旅游局、汾阳市博物馆编著，文物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定价450元） 《东龙观》报告将器物的位置在墓葬出土遗物部分进行了叙述，从而使文字与图互为补充。在以往的报告中，出土器物的位置仅在墓葬的平面图上标注，几乎没有相应的文字提及。近些年，随着对墓葬研究的深入，有关学者已经认识到“把墓葬整体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分析的框架，进而在这个框架中讨论墓葬的种种构成因素及其关系”（巫鸿：《美术史十议》81页，三联书店，2008年）。这就要求在考古报告的编写中将出土器物与墓葬形制及其他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不止于在墓葬平面图中对器物的标注，也需在文字叙述部分介绍器物出土的位置，从而利于研究者把握墓葬的整体情况。考古报告中的文字和图是互相补充、互为依托的关系，因此则需要将文字和图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呈现出墓葬的原貌。《东龙观》中将器物位置进行叙述的方式值得借鉴。 精美的彩版照片为《东龙观》报告增色不少。照片是考古报告中最直观的传递信息的方式，由于照片的排列有先后，因此其前后的逻辑性亦很重要。《东龙观》所附的彩版照片的排列采用客观方式叙述，以单个墓葬为一单元来组织墓葬形制照片和器物照，即首先是各个墓葬的整体及其各个部分照片，紧接着是其内出土随葬品的照片。显然，这种彩版照片的排列方式与以往的报告中将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二者区分开来而各自排列的方式有所不同。《东龙观》的照片排列方式易于使读者通过照片总体把握墓葬的情况。然而，这种排列方式对于现场的发掘、报告的编写有更高的要求。 以往的排列方式是将所有墓葬照片放到前面，器物放到最后，由于墓葬形制差异往往不大，因此很容易直接排版，器物亦如是。而《东龙观》的彩版排列方式则要求在现场拍照时就需考虑将来影响照片排版的因素，如照片的纵向或横向，不然，就会出现一个整版排不满的情况，对版面是一种浪费。在室内整理的时候，选择照片也相当重要，不仅要考虑选那些最能表现墓葬特征的照片，也要考虑这些照片之间在版面上恰当的搭配问题。如《东龙观》彩版四七M42的两张照片周围有太多空白的地方，而照片又显得太小。此外，对于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丰富的墓葬，就需要考虑一个彩版放一张照片，这样，才能达到整体均衡，让读者翻看时有较强的亲历感。如彩板二八中的两幅照片，分别代表了墓葬发掘时的两个过程，一个是清理出墓室骨架、器物后的俯视照片，一张是移去骨架、器物后的棺床及内部仿木结构情况。这两张照片放在同一版上，使得信息过多。如果能像彩版四〇的M40墓室俯视照那样采用一个整版，则效果更好。另外，彩版九三中的买地券与其它七件器物放在同一版，所占的地方太小，不能看清买地券上的字，使读者不能直接通过照片来识读买地券上的字迹。 墓地“明堂”的发现确实是这本报告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宿白先生曾在《白沙宋墓》中讨论过“明堂”问题，惜未发现相关遗迹。之后，在其他地区也发现过类似的遗迹现象，只是未能深究。东龙观墓地的明堂位于墓道前端左侧，是一小土坑，坑内放置器物。虽然东龙观墓地“明堂”中出土的买地券等遗物中没有“明堂”二字，但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考察当地风俗，进行深入分析并予以确认。而辽宁省博物馆藏的金代正隆五年“明堂之券”（彭善国、徐戎戎：《辽阳金正隆五年瓷质“明堂之券”》，《文物》2010年12期）不仅从其命名上，而且从内容上均印证了东龙观墓地所发现的相关遗迹是“明堂”无疑。 作为中国第一次经过科学发掘发现并确认的明堂遗迹，其发掘者在发现前后的思考及发掘过程对以后的发掘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