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强制和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朝鲜大门被打开之后，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将魔爪伸入朝鲜。《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是朝鲜和欧美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这一条约将朝鲜的门户彻底向世界打开。那么，日本和美国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背景和经过究竟是怎样的呢？ 背景 1882年签订的《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是在中国、朝鲜和美国三国互动、协商的情况下达成的。朝鲜王朝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直厉行锁国政策，曾击退法美舰队入侵，并在全国各地竖立斥和碑，上面写道：“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戒我万年子孙”，体现出朝鲜坚持闭关锁国的决心。朝鲜也因此成为亚洲最晚开放门户的国家，被西方国家称为“隐士王国”。1876年，日本以武力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成功打开了朝鲜的国门。虽然《江华条约》签订数年后朝鲜政府并没有与欧美列强缔约通商的行动和打算，但该条约的签订毕竟为后来《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打下了基础。 而此时的美国在经历了南北战争后资本主义空前发展，实力不断强大。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和进行，美国把触角伸向了远东地区，企图打开当地的市场，便于美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19世纪中期，美国辉格党政府实行重商主义政策，打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国门。美国内战之后，执政的共和党也继续遵循商业扩张原则作为其东亚政策的基本准则。朝鲜半岛自然不出美国视野之外。但由于朝鲜王朝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坚持锁国政策，美国在日本成功使用的“炮舰外交”竟没能在朝鲜奏效。1866年发生舍门将军号事件，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驶入朝鲜大同江，要求朝鲜政府与之通商，结果商船遭到攻击而沉没；1871年美国亚细亚舰队进攻朝鲜江华岛，史称“辛未洋扰”，虽然取得了军事胜利，但由于朝鲜军民的坚决抵抗而撤兵作罢。但美国并未灰心，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美国再次对朝鲜提出开放国门的要求，并准备借《江华条约》之东风迫使朝鲜的门户向欧美国家全面敞开。 朝鲜的宗主国清朝政府由于洋务运动的发展，实力开始增强。而清廷对朝鲜的一贯政策是“内政外交从不与闻”，对朝鲜的对外开放也持消极态度，这种消极态度一直持续到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期间，当时被清政府雇佣的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透露日本在侵台之后将用兵朝鲜，因此建议朝鲜与法、美缔约通商以防日本。但清廷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却认为：“高丽国小而完，熏吓不动，中国似未便劝令与法美通商。……况美无远略，法多内患，实不暇此。”后来清朝礼部给朝鲜的咨文中也未鼓励听从日意格的意见。但经过了《北京专约》和《江华条约》的订立，日本的威胁和朝鲜的危机逐渐浮出水面，清政府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1876年10月李鸿章致朝鲜领中枢府事李裕元的书函中指出：“西洋英俄者国专务通商，地球从内几无不到。兹日本既导先路，诸国或思步其后尘……此中操纵机括，谅老成谋国者必能措置咸宜也。”暗示朝鲜与欧美缔约通商。其次是以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为契机，更刺激了清政府对朝政策的调整，由以前的消极应付转为积极干预。1879年6月清福建巡抚丁日昌在条陈海防事宜时专门提到朝鲜问题。他说： “臣愚以为，高丽已不得已而与日本立约，则不如统与泰西各国立约，何则？日本有吞噬高丽之心，而泰西无灭绝人国之例。将来倘倭、高启衅，凡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庶几日本不致悍然无所忌惮。……若泰西仍求与高丽通商，似可由使臣密劝勉从所请，并劝高丽派员分往有约之国。苟能聘问不绝，自可休戚相关，一切得力军火，我亦可密为挹注，俾足图存。倘遇倭、俄二国意图蚕食，我固当以全力卫之，并可邀齐与高丽有约之国，鸣鼓而攻，庶几高丽不致蹈琉球覆辙。否则高丽亡，则倭、俄与我东三省实逼处此，此固心腹之疾，非仅肘腋之患，不同琉球弃取无关得失也。” 丁日昌的奏折最有说服力的部分莫过于不使朝鲜“蹈琉球覆辙”的理由。除此之外，当时盛传的“俄国威胁论”也是促使清政府改变对朝政策的另一原因。总理衙门受到丁日昌的奏折启发，正式决定采取行动，设法让朝鲜同欧美缔约通商。但清政府的对朝政策不可遽然改变，无法下命令强迫朝鲜，只好采用“劝导”的手段，于是让李鸿章又一次致函李裕元，明确提出让朝鲜“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但他的建议遭到李裕元的拒绝。不过在次年，清朝驻日使馆对朝鲜使臣金弘集所做的工作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驻日参赞黄遵宪写的《朝鲜策略》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朝鲜决策层，更在朝鲜引发了政治地震。总之，随着日本与俄国的威胁增大，清政府一方面认为朝鲜与欧美建交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则本着“以夷制夷”的观念，希望引进欧美以制衡日俄对朝鲜半岛的威胁，进而保障清朝的安全。清政府对朝鲜外交政策的主张和影响，也为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创造了条件。 经过 美国求助日本 1878年秋，美国海军部决定派遣海军中将薛斐尔（Robert Wilson Shufeldt，又译萧孚尔）周游中东、东亚，以促进美国对亚非贸易的发展，其中一项使命就是尝试打开朝鲜的国门。薛斐尔于1878年12月初由美国出发，取道非洲西海岸北上，经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印度洋，于1880年4月15日抵达日本长崎。薛斐尔到日本后，乃设法与朝鲜建交。 薛斐尔曾在1867年奉命赴朝鲜调查过舍门将军号事件，但无功而返。此次他来日本之前，美国国务院就已经委托日本政府居间协调。日本外务卿井上馨担心日朝关系因此恶化，但又不好拒绝美国人的请求，所以训令驻釜山领事近藤真锄协助薛斐尔打通朝鲜东莱府方面的关节。薛斐尔来到釜山后，请近藤代为会晤东莱府使沈东臣，但沈东臣以不得接触洋人、不得上呈书契的规矩而予以拒绝。薛斐尔返回日本后，经过与美国驻日公使平安（John Armor Bingham）商量，拜托井上馨亲自出马，写信给朝鲜礼曹判书尹滋承，这样薛斐尔书信也能附于信后而送到朝鲜人手中。井上只好答应写信，劝导朝方与美国建交，并将薛斐尔书信译为汉文附于信后，由近藤真锄递交给朝鲜政府。到了1880年8月11日，访日的朝鲜修信使金弘集（金宏集）将尹滋承的回信和薛斐尔书信一并呈给井上，朝鲜方面借口薛斐尔书信中把“Corea”翻译成“高丽”是辱国（高丽王朝是朝鲜王朝的前朝，将“朝鲜”译成“高丽”就相当于把“大清”译成“大明”一样），因而退还了薛斐尔书信。美国依靠日本斡旋来促成朝美建交的希望便破灭了。 中国参与斡旋 在辛未洋扰时，美国曾请清政府介入中朝关系，但被清政府拒绝，所以此次美方起初并未有联络清廷的打算。但薛斐尔在等待朝鲜回信时，就已经预计不会有好消息，于是他转向驻长崎的中国领事馆求助。领事余瓗将此事上报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何如璋原本就有劝朝鲜与欧美修好以防俄的构想，因此对美方的求助极为重视，在1880年6月7日上报总理衙门。朝美建交正好符合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战略，而李鸿章更为了避免因为美日合作而使中国在朝鲜地位边缘化的状况出现，故在得知美国人主动找上门来的消息后，便迫不及待地于1880年7月23日邀请薛斐尔访问中国天津。8月25日，薛斐尔在天津会见李鸿章，向他表达了借中国之力与朝鲜建交的请求，李鸿章也答应致函朝鲜政府疏通。李、薛两人抵掌而谈，一拍即合。同年11月，薛斐尔返回美国述职，美国国务卿布莱恩赞成透过中国与朝鲜缔约的建议，便于1881年3月15日任命薛斐尔为驻华使馆武官，前往中国负责对朝缔约事务。清政府也在1881年2月23日批准将朝鲜外交事务从礼部完全移交北洋大臣和驻日公使。中国斡旋朝美建交的过程就此展开。 朝鲜态度转变 就在李鸿章与薛斐尔达成共识之际，对朝美建交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黄遵宪赠给金弘集《朝鲜策略》。出使日本的朝鲜修信使金弘集在与日方交涉的过程中，顺便多次进出中国驻日使馆，与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和参赞黄遵宪进行笔谈。何、黄多次向金弘集指出打开国门与欧美建交的重要性，而且黄遵宪还亲自写了名为《朝鲜策略》的小册子赠与金弘集，论述朝鲜应当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一起抵制沙皇俄国的南下。《朝鲜策略》被带回朝鲜后，直接促成了朝鲜政府态度的变化。此时无论是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还是领议政李最应（兴寅君），都对《朝鲜策略》深表赞同。但这也引起朝鲜国内的轩然大波，保守儒生于次年发起了“辛巳斥邪运动”，上疏抨击《朝鲜策略》，斥责黄遵宪和金弘集引狼入室，坚决反对与美国缔约建交。这次以上疏为主要形式的政治运动遭到朝鲜政府的严厉镇压，甚至还引发了文字狱，多名儒生因为上疏文中语出不敬而被处死或流放，到1881年秋破获安骥泳的举事，朝鲜政府才算暂时压服了反对声音。 另一方面，1880年冬，朝鲜国王李熙派密使李东仁、卓挺埴先后来日本，向中国驻日使馆转达了对《朝鲜策略》的信服，并恳请何如璋公使出面斡旋朝美关系；1881年初，朝鲜政府又派李容肃出使中国，向李鸿章表达了欲与欧美立约之意，请求李鸿章“一一开诲硕划”。李鸿章遂令幕僚马建忠和郑藻如等代拟朝鲜与各国通商章程，交李容肃带回朝鲜；又命郑藻如修书于朝鲜贡使任应准，论述“联美七利”，提议朝鲜迅速派要员来华协商。由于“辛巳斥邪运动”正在蔓延，所以朝鲜政府虽有意与美国建交，却无法立即派出使节。但是，中美两国联手合作，加上朝鲜政府的态度转变，《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已是水到渠成，任何腐儒的意见都无法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了。 条约缔结过程 1881年夏，薛斐尔回到中国，两度就朝美建交的进展问题询问李鸿章，李鸿章并未对薛斐尔作出肯定答复，只劝他耐心等待，性急的薛斐尔对此十分恼火，甚至怀疑李鸿章有食言的可能。与此同时，朝鲜译官李应浚为通报朝鲜将派学徒学习洋务之事来津，李鸿章趁机命郑藻如再次修书于朝鲜，督促朝鲜派使节来天津与薛斐尔接触。不久后朝鲜预定的使节赵龙镐暴死，朝鲜遂改派金允植为领选使，率学徒来华，并确认与美国缔约建交一事。1881年12月，薛斐尔获知朝鲜议约使臣即将来华的消息，1882年1月19日他收到了美国总统阿瑟授予他对朝议约的全权委任状，于是计划在1882年春在天津议约，5月赴朝鲜签约。清廷也在1882年1月23日颁布上谕称：“朝鲜久隶藩属，自应随时维持调护，即以固我边陲。该国必与美国订约，则他国不至肆意要求，于大局实有关系。着李鸿章随时相机开导，妥为筹办，该国联美之计，为日、俄各国所不愿，该大臣亟应加意慎密，毋贻口实。”正式将斡旋朝美缔约的任务交给李鸿章负责。 稍早前的1882年初，朝鲜国王李熙派的领选使金允植及学习洋务的60名学徒抵达中国，而金允植身上更重要的任务则是确认与美国缔约建交一事，正如他后来回顾的那样：“盖议约事居十之八九，而学造事不过一二耳”。李鸿章在保定府与金允植接洽，起初朝方要求清朝皇帝“明降诏旨”，要求朝美缔约，并由清政府派员主持，李鸿章为了不“转予外人以挟持之柄”，拒绝了此提案；随后金允植又奉国王密谕，请求李鸿章代为主持，最后决定朝鲜派出全权使臣在天津议约、在朝鲜签字，还将马建忠、黄遵宪、李东仁所拟的三种条约草案反复比对，确定了包括“属国自主”（朝鲜承认自己是中国属国，但外交自主）、征收关税、不立教堂等原则。然而，因为朝鲜国内排外情绪还很浓厚，国王难以公然派遣全权使臣赴华议约，所以李鸿章在1882年3月下旬回天津后，便代替朝鲜和薛斐尔谈判，津海关道周馥、二品衔候选道马建忠及美国驻华公使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亦参与其中。他们从3月25日到4月18日进行了五次会谈，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属国自主”条款，薛斐尔认为美国只能跟独立自主的对等国家缔约，故坚决反对条约中出现“属国”字样。经过几番折冲，双方决定空出第一款即“属国自主”条款，等待美国政府的指示，不得已由朝鲜政府在该条约外，另备照会声明中朝的宗藩关系及朝鲜的“自主之权”，其他条款并没有明显争议，于是李鸿章和薛斐尔在谈判结束后草签了条约，《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就基本定稿了，随后李鸿章派李应浚将约稿带回朝鲜。 1882年3月，朝鲜政府派鱼允中、李祖渊二人赴天津参加预备会谈。4月22日，鱼允中、李祖渊尚在途中，而薛斐尔却不肯久留中国，遂携与李鸿章草签之约稿赴烟台，准备动身前往朝鲜。李鸿章一面将此事通报朝鲜统理机务衙门总理大臣李最应及朝鲜国王李熙，一面派马建忠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乘兵船偕往，协助薛斐尔与朝方顺利缔约。5月8日，马建忠一行先抵朝鲜汉江口，与朝鲜官员李应浚、赵准永、金景遂等及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进行接触，薛斐尔于5月11日才到达。5月14日，朝鲜国王所派的议约大臣申櫶、金弘集姗姗来迟，先后登上中美军舰拜访。马建忠要求朝方准备全权委任状和“属国自主”照会，并将他本人拟好的“属国自主”照会草稿交给金弘集。5月19日金弘集将委任状和照会出示给马建忠，双方签约手续至此具备。在此期间，朝美双方也举行了谈判，除了朝鲜要求禁止米谷输出以外未有其他异议，双方妥协的结果是限于仁川禁止米谷输出。1882年5月22日，在中国官员马建忠、丁汝昌的监临下，申櫶、金弘集与薛斐尔在济物浦（今韩国仁川）临时搭建一个帐房里签署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同时薛斐尔还收到了朝方提交的“属国自主”照会（薛斐尔自称是两天后才收到的）。 《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议定引起日本的高度关注，马建忠乘坐的军舰驶抵汉江口停泊时，早有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乘兵船在该处等待。花房义质登船拜访马建忠，企图窥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内容，中、朝、美三方均秘而不宣。薛斐尔在条约缔结两天后即返航上海，马建忠、丁汝昌则前往汉城谒见了朝鲜国王李熙及世子李坧后回国。1883年1月9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2月27日，美国政府任命福德（Lucius Harwood Foote）为美国首任驻朝公使，1883年5月抵朝赴任，与朝鲜督办交涉通商事务闵泳穆交换了条约，除了第六款略加修改（补充“不禁美国船只从朝鲜此口至彼口装出口之土货或交卸运来洋货”）以外，其余未作改动，这标志着《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正式生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