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年来，关于长城及其历史的研究，中外学者已有许多重要的成果。论者或从欧亚大陆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资源争夺的宏观视角，或从中原王朝为“御边”而大兴土木及其后果的角度，或从讨论长城及其配套设施的营建出发，多有新见。历代也有不少诗文对死于长城修建之役的普通人表示同情，对统治者因修长城而滥用民力进行鞭挞。但是，对于长城两边的普通人怎么想，怎么做，他们对长城怎么看，关注甚少。这可能是因为材料的局限，但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更多地从国家和统治者的立场去看长城，而真正在这里世代生活的农民、士兵、牧人们却被遗忘或漠视了。 20世纪初，有位美国旅行家盖尔（William Edgar Geil，一译盖洛）从山海关一路行走到嘉峪关，这个对中国充满好奇和赞誉的西方人曾有个愿望，即在长城边寻找一千个不同的人，听他们讲一千个传说和见解。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完成了这项工作，但在他于1909年出版的《中国长城》一书中，的确讲述了许多普通人的故事。这并不是说他不关心长城的建筑和与其相关的重大事件，而是说这种态度和我们同样热爱和钻研长城、却只注意其伟大之处的同行有着巨大的差异。他记录的这样一段经历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我们向他询问哪条路通往长城以及距离有多远，他告诉我们怎么走，并准确说明长城在三英里之外。“但我从未见过它。我从早到晚都在树林中打柴，这沉重的工作使我抬不起头来，所以我从未见过长城”。 一个人在求温饱而难得的时候，会想到长城甚至它有什么意义吗，哪怕它近在咫尺？难道我们会因此责备他不爱国或者破坏了长城地区的生态？ 明朝嘉靖初年的长城边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日早，虏贼五骑至兴武营暗门墩下，问墩军曰：“我是小十王、吉囊、俺答阿卜孩差来边上哨看，你墙里车牛昼夜不断做甚么？”答曰：“总制调齐千万人马，攒运粮草勾用，要搜套打你帐房。”贼曰：“套内多多达子有哩，打不得，打不得。”又言：“我原是韦州人，与你换弓一张回去为信。”墩军曰：“你是韦州人，何不投降？”贼曰：“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我不投降。”（王琼：《北虏事略》） 有个韦州（今宁夏同心县）的汉人投了蒙古，跑到长城边上向明朝守军打探消息。双方互通情报之后，明朝守墩的军人劝他投诚回来，但这个人却拒绝了，认为在家乡度日比草原艰难。这时，我们会碰到某种道德困境：我们会批评这个人背叛明朝降“敌”，还是对他在老家过不下去被迫出走表示同情与理解？长城真是一道不能逾越的界吗？在历史上，除了战时，长城两边的人是否就像许多界邻地区一样，有着不断的流动和交往？ 盖尔值得称道的一点，是他注意到“在附近的长城城墙上有石碑铭刻着那些几百年前指导修建长城的砖瓦匠工头、铁匠工头和石匠工头的姓名”。他还提到明代的军人“被派去开荒屯田，那些石碑上的碑文表明当时有一套分配田亩的制度”。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许多碑文已消失不见。在今天陕西府谷的木瓜乡，发现了一块署着万历四年三月的石碑，上书： 神木兵备□为申严墩守□。奉抚院明文，仰各墩军□。此碑常州在墩□挂□□防□不许私离□地，□回城堡□失器□如达□以军法重治。若军有事故，即禀守□□□补木瓜园堡操守王济坐堡李锐下本守二十墩，西去永宁二十一墩一里零三十七步。 计开常州守瞭墩军五名：一名刘奉，妻□氏；一名赵□□，妻所□；一名李生，妻□氏；一名杨文斌，妻仝氏；一名王宗，妻蒋氏。 器物：黄旗一面、锅五口、瓮八口、梆二个、盔五顶、甲五付、弓箭三付、刀三把、□□十根、生铁□尾炮一位、百胜鉐三□、三眼炮一杆、小铁炮一个、铅子四十个、火草一个、火线五十条。 东路兵备道提边委官绥德实授百户仵勋。 白水县石匠曹登云男曹□儿造碑。 从碑中我们知道，这里有五个守墩军人的家庭，国家配备了相应的火器装备，负责守备20号墩到21号墩的一里多长城防线，但关于他们的生活，除了需要自己做饭烧水之外，就没有什么信息了。可想而知，在陕北的长城脚下，墩军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不过，在同时期的其他文献里有这样的记录：“墩军多与零贼交易，以斧得裘，铁得羊肘，钿耳坠得马尾，火石得羔皮。”（郑晓：《皇明北虏考》）说明墩军为了改善生活，常与关外的蒙古人交换一些衣食用品。更有甚者，“虏待命边外，屡向墩哨卒问进止。一日，邀守墩百户李宝下墩，以虏酒席地饮之，载以马拥入俺酋营，与之欢饮”（《明世宗实录》卷251）。蒙古人不仅向墩军打探明朝情报，还邀请明军小头目去其营寨喝酒。这在许多人看来当然是大逆不道，但却说明双方的军人、民众之间，并不希望隔绝和战争，他们想要的是和睦相处和互通贸易。这就是王崇古、方逢时等地方大员推动高拱、张居正做成“隆庆和议”的群众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