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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本来是我第一本专著《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以下简称《先秦》）的修订版，但现在成了它的“升级版”，甚至可以说已是另一部新著。这背后的心路历程和编撰过程是我首先想交代的。 20年前的1996年，我在恩师徐苹芳先生的指导下撰就了博士学位论文《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当时年轻学者学术著作的出版，颇为不易。为了申请出版资助，我曾先后三次请俞伟超、严文明先生写推荐意见，都得到慨允。最后在恩师徐苹芳先生和时任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的赵珩先生的关照下，2000年同名著作得以在该社出版，但也只能印1000册。 不意，《先秦》问世后仅数月时间即告售罄，出版社出于经济压力也无法重印，以致十余年来一直处于脱销状态。不少读者只能读到电子本。据说在韩国曾出现盗版书，定价偏高。后来韩国学者金龙星将其译成韩文，2014年在韩国ZININZIN出版社出版。作者与我联系时全书已译毕，我遗憾于原著材料偏旧，给他提供了《先秦》截稿后的1998～2013年间相关研究的中文文献存目录于书后，期冀或可稍补缺憾。 《先秦》编辑出版之际，我开始接手二里头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到现在已是第十八个年头了。田野工作加之此后其他研究项目的展开，使得我一直无暇他顾。所以尽管时常有朋友问及此书的修订再版，我则视为畏途，不敢拾起。一来是当时对先秦城市的分期分区梳理及理论方法论层面的思考，需要站在现在的时点上着力进行深入的分析；二来作为该书一大特色、被俞伟超先生誉为“一部查阅先秦古城考古学资料的索引库”的资料更新，工作量也是巨大的。本想这任务由精力充沛的年轻学者继续完成最为合适，但终究无人接续这项庞大的工程，故此书的修订增补一直拖延下来。 2015年年初，学界仍需要此书的话题，又被年轻朋友提起。我最初的考虑是是否可以原版重印，暂飨读者。在老相识欧阳云、杨超两位编辑朋友的鼓励下，开始考虑可行的修订方案：收入最新考古材料，正文做最小限度的改动，同时增收《先秦》出版后本人发表的10篇相关论文作为权宜的补充。与此同时，在欧阳云、杨超二位的努力下，他们供职的金城出版社和西苑出版社，决定用此书的修订版申报2016年度的国家出版基金。最终，本书入选了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名录。 入选的图书被要求按期出版，这个时间下限给我上了一个“紧箍咒”，它迫使我把这件本该早办的事提到了议事日程。俗话说，“井没有压力不出油，人没有压力轻飘飘”，这个“紧箍咒”成了这部新著得以问世的契机。于是我于2015年2月开始了《先秦》一书的修订工作，尽管经常是断续的状态。 《先秦》出版之后，我一直在不间断地收集与先秦城市考古相关的田野考古资料与研究论著的存目。在书的修订过程中，我逐渐坚定了一个信念：这本新书首先应是一部工具书，它对材料的收录应该是竭泽而渔的。考古界很看重考古报告，因为学术观点一般只是“各领风骚十数年”而已，而考古资料却是永存的。如果说《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要做到“好看”，那么此书应当力求“好用”。 于是，我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搜集梳理、补充订正、反复编排基础图表和文献存目上，竭泽而渔的作业铺展开来，相当枯燥繁琐。在两年多时间里，这些图表和文献的分类归纳方案变来变去，可以没有任何篇幅和字数上的增加甚至还有所减少。经校勘确认两处异名城邑其实为一处，欣喜之情甚至不亚于新收录一处重要城邑，可以与考古人的拼对陶片和甲骨缀合相提并论。资料梳理当然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分类排序，处处能显现出笔者聚类分析的痕迹。值得欣慰的是，它们越来越有条理，臻于合理。 作为过了学术爬坡期、已入知天命之年的学者，可以平心静气地每天钻图书室，收集整理着附表和文献存目这些看似与理论方法、宏大叙事无关的简单资料，我的心境是平和的、有成就感的。在经历了学术人生的爬坡打拼阶段之后，静心为后来者做些铺垫性的基础工作，相当于上几个世纪的前贤在编纂古典文献“引得”，感到参与传承不失是一种享受。想到这些资料不是登录网上的大型学术搜索引擎或查查《年鉴》类的工具书就可以得到的，也有快慰充填心中。 虽在意料之中又有些意外的是，细碎的数据，却整合出了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大数据”。表面上暂时抛却了书稿正文的具体修订，但这些基础性的“简单劳动”却反而让我有更多的大脑的“闲暇”去思考全书的顶层设计和谋篇布局的大问题，甚至开始要在书名上“动手术”。 原书题为《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主题是城市。众所周知，“城市”已是抽象的概念而非具体的考古现象，对城市的认定已属价值判断的范畴，对城市起源及早期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分析，已属定性研究。关于早期城市与城址（圈围聚落）的关联与差异，我在原书中已有论述，近年又提出了中国古代早期都邑“大都无城”的论断[1]。在原书的写作中，一直感到纠结的是，《先秦》是论证城市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而处理的主要考古材料又是城址，所以我要颇费心思、不吝笔墨地来论证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以使文题相符。譬如第二章的正题是“中国城市的起源及其初期形态”，得加上副标题“以龙山时代城址为中心的聚落形态考察”，有了这个转换，才能落实到考古学研究的层面上来；第三章“夏商西周时期城市的特质”，得首先谈那些大都无城的“王朝都城址”，然后才是方国和周边邦国部族的“城址”。从章节目录上就能看出在“城市”和“城址”间不断切换。 显然，考古学作业最得心应手的是聚落形态——聚落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过程。若着眼于圈围设施的有无和存在状态等，那就是城邑的研究。如果将研究的主题从“城市（city）”转换为“城邑（enclosure settlement）”，岂不是扬长避短？ 想到此，心中涌起一种深深的释然感。《先秦城邑考古》，就是它了。如果年轻时注重自己论著所显现的“研究”实力，那么如前所述，现在则意欲加重其资料性和基础研究的分量，开始意识到潜心做些“资料”搜求梳理工作更是造福于学界的“善事”。这样，整部书就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这就是我称其为《先秦》“升级版”的缘由。 如前所述，由“城市”到“城邑”这一词的改动，使得这书转型为一部注重资料性的、聚落形态本位的专著。与此相关，其研究对象较《先秦》大幅扩展，而研究时段的上限，则由仰韶时代晚期的公元前3000多年上溯至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公元前7000多年前。 这是因为，首先，城邑作为防御或区隔性聚落，其问世远远早于城市、文明和国家的出现。其次，笔者循《先秦》中首次提出的对“城”之概念的广义界定，再次明确提出“城邑”不限于用城垣围起的聚落，其圈围设施还包括环壕、栅栏和利用自然天险构筑的各类工事。这样，对城邑的追溯自然也就及于围垣聚落的前身——环壕聚落，这是考古学容易观察到的最早的城邑类型。 由是，从公元前7000多年前上山文化的环壕聚落，直至公元前三世纪庞大的战国城郭都邑，构成了本书的研究对象。如果说书名中的“先秦”偏于狭义史学范畴的话，那么这部书可以有另一个名字——《上古城邑七千年（7000BC-221BC）》。用个再通俗点的词，这部书就是一部“围子”的上古中国史。 “围子”的变迁，当然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这些围子从极小到超大，从单纯的防御或区隔设施、稍简易的环壕聚落到壁垒森严的庞大围垣都邑，其间曲曲折折，但有一个发展的脉络在里边。为了讲好这个围子的故事，就得有分期，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我把先秦城邑的发展分为5个大的阶段和10个时期，即前仰韶时代、仰韶时代（含前期、后期两段）、龙山时代（含前期、后期两段）、二里头～西周时代（含二里头时期、二里岗时期、殷墟时期、西周时期）和春秋战国时代。每期城邑的分布图及其动态解读，就是具有创新性的“大数据”的汇总。 博士毕业至今的二十年，正是我在田野实践与综合研究的过程中，对中国上古文明发展进程形成明确认识、逐渐形成自己的史观的二十年。大家从上述分期及其定名上，即可看出这里暗寓着我个人考古学本位的认识，也即，不再纠结于夏、先商、早商、中商等文献史学的概念，不对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和王朝归属做对号入座式的比附。对前殷墟时代（前信史时代）的城邑，一律以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名之，它贯穿于对相关问题叙述的全过程。 按笔者自己的考虑，这部书有三个定位： 它首先是一部资料集成。它收纳的图、表和参考文献资料是网罗殆尽的，它彰显了考古学作为本源性学科，可以给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丰富给养与灵感的独特价值。 它又不仅仅是一部资料集成，更是一部地道的研究性著作。因为它贯穿了作者明确的史观，有不同于以往的概念界定和叙事框架，在若干问题上有作者独到的认识。 它更像是一部教材，或者教辅读物。述而不作的写法，以及跨时空、文化谱系的综合图表、年表都是勾画性的，力求简明易懂；而全部文献存目，可以看作是个大的“延伸阅读”库吧。 注释： [1]许宏：《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责编：韩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