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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思想之花总是在碰撞与交融中绚烂绽放，“争鸣”往往成为这一华彩时刻最初的见证者。徜徉于新知、新论的海洋，享受人文思想的凝练与升华，使我们在新征程的起点不再踌躇，充满自信地努力前行。又到年终岁首之际，本版分两期与读者分享过去一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热议的话题。“争鸣”版期待“回首思想”能成为我们一同前行的能量源泉，继续观照现实，与读者分享人文精神之魅力。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任重道远，与之伴随而生的学术论争亦此起彼伏。立足学界论争，2017年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有两条鲜明的线索，即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是什么”与“怎么做”的问题。 “是什么”的问题 其一，基础理论方面，马克思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基础理论部分。相关论争与探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维范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工作的推进，影响深远。笔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立了劳动本体论思想（《试析马克思〈资本论〉劳动本体论思想》，《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8期；《为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思想发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2月20日）。胡岳岷《〈资本论〉中是劳动本体论吗？——兼与谭苑苑博士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一文质疑上述观点，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立的是资本本体论。笔者在《再谈〈资本论〉的劳动本体论思想》（《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6月13日）一文中，从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发展动态、马克思劳动本体论思想的形成依据及其本质特征等方面予以回应。此外，李昕桐认为马克思现实性概念中内含本体论意蕴，具体结构表现为人的“劳动—经济—实践”（《江海学刊》2017年第6期）。陶富源则将马克思本体论定义为一种“融唯物性与辩证性于一体的辩证物质论”（《哲学研究》2017年第3期）。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围绕研究对象、方法论、逻辑主线、体系建构等方面展开探讨。卫兴华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既要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也要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程恩富认为，应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过程中，继续使用《资本论》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基本层面和运行机制（《北京日报》2017年10月16日）。 逄锦聚强调，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位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原理（《南开学报》2017年第4期）。李建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交换关系以及政治、国家关系；方法论包括历史唯物论、唯物辩证法以及实践认识论三个方面（《福建日报》2017年1月17日）。 洪银兴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线，应是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并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文杂志》2017年第12期）。王立胜提出以“社会有机体”为统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明确叙述起点和分析主线，厘清理论来源及拓展学科框架（《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怎么做”的问题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研究我国重大现实问题时，研究热点与学术争鸣亦不断涌现，尤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为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为例，相关学者主要就如何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认识、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以及如何认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阐述了各自看法。他们在此问题上体现的共性思考主要包括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错误干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明确市场与政府的各自作用。 王立胜认为，要发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两方面优势，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紫光阁》2017年第9期）。邱海平批判了新自由主义者将政府与市场简单对立起来的错误思想，强调必须全面、辩证地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又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各级政府的积极性、创造性（《前线》2017年第2期）。张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又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还应注意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改革、对外经济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改革方式、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问题（《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周新城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界限，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在各自坚持自身的本质内容的同时，其具体实现形式必须做出适应对方需要的调整（《改革与战略》2017年第10期）。 如何科学正确地看待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点难点。真理不会褪色，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探索步伐也不会停下，捍卫并坚守马克思主义研究阵地在任何时候都是每一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使命与担当。诚如马克思所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谭苑苑，中共福建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哲学 2017年，哲学界对现时代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形成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关于《资本论》及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人工智能和共享经济的探讨尤为热烈。 《资本论》理论性质之争 近年来，哲学界普遍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不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而且从根本上说是一部哲学著作。在如何体现其哲学性上，王南湜认为，不能把《资本论》作卢卡奇式的“社会本体论”解读，应在总体历史解释学与抽象的精确科学之间对其作近康德阐释（《“历史科学”的两种模式——〈资本论〉方法论问题的再思考》，《福建论坛》2017年第7期）。仰海峰认为，《资本论》既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运用，也不是所谓的劳动辩证法，更不是结构主义的多元决定论，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构型的批判。资本逻辑导致现代社会形式化、结构化，社会意识表现为拜物教意识（《〈资本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批判》，《哲学动态》2017年第8期）。郗戈从现代学科发展角度提出，马克思处于经济学与哲学在现代分化后重新趋于整合的发展阶段，《资本论》开创了一种综合经济学与哲学的“新哲学”形态（《〈资本论〉中经济学与哲学关系问题的思想史考察》，《哲学研究》2017年第3期）。同时，高超对当前《资本论》泛哲学化阐释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资本论》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是一部典型的科学作品，我们要在合理的界限内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略论对〈资本论〉的越界阐释》，《哲学研究》2017年第8期）。 《资本论》思想渊源及与其他经典著作关系再审视 白刚认为，《资本论》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合理形态的辩证法，通过汲取“概念辩证法”的“合理形式”和“实证辩证法”的“现实内容”，实现对德国观念论和古典经济学的双重批判和超越，揭示出构建“新社会”的可能性（《辩证法的历险——从“德国观念论”到〈资本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5期）。孙乐强指出，作为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圣经”的“机器论片断”只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一个过渡环节，只有在《资本论》中才能建立起科学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和相对剩余价值学说，准确揭示一般智力与剩余价值生产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实现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解剖（《超越“机器论片断”：〈资本论〉哲学意义的再审视》，《学术月刊》2017年第5期）。周嘉昕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演变说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的差异性发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之间——重读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的理论“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7年第2期）。黄志军从“信用”视角考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关系，信用从人格的货币化发展到货币的人格化，使人陷入更深层次和更系统性的非人化（《论信用与人的存在方式：从马克思到希法亭》，《哲学动态》2017年第4期）。 《资本论》基本问题及意义探讨 王庆丰通过解读《资本论》，提出“资本形而上学的三副面孔”。作为主体形而上学，个人受资本抽象的统治；作为欲望形而上学，人类的物质欲望放大到极致；作为权力形而上学，资本成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支配一切的权力（《资本形而上学的三副面孔》，《哲学动态》2017年第8期）。孙亮引入开放马克思主义代表霍洛威的观点，认为《资本论》的起点不是商品，而是财富。无论对《资本论》第一句话的文法学分析，还是从形式批判中蕴含的“相反方向”，都应该以财富为起点（《形式批判”与“停止制造资本主义”——约翰·霍洛威对〈资本论〉起点的重构及其政治效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杨淑静认为斯密在《国富论》中以分工为出发点，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他们没有窥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质性，只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商品逐步揭示出人的存在秘密。 人工智能、共享经济等前沿哲学反思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吴冠军提出“后人类纪”概念。就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夏莹认为，尽管人工智能展现出强大的学习能力，但它依然建基于经验论框架，人工智能无法真正构成对人类的威胁。对于人工智能这种技术趋势，段伟文提出“伦理嵌入”以防范科技风险。人工智能体是一种“拟主体”，问题在于如何用代码编写的算法使人所倡导的价值取向与伦理规范得以嵌入到各种智能体中，使其遵守道德规范并具有自主伦理抉择能力（《人工智能的道德代码与伦理嵌入》，《光明日报》2017年9月4日）。 共享经济、数字经济是近来年广受关注的“新风口”，哲学界对其保持着冷静思考，把目光投向这种新经济发展方式能否构成对资本逻辑的根本性超越。夏莹认为，共享经济只是依赖于互联网平台构建的一种新的资本运行模式，其存在是对过剩资本的消化，这恰恰符合经典资本主义批判之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论断。共享经济不仅没有带来对沉淀资源的循环利用，反而产生更多资源的浪费性生产（《论共享经济的“资本主义”属性及其内在矛盾》，《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蓝江提出数字资本是继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之后的第三种资本形态，经过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终端重构的人类生活，并没有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只是从物化的异化变成数字化的异化，当代资本主义批判需引入数字政治经济学批判（《数字异化与一般数据：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序曲》，《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 （周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文学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显著跃升，文化软实力、国际话语权、中国学派等问题在人文社科领域日益凸显。落实到文学理论领域，则体现在对当代西方文论的系统批判及中国文论的反思重建上。这种整体性的反思、批判、重建及由此带来的争议与讨论，2017年主要集中在“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文学理论的“民族性”问题三大议题中。 “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 继“反本质主义”引发学界讨论并指出当前文艺学的“反本质主义”主张（如“建构主义”、“关系主义”等理论模式）并不彻底，仍陷入“本质论”的范式中后， “本质主义”文论问题进一步激起学界争鸣。 赖大仁《文学本质论观念的历史嬗变及其反思》（《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透过“文学本质论”的历史、嬗变及影响进行了考辩：一方面，文学本质论是现代文论的核心问题，反映了文学理论的转型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文学本质问题的反思，也可获得经验教训并在克服“反本质主义”、论争带来的消极影响和自我迷失的困惑中，进行当代文论的探究。王坤《反本质主义和本体论学理问题》（《学术研究》2017年第9期）则指出，“反本质主义”的成功在于以建构论消解本质论的僵化或固化对象的弊病，但建构论真正要消解的还是“本质论”的先在性及其背后的自然本体论。 事实上，无论是“本质主义”文学观，还是“反本质主义”文学观，均有其合理性，关键是如何将“是什么”与“不是什么”这种“实然性本质”转向价值论层面的“应然性本质”的探索中，进而在对文学问题的“现实接地性”思考中探究与建构当代中国文论。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论建设” 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关乎对西方文论，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文论的定位和反思。由此，对“西方文论”及“强制阐释”相关问题的反思研讨，亦成为学界争议的焦点。 一是对“强制阐释”及“阐释边界”的讨论。张江《开放与封闭——阐释的边界讨论之一》（《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不确定关系的确定性——阐释的边界讨论之二》（《学术月刊》2017年第6期）和《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等文章认为，当代西方文论诸学派均“消解阐释主体与文本对象之间的界线”，导致“文本阐释和解读最终走向神秘主义和不可知”；阐释的关键要“在确定与非确定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将阐释展开于两者相互冲突的张力之间”，阐释者应“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赵炎秋《阐释边界的确定与开放》（《文艺争鸣》2017年第11期）也指出，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文学活动，都是多种因素的对立统一，正是这种张力和对立统一形成了“文学阐释边界的既确定又开放”。 二是对西方文论影响下“中国经验”及其文论建构的反思。朱立元在《远离文学和文本：对当代西方文论困境的一点反思》（《华夏文化论坛》2017年第1期）中指出，西方当代文论出现的问题“根源在于远离文学、远离审美和语言，甚至远离文本”，进而在文学边界的模糊中吞没了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化转向“使得文学理论批评只有文化，没有文学本身，存在不着边际的泛文化、泛政治化的批评”，从而最终导致文学缺位。曾军在《关于中西文论“对话主义”研究方法的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中则提出，中西文论的有效对话和讨论，应采取“需要—选择”、“折返—出入”、“对话—共识”模式，只有以“中国问题”为中西方文论讨论的平台，才能有效建立中西文论的对话机制。 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的反思与重审，一方面显露出当下文学理论发展遇到的某种困境，尤其是其“文化转向”、“政治转向”后造成的文学缺位、理论杂交与话语空疏，使得当前文学理论的阐释边界和理论品格发生流失；另一方面也彰显出当代学者试图建构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的自觉与决心。 文学理论与“民族性” 无论是反思“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还是反思“后现代主义”文论话语，均触及文学理论的民族性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语境中，如何摆脱文学理论“失语”状态以抗衡西方文论，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文论话语霸权的冲击，保持文学理论的民族性品格，也引发了学者讨论。 南帆在《文学理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性》（《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并不能 “将本土想象为固定不变的实体”使之“成为一个外在于世界的超然孤岛”，“本土或者中国经验并非静止的，所有本质主义的固定解释都有可能丧失效力”。要想真正“将文学的阐释权从西方文学理论那里夺回来”，有效可行的途径在于用“开阔的理论视野”聚焦“中国经验”这一轴心。谭好哲在《新时期文学理论反思的问题、思路与方法》（《百家评论》2017年第1期）中则认为，文学理论的民族性建构，关键还在于对新时期以来本土文学理论予以及时总结，只有厘清这些重要文学观念的理论特征、演进历程及其论争流变，文学理论的本土性轮廓及其精神风貌才能呈现出来。 文学理论的“民族性”问题与讨论“本土性”暗合，这正是批判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的初衷，也是反思“反本质主义”在发生“文化转向”后依附西方话语远离文学的发生逻辑。尽管说“理论”无国界，但理论生发的“土壤”有别，其“问题域”必然不同。因此，在反思“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及民族性问题时，其落脚点只有指向中国文学艺术生产、传播、消费与接受的各个环节以及当下现实生活，在面向中国文学作品与文化现象的本土性经验与征候中、在现实问题的美学回答中，方能求得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并最终真正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 （李圣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历史学 2017年，中国史学研究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争鸣成为学术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史学界就许多重要论题展开热议，反思国内外已有的史学命题或研究路径，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引向深入。 反思国外史学思潮 目前，唐宋史学界基本达成如下共识：中国社会在唐宋之际经历了深刻变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一般认为，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最早概述了这些变化，指出中国由此开始从中古社会向近世社会转型，这一命题即所谓“唐宋变革论”。此后，宫崎市定提出“宋朝近世论”，对该理论进行了强化与发展。中国学界对上述看法多有探讨，至今不衰。张邦炜《唐宋变革论的误解与正解——仅以言必称内藤及会通论等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5期）认为，学者提及唐宋变革论，大有言必称内藤湖南之势，其实，日本学界有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之分，并非“内藤假说”一统天下。早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学者就有自己的唐宋变革论，且源远流长；唐宋变革不是突变，而是因革；中国学者提出的唐宋会通论并非对唐宋变革论的颠覆，而是补充和完善，二者兼容互补。 “新清史”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学界兴起的学术思潮，以欧立德、罗友枝等人为代表，旨在解构汉化观的历史书写，从“内陆亚洲”这一研究视野出发，强调清朝的“满洲特性”。“新清史”在国内学界引起诸多批评，呈现具体事实考证与理论性争辩相结合的态势。总体言之，破多立少，在理论建构方面明显不足。此种情况引起学界重视，刘文鹏《回到国家建构——对清代历史研究中帝国主义路径的再分析》（《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认为，作为“新清史”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满洲殖民主义”在史实和逻辑上存在严重缺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他认为，在具体研究中应摒弃这一思维，回归国家建构的视角与路径，推进清朝政治史的整体性、历时性研究。 深化近代史研究 中国近代乡村工业的演变趋势一直是经济史、乡村史关注的热点。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意见颇多分歧，有些观点抵牾冲突，形成了“内卷化”说、“斯密型增长”说。这一问题的争论焦点在于中国近代乡村工业生产的增长是属于因人口压力带来的“内卷化”还是由市场交易、劳动分工和专业化驱动的“斯密型增长”，目前仍是一个争论未已的课题。关永强、张东刚《“斯密型增长”——基于近代中国乡村工业的再评析》（《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在利用近代中国乡村工业史料和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近代中国乡村工业的主要部门蚕丝业和织布业进行了研究，表明“斯密型动力”对近代中国乡村工业发挥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并非黄宗智所言“没有发展的增长”；与市场相比，人口压力对近代中国乡村工业的影响较模糊。不过，“斯密型动力”也远远没有达到罗斯基、布兰特、马若孟认为的高速经济增长的程度，并不足以将近代中国导入工业化和高速经济增长。 “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命令究竟由谁下达，近代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大抵有三种说法：不抵抗命令出自张学良；“不抵抗主义”始作俑者是蒋介石，张学良仅是执行命令；不抵抗是蒋介石、张学良权衡利弊后形成的共识，二人态度基本一致。李东朗《张学良、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主义——基于张学良回忆的讨论》（《史学集刊》2017年第1期）依据张学良回忆，对此问题予以重新审视，认为不抵抗命令由张学良下达这一说法符合历史事实；张学良之所以下达不抵抗命令，也并非他自己所谓的形势误判，而是与蒋介石对日方略及当时东北与中央的关系相勾连。 反思史学研究路径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原因是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惧。近年来，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援引这一看法，进而创造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虽然修昔底德的看法并未被中外学者普遍接受，论断也不够准确，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仍被国际学界广泛使用，一些学者甚至视之为“铁律”。晏绍祥《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论“修昔底德陷阱”》（《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斯巴达强加给雅典及其盟邦的，修昔底德的判断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他对战争原因的判断包含诸多主观性。晏绍祥认为，在把古代的判断应用到当今世界时，尤其是把它上升为普遍规律或“铁律”时，对有关事件及概念本身要有更准确的把握，厘清其中可能存在的理论和现实“陷阱”。 美国革命史是一部丰富而驳杂的历史，近年来，美国史学者更加关注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诉求。目前，美国革命史研究者感兴趣的题材大多来自以往被遗忘、被忽视和被边缘化的领域，关于美国革命的颠覆性解释也纷纷出台，越来越多的美国史家强调美国革命的负面效应，关注其破坏性，同情美国革命中的中立者、反对者和受害者，批评革命者遗留了许多“未完成的”任务。在这种史学潮流中，美国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地位不免大受冲击。李剑鸣《从政治史视角重新审视美国革命的意义》（《史学集刊》2017年第6期）认为，在这种学术语境中，有必要把美国革命还原为一场发生在18世纪中后期的政治革命，着重探讨它在政府结构、权力关系和政治文化等方面造成的变化，尤其是关注它在现代民主形成中发挥的作用，从而更准确、清晰地理解美国革命的意义和历史地位。 （杜维鹏，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