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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似无陡波巨澜，可谓平稳推进。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时段和各方面的研究都有拓新且不乏亮点，从中可见该年度的研究特色。 研究布局稳中有变 历史内容的构成通常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基本方面，这也可作为从横向上梳理研究成果的常规框架。就此布局而言，2017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成果维持着比较稳定的比例分布。不过，相对消长变化迹象也是有的，体现出其整体结构上一定程度的调整。从数种史学专门刊物所发中国近现代史论文来看，尽管各刊在上揭类别上的发文占比不太平衡，甚至差异较大，但汇总来看，政治史篇目尤多而集中。似可以说，近年政治史研究热度悄然回升的迹象，在2017年得到了明显反映。经济史、文化史论文篇目紧继其后，狭义上社会史领域的论文数量最少。不过，从该年出版的学术著作来看，社会史类别比较醒目，如有黄鸿山《近代江南社会保障机构的经费收支与运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于光君《社会变迁中的婚居模式——基于鲁西北一个村落的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等。当然，其他方面也多有不乏新意的著作问世。 论文和书籍的数量尽管并非考量研究类别权重的唯一标准，但无疑是最为直观而且重要的参考指标。而在研究立意的提升、视角视野的调整、路径方法的拓新、成果质量的提高上，中国近现代史各领域的研究成果也都有所表现。例如，政治史研究一度降温走低，近年来在渐趋扭转的过程中逐步复兴，2017年不仅体现在“量”的增长，更体现在“质”的提升。各方面、各门类研究的协调发展，固然有赖于学术内在规律的自然调节，但人为自觉调节的意识也不应缺席。 老树新花与新株乍现相交叉 研究的开新一般不外乎两种基本表现形式，一是“老树新花”，即对“老课题”做出新的研究；二是“新株乍现”，即对“新问题”的发现和探研。两者往往呈现相互交叉状态，不能绝对割裂。 “东南互保”本身算是“老课题”，韩策《东南互保之余波：朝臣与督抚关于辛丑乡试展期的论争》（《近代史研究》2017年2期），将看似局外的问题与“东南互保”联系起来考察，便显出新的视域。诸多研究选题中相关环节虽然以前不乏涉及，但论者在发掘梳理、强化论证上用功着力，亦能显其新意。例如，安东强与姜帆《丁未皖案与清末政局》（《历史研究》2017年4期）、朱文亮《清末皇族内争与袁世凯复出》（《历史研究》2017年5期）、殷瑞航《新时期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启动——以艺术表演团体改革为突破口》（《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2期）等。有些篇名直接标以“再研究”、“再探讨”、“再认识”、“再论”、“新探”，显然更属“老树新花”。 所谓“新株乍现”，其“新”当然不是绝对的，其具体研究对象相对而言以往未曾或较少为人注意，由此立题探研而显其开新。这种“开新”通常是就某个具体侧面和具体问题的研究，当然也不排除涉及较大方面。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在中国沿海的水文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国耻记忆的形成与演变、中共武装暴动初期的枪械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度量衡改制中的商会参与、民国上海地区高校生源等，基本可归于“新株乍现”。新视角和视域的择取，也是生发“新株”的有效途径，例如，史学界对“丁戊奇荒”的研究已为数不少，朱浒《赈务对洋务的倾轧——“丁戊奇荒”与李鸿章之洋务事业的顿挫》（《近代史研究》2017年4期）将其与洋务联系起来，便能别开生面。 在疾病医疗史方面，虽然文章不是很多，但不失为亮点之一，例如，李秉奎《民国医界“国医科学化”论争》（《历史研究》2017年2期）通过分析论题所示问题，展现了当时医界的焦虑和两难；李彦昌《由技术而观念：注射知识与实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近代史研究》2017年3期）认为，注射疗法传播经历了由治病而攻心、由技术而观念的过程，体现了技术进步、大众观念与社会制度的复杂关系。 更加重视问题意识 选题不可不讲“意义”，这是问题意识在研究前提上的体现。从2017年论文篇目看，“宏大叙事”的论题依然较少，具体问题研究居多。不过，论题虽多关乎比较具体的问题，但一般也有着足够探研空间和较为典型的意义，总体上并不显得细碎。论者大多能有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自觉立意，由事体“原点”向更广范围扩展。例如，王希亮《近代中国东北森林的殖民开发与生态空间变迁》（《历史研究》2017年1期），通过考察俄、日对东北森林破坏性的殖民开发，进而揭示该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张海荣《政治联姻的背后：载沣娶妻与荣禄嫁女》（《近代史研究》2017年3期），通过醇亲王载沣与荣禄之女瓜尔佳氏的联姻，透视了政治联姻背后的要端。总体上看，重视选题意义、追求由小见大、克服“碎片化”弊端的自觉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 总之，实证研究仍是主流形态，宏观理论阐释较少，这也符合历史研究的常态。实证不但不排斥阐释，而且离不开阐释。历史研究固然需要以尽量准确的史实立基，以求“实”为本，但不能仅靠简单机械地罗列史料，而需要解析材料，阐释问题，合理推导，严密论证，这本身就是将“阐释”运用于实证、将“实证”与“阐释”有机结合，此乃“由小见大”的必要手段。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