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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无论是面对祖先还是恶灵，达巴都需要借助对空间和时间的认识来实现上述分隔、重逢的过程。在惹弥中，他回顾了支系迁移的历史，并将其与具体的地形、地理知识相联接；在惹撇中，则涉及传统历法在空间方向上的表现形式（库、奇、几鲁），以及山岳、河流、村庄等不同场所在纳人文化中的意涵。在认识论（epistemology）意义上，纳人在空间向度上（地理环境、地形）与时间向度上（历史、历法）的认知，实现了有机的融合与转化； 最后，围绕接送祖先、驱逐恶灵而构建起来的时空认知，均通过达巴的仪式唱诵和动作而得以稳定传承和反复“上演”（mise en scène）。根据不同的群体（支系／氏族、生者/死者、人类/恶灵），达巴为其提供了相应、具体的“解决方案”：走不同的道路。因此，惹弥与惹撇也回答了如何展现、维系纳人时空认知逻辑的方法问题。 通过研究达巴在仪式中的惹弥与惹撇行为，我们看到了一套完整的纳人文化体系：宇宙观中的不同范畴彼此区隔并频繁互动；有关时间和空间的认知相互融合，为上述互动提供基础；通过仪式表演，互动得以实现；最终，相关的知识与实践在达巴传统的延续下得到传承。 在美国人类学家巴索（Keith Basso）针对亚利桑那州的西阿帕奇人（Westen Apache）的研究中，“用场所来说话”（Speaking with names）构成重要的主题。巴索发现，当地人在日常谈话中频繁采用一种特殊的、引用场所名称的方式，以此唤起个体有关祖先在各地旅行的记忆：交谈各方依次描述若干场所的环境和地形特征（如植被、地貌、水文等等），并强调“故事曾经在此发生”；更重要的是，场所的描述方式是固定的，这意味着后人跟祖先用同一个视角、仿佛亲身经历般地叙说相关的经验。在纳人的案例中，惹弥无疑和上述情况高度类似，即祖先的迁徙过程一再地重现，激活方式与特定场所的空间特征结合紧密。不同之处在于，纳人通过达巴这一特殊的传承和仪式传统来上述过程，而西阿帕奇社会中的场所和记忆唤起则是日常性和普遍化的。 缪格勒（Erik Mueggler）对中国云南永仁县的㑩㑩颇人（彝族的一支）进行研究后发现，当地的巫师——毕摩——在驱逐鬼魂时，为其描绘出横跨云南、四川等境内多地的“地图”，有时竟远至上海、北京、台湾和朝鲜。缪格勒形象地称之为“有关痛苦的地理学”。这为进一步讨论、比较纳人的惹撇提供了参照：㑩㑩颇人的驱鬼仪式借助了毕摩的空间知识，目的是将鬼魂赶出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实现地理上的分隔；达巴则从历法系统入手，将空间分割成若干方向，依照情况选择其中适合驱逐恶灵的道路，然后指引恶灵离开，最后不忘将道路封死。在上述两个案例中，人类与鬼魂／恶灵——或者进一步地，干净与污秽、正常与非正常、此处与彼处——均依照人们的宇宙观而被一一重新排序、安置。 总之，对惹弥与惹撇的研究揭示了纳人文化中重要的时空认知逻辑。为祖先和恶灵开辟道路的不同方式，显示了纳人认知在时间、空间向度上的融合与相互转化；通过达巴的仪式传统，这一时空认知逻辑得以传承并反复被“激活”。上述发现加深了我们对纳人社会和文化独特性的理解和认识。此外，尽管针对不同社会、文化的个案研究有愈来愈多之势，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还相对匮乏，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方面的讨论。 （本文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参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