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是一个从西文译来的词，其英文epic，拉丁语epicus或epikos，来源于古希腊语epos或epê，复数形式epopoiia，核心意义是言论或话语，后来特指一个特定的文类。史诗保留了人类早期文明的观念遗迹，距今4000年以前苏美尔人就已经在吟唱史诗《吉尔伽美什》。公元前1000至公元前400年，在地中海地区形成了以《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为代表的希腊史诗。在西方传统的史诗研究中，近东、希腊和罗马被划为史诗的三大传统。事实上，这三大传统之间有清晰的亲缘关系：希腊史诗的形成很可能受到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奥德赛》与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而罗马史诗的代表《埃涅阿斯纪》则显然是摹仿荷马史诗之作。史诗的最大特征就是其流变传承的年代久远，影响广泛，因而被视为一个民族甚或国家的文化象征。现有研究成果表明，史诗最初是口头流传，在群体性场合被演唱，流传数百年之后才被写为定本，进而成为书面文化的一部分。比如：荷马大约生活在公元前9至公元前8世纪，那时希腊字母表还没有被创制出来，今天所看到的荷马史诗是公元前700至公元前650年才被写定的，中间相隔上百年。流传至今的史诗基本都经历了从口头到书面，从大众娱乐到精英文化，从零散到系统的变化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史诗才逐渐积淀出凝聚族群认同和文化百科全书的深厚价值。 一、作为民族终极密码的史诗 在人类社会早期，史诗具有崇高乃至神圣的地位。通神，一度是史诗演唱者的必备能力。在古希腊，史诗首先被当作原始神学的阐释，荷马曾被称为“神学家”，而在古罗马时代，诗人甚至曾经和祭司共享一个称号vates。这固然是诗人早期崇高地位的体现，同时也透露出史诗这一题材的特殊社会功能。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诗人就经常被冠以“通神的”定语，其中一位宫廷诗人，名曰phēmios，而这个词的本义正是“司卜之言”或“预言”。这种现象并非孤例，在人类早期文化中，人们普遍相信话语具有神奇的力量，不仅能感染和教育人，还能够传达神圣的意义，甚至能影响现实。这种现象至今仍然存在于一些口语文化占据优势的社会中。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渊源，广为吟诵的史诗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褒扬(epainos或ainos，动词epaineō或aineō)和贬斥(psogos，动词psegō)的功能，通过叙事批判现实，臧否人物，这种功能几乎可以媲美《春秋》之于中国早期文化。由此，诗的标准甚至成为古希腊社会价值观的组成部分，当时的英雄人物和神无不以史诗中的颂扬作为自己成就的标志。不仅如此，早在希腊古典时期，荷马史诗就已经充当教科书的功能，在希腊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作为范本和文化的高级形式，当时的教育者甚至会因为没有荷马史诗的抄本而遭人诟病。 史诗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源于古希腊，最初学者们看重史诗的认知功能，早在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古希腊学者就从语义和“所指”的角度出发对荷马史诗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强调荷马史诗的言外之意和字面蕴含的高远主旨。比如有研究者认为，荷马史诗中神的名字就是对自然界事物的隐晦表达，因而神话以隐喻的方式表达着古希腊人的世界观。典型意义上的史诗研究成熟于古典学的范畴，经由精英教育体系而成为文化传统的基石。与早期的神圣化不同，在文明的成熟期，史诗更多发挥着文化标杆、维系认同、塑造价值观的重要作用。 作为一种具有神圣性的文体，史诗的地位随着人类理性地位的上升而下降。在柏拉图看来，诗是和理性背道而驰的。诗人的灵感并不是源于自身的技艺，而是得自神授，这更加强了柏拉图对诗的偏见，即诗人只能听从于灵感的摆布，“只知道摹仿表象，而不知道如何抓住实质。”这种灵感是不能迁移的，也不具有技艺的普遍性，归根到底，与人本身的理性无关，所以并不值得推崇。柏拉图之所以反对诗人，第一，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理智或知识，“从荷马以来，所有的诗人都只是一些摹仿者，摹仿着品德以及他们自己虚构的其他事物的影子，而毫不涉及真相。”第二，比起“欺世盗名”的罪行更严重的是诗对社会的影响：“我认为这种诗是腐蚀读者灵魂的毒药，如果他们并不熟知事情真相，没有这种解毒剂的话。”诗人被认为具有蛊惑人心、煽动情绪的能力，而这一点则是理智的死敌，因为“我们设身处地而得到的愉快会不可避免地反过来影响我们自己，因为养肥了那种同情和怜悯，我们自己遇难时就不容易制服它了。”吊诡的是，柏拉图虽然对诗人颇多成见，但他对荷马却另眼相看，或许是因为其时“荷马已是象征希腊传统的偶像，荷马史诗已经凝聚起民众的精神，构成了民族文化的结合历史和充满诗意想像的底蕴。”无论柏拉图如何解释，一个确实的结果是史诗代表了一种与理性和哲学不同的传统受到关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研究就将史诗作为一种与悲剧并列的体裁，是严肃文学的源头，以至于希腊化时期，诗人(hopoiētēs)一词甚至一度成为荷马的专称，可见史诗的地位之高。亚里士多德是史诗从历史和神学经典走向文学的重要节点，因为亚里士多德坚信修辞的功效，“语言之于心灵犹如药物之于身体。不同的话语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有的使人悲痛，有的给人愉悦，有的使人害怕，有的促人勇敢，有的像魔术一样使人着迷。”他淡化了神授天启的史诗来源，更加推崇创作者的个人天才，从而使得史诗的文学价值得以凸显。 在传统社会，史诗被视为一个民族的终极密码，这种密码在被写下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口传阶段，其传承的方式往往带有很强的神秘感。今天对于活态史诗展演的调查表明，不同的史诗歌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获得演唱史诗的能力，其中很重要的一类就是“神授艺人”，他们有的在梦中获得神灵启示，有的则经过了生死之际的大病考验。这一方面表明了口头史诗传承的特点，另一方面也给史诗形态的不确定性提供了解释。从内容来说，希腊史诗是以描述神和英雄们的活动和业绩为主的原始的叙事诗。在古典学的视域中，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成果本来就是文化标杆，其源头的史诗不仅是一种娱乐的体裁，经过文艺复兴时期对于古希腊人文传统的再次挖掘和重塑，史诗更是成为道德的模范、历史的源头和伦理准则的来源。 人类学将史诗视作一种集体的叙事，更强调史诗与特定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史诗是最注重传统性的文学体裁，因而成为理所当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将之视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这也预示着现代学术对史诗的观照始终与民族和族群问题紧密缠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