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城抗战时期，汪精卫对待日本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这和他之后的消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的张学良抗战不积极，汪精卫多次致电又不听，于是起了驱逐张学良的念头，甚至竟以自己的辞职逼迫张学良辞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1932年8月，当时主持华北军政的张学良，正与行政院长汪精卫起了绝大的冲突。 “九一八”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形成了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主军事，汪精卫任行政院长主行政外交的格局。吸取了“九一八”不抵抗不交涉的教训，和“一二八”淞沪抗战交涉的经验，这一次蒋汪合作形成了对日本的侵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共识。用汪精卫的话说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时进行。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这个方针得到了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支持。当时的汪精卫，并不象后来那样消极悲观，一味妥协，而是颇思积极抵抗，很想有一番作为。 日本军阀成立满洲国后，也将热河划入满洲国领域。于是热河防守便成为反抗侵略的焦点。而且热河也关系着30万东北义勇军的军援运输生命线，一旦有失，东北义勇军势难持久。 汪精卫防守热河的计划，可用四个字概括：增兵换将。增兵方面，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就已经决定进兵热河，计划将山西的驻军如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各部，开往热河张学良的地盘，然而却遭到了张学良强烈反对。汪精卫于这年6月亲赴北平，告诉张学良：“日本调兵到东北，我们也应当调兵去抵抗。固然军队的系统可以变动，而调兵热河的计划不能变更。” 然而汪精卫无法说动张学良。张学良方面，显然是对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有所顾忌。汤玉麟乃张学良之父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出自绿林，贪财害民，久为人痛恨。丁文江曾问张学良汤玉麟的问题，张说现在没有办法。如果用武力解决，汤玉麟马上就会并入满洲国。 于是汪精卫遂生换将之念，欲驱除张学良，但手头无钱无枪，终究一筹莫展。他屡次发电指示张学良出兵抵抗，而张学良回以粮饷俱无保障，甚至在电文中暗示汪精卫无权指挥华北军事。汪愤怒不已，使出被胡适称为“很失政府体统”的一招，以自己的辞职，逼迫张学良辞职。 8月6日，汪精卫连发五电，责张“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致敌益骄，延及淞沪。”今又“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汪精卫表示，自己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张学良，望张亦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无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汪电一出，立即引来国人对汪的同情和对张的谴责。张学良在北平发表谈话，声泪俱下，表示要辞职。汪再发电责张，请中央允许张辞职，以为打破军人割据局面之发韧。 8月7日读到汪精卫辞职电的当天，胡适即致张学良一信。信中先批评汪精卫不该在此时通电：“精卫先生此举，颇失政体，自无可讳言。他应该命令先生尽力抵抗；或者竟下令免先生之职。但他自己先辞职，是很失大体的。况且昨日日本军部发表蛮横的宣言，以近日义勇军的活动完全归功于先生，当此时候，政府即使不满意于先生，也不应该在此时发表劝先生辞职的通电。” 接着以朋友私谊进言：“我的私意以为先生此时应当求去，以示无反抗中央之意，以免仇视先生者利用这个局面为攻击先生之具。难进易退，为大丈夫处世的风度；而在不得已时整军而退亦正是军人的本领。”并且建议张学良以在野之身襄助华北军务，既维护国家统一，又稳定华北军心。 张学良回信表示受教，“弟决不作仇者比现在更再快乐之事，重操旧式军人之手段。” 然而张学良辞职遭到其部下坚决反对。汪张冲突的最后结果竟是汪去张留。汪精卫称病入院，旋出国，行政院长由副院长宋子文代理。张学良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绥靖公署改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分会委员长由蒋介石挂名，张学良代理，张仍主持华北军政。汤玉麟主持热河，依然故我。 此一冲突，对汪精卫影响很大。他再度回任之后，认为中国军人不足恃，战则必败，竟一改早先积极抵抗之志，转向消极妥协，最后竟走上投敌之路。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