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新印度史学的历史地理学转向：对印度文明的解构 与正统印度史学把印度建构为一个单一的自然区域和统一而封闭的文明区域不同，新印度史学则把印度建构为一个开放和多元的地理和历史空间。大卫·勒登在《南亚农业史》中诠释印度农业地域(agrarian territory)的流动性、渗透性和可塑性时，就重新界定了印度的地域特性。他说： 尽管存在着传统的印度文明意象，影响农业南亚(agrarian South Asia)的机动范围(extent of mobility)却从未局限于次大陆。自史前至现代，纵横交错的车轨、网络、环路、地带和机动区域把亚欧大陆的西部、东部和南部地区联结在一起。南亚所有农业地域由于它们在由陆海界定的机动地带内所处的(不同)位置而各具特色。(65) 在勒登看来，印度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自然区域，而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机动地带(zones of mobility)，其中一个机动地带从陆上把南亚界定在“内陆南部亚洲”(inland southern Asia)。这个地带包括了两大走廊：一个把东端的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三角洲和西端的伊朗和巴勒斯坦联结起来，另一个则呈南北走向，从中亚通往印度中部和印度半岛南部。这两个走廊交汇于两大战略区域：喀布尔、赫拉特和马什哈德，坐落在联结南亚、中亚和西亚的通道上；德里、阿杰米尔和博帕尔，位于把喀布尔、孟买、古吉拉特和德干、半岛南部联结起来的纵横交织的通道上。尽管喜马拉雅山和温迪亚山这样的山脉经常被看作机动的天然障碍，但不如说它们更方便了影响着农业史的诸要素的流动。穿越尼泊尔往返于恒河平原的旅行在重要性上一直逊于穿越克什米尔的路线，从阿萨姆进入中国的陆上跋涉也依旧罕见。但是，在西方和西北方，分布在兴都库什山、伊朗、中亚和中国的机动障碍却多是军事设施，如孔雀帝国为了抵御印度希腊人、突厥—阿富汗人为了抵御蒙古人以及英国人为了防范俄罗斯人而修建的要塞。在东面，茂密的热带丛林限制了跨越高山的旅行，但在西面，却是军事防线更加显著地影响了南部亚洲内陆走廊的运输成本。(66) 另一个机动地带是由海洋界定的南亚。南亚的海上历史地理是沿海岸线，从东非和红海出发，经东南亚进入中国。每隔数世纪，技术变革就会降低海上运输成本，公元2千纪后半叶发生的这类变革最为剧烈。直到铁路出现以前，水上长途大宗运输一直更为廉价、安全和迅捷。自罗马时代起，水路就把南亚同地中海和华南地区联结在一起。在德里苏丹时代，海上路线连通欧亚大陆。到阿克巴时，海路又穿越大西洋和太平洋，把世界沿海地区都联结起来。海岸线事实上沿着三角洲的水道向北延伸进孟加拉，经达卡，然后向西顺恒河而上，远达巴特那。恒河也形成了一条可远抵阿格拉的干道，莫卧儿帝国的赋税就是沿这条水道运送的。沿着海岸，船舶顺风而行，几乎可以通达任何地方，水路形成了开放的互动地带。当然，一些内陆地区要比另一些内陆地区与海上路线联系得更好。从印度河口到孔坎海岸，从根尼亚古马里到吉大港，这里的内陆地区都与海洋联通。但另一方面，阿富汗、克什米尔和尼泊尔与印度洋隔绝，而奥里萨和喀拉拉沿海地区同内陆走廊相对隔离。(67) 这样，通过对印度(南亚)所属的两大机动地带(我们或许可以将其概括为“陆上印度”和“海上印度”，前者的范围相当于“南部内陆亚洲”，后者的范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地区)的界定，勒登解构了正统印度史学中印度的一个基本地理特征：单一的自然区域。在这里，它裂变成两个不同的印度，即陆上印度和海上印度，它们分别属于两个范围远远超出了南亚次大陆的地理空间(即勒登所谓的“机动地带”)，而农业“运动要素”(moving elements)的跨区域流通则分别把这两个不同的地理空间各自连为一体。(68)在这种开放的地理空间的视野下，印度也不再可能像正统印度史学中那样被界定为一个独立而封闭的文明地域，而只能被理解为一个更大得多的跨区域地理空间的组成部分。在勒登看来，自古以来在南亚存在的就是这样一个开放的世界性地理空间，而不是《剑桥印度史》中那个地理范围局限在当时“印度帝国”边境内的印度文明。 这些联系在一起的大范围机动地带而非任何固定不变的印度文明(Indic civilization)地域板块界定了一个持续塑造着南亚农业制度(agrarian institutions)的世界。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位于一个沿陆上和海上路线从地中海延伸到印度河的城市区域的东端。考古和语言学资料描述了孔雀帝国之前一千年间的一个从地中海延伸到恒河盆地东部的辽阔的定居和文化运动带，而灰白纹陶、磨光黑陶、石棺、水壶和石琢的分布也表明印度河—恒河平原和半岛南部地区存在着新物质文化区。文学、考古、游记和其他方面的资料勾画了孔雀帝国时期从伊朗到孟加拉、从乌浒河到讷尔默达河的机动网络和中心；而且在这个内陆地带，一条政治边界就划在印度河西面，把孔雀王朝的疆域同阿黑门尼德王朝和印度希腊人王朝的疆域分割开来。这条边界——在西北地区以塔克西拉和犍陀罗(波你尼就出生在这里)为中枢——成为亚欧大陆南缘东西部分的分界线，但跨越这条边界的机动使它在政治上变得十分重要，波你尼的《八章书》(Astadhyayi)表明孔雀帝国时期穿过亚欧大陆南缘的内陆路线的商业联系有了增长。自孔雀帝国时代以来，跨越这条政治界线的机动一直在不间断地塑造着两边的农业历史。(69) 不仅如此，勒登还认为，公元一千纪初以来南亚农业国家(agrarian state)和农业地域的发展，并未造成上述地理空间网络的断裂和瓦解。这种发展倾向于建立农业边界和封闭的农业区域(agrarian region)。他说：“在一千纪后半叶，许多王朝利用笈多王朝创造的权力技术在农业低地地区建立了边界。不过，横跨亚欧大陆的内陆机动走廊在孔雀王朝和贵霜帝国时期，在笈多和匈奴时代，依旧清晰可见，它们在公元10世纪和11世纪再次出现在反映了伽色尼王朝、印度教沙希王朝、昌德拉王朝、晚期卡拉库里王朝、帕拉马拉王朝和古尔王朝相互冲突的野心的证据中。控制内陆通道的地区间政治竞争使得喀布尔和德里成为战略要地。自此以后，军事竞争就在这些地方周围开展起来。”(70) 事实上，在勒登看来，在“中世纪晚期”(公元10-15世纪)，印度农业地域和国家的发展还是通过和利用这种横跨整个亚欧大陆的地理空间网络实现的，是这种世界性地理空间整体演进的产物，而不是正统印度史学想象的那个封闭的印度文明自身发展的结果。“在公元1300年以前的数世纪里，农业地域从西欧到中国的整个欧亚大陆上都在扩张。贸易网络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印度洋航路把从英格兰到上海的各个地域都联结起来。那些遍布南亚的强大、紧密和广袤的区域国家创造和利用了在内陆走廊和印度洋上流动的资产……亚洲南部所有竞争的国家都在1100年以后的机动扩展中扩大了规模，增强了力量。旧的农业地域在中世纪晚期统治者施加的新军事和组织权力的压迫下继续成长。古尔王朝(12世纪)、马穆鲁克王朝(13世纪)、卡尔吉和图格鲁克王朝(14世纪)纵横驰骋于一个广大的政治区域。这个区域是由从前的古尔加拉一普拉提哈拉王朝创建的，向南伸展，越过马尔瓦，进入半岛地区；1300年以后，沿着内陆走廊的南北机动对所有讷尔默达河以南的国家都变得更加重要。朱罗王朝和遮娄其王朝划定的旧区域边界在15世纪由更加强大的维查耶纳伽尔、比加普尔和巴赫玛尼诸国再次划定。当拉贾斯坦、孟加拉、旁遮普、马尔瓦、奥里萨和恒河平原并入中世纪晚期国家的时候，农业扩张地域(territories of agricultural expansion)继续在这些地区发展。巴布尔生活在这种国家权力的世界中。建立莫卧儿帝国的各种力量在整个亚欧大陆南部地带纵横驰骋。”(71)简言之，中世纪晚期以来直至莫卧儿帝国时代的印度“国家”都是在一个区域范围大大超出了南亚的地理空间内发展的。因而，这些国家的历史至多只能部分地看成是正统印度史学所谓的印度文明的历史。 实际上，勒登认为，到现代早期(莫卧儿时代)，包括印度在内的整个欧亚南部地带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世界。他说：“南部亚洲的内陆地带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莫卧儿帝国、萨法维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史无前例地统一起来，极大加强了东西交流。莫卧儿、奥斯曼和萨法维帝国的财富依赖于通过陆地和海洋把它们彼此联系起来的贸易网络。布尔萨的记录表明其16世纪来自东方的进口物品大多来自印度，其中包括香料，但更重要的是纺织品。横穿亚欧大陆南部地带，制成品和香料的净流动是自东而西，而贵金属的净流动方向相反，从而形成了一种交互运动，把伦敦、伊斯坦布尔、布尔萨、开罗、大马士革、巴格达、伊斯法罕、木尔坦、达卡、苏拉特、海德拉巴和马杜赖以及印度洋和南中国海上的各港口联结起来。”(72)是这个更大的世界而不是正统印度史学所谓的印度文明地域构成了真正的印度“历史空间”(historical space)(73)。由此，勒登对印度的历史地理得出了如下结论。 因而，研究农业南亚最适当的(方法)是将其置于一种不是由一个封闭的文明地域而是由一些广阔、变动和开放的机动通道形成的历史地理的背景下。这些通道在陆上伸展到叙利亚和中国，在海上伸展到欧洲和南北美洲。把农业南亚想象成其边界在孔雀帝国、笈多帝国和中世纪时期确定下来，然后受到入侵的穆斯林和欧洲人的侵犯，则是十分不恰当的。到1750年，来自欧亚大陆西部各地的人们已经参与(印度)沿海文化长达一千多年。从文化上说，南亚沿海地区，特别是其城市中心，与印度洋周围其他沿海地区更为相像，而不是与莫卧儿心脏地带更为相像，后者受到跨越伊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内陆流动的显著影响。自公元初起，南亚的农业精英们就一直在通过海路和陆路纵横交织于亚欧大陆南缘地带的机动走廊内行使权力，获取财富。农业历史需要根据那种情形来理解。(74) 需要指出的是，对印度历史地理的新建构并不是大卫·勒登的《南亚农业史》的独具特征。在其他倾向于新印度史学的历史学家撰写的印度史著作中，我们同样能够发现对印度历史地理的类似解读。例如，虽然伯顿·斯坦编撰的《印度史》在总体框架上明显不同于《新剑桥印度史》，但它对印度“自然环境”的诠释与勒登的诠释如出一辙。(75)和勒登一样，斯坦也认为，“从他们最早的历史时代起，印度人就远非在隔绝状态下发展，而是构成了他们的共同体、文化和国家得以在其中部分成形的那个更大世界的一部分”(76)。在斯坦看来，这个事实将改变我们对“印度”的传统观念。 作为一片陆地，印度次大陆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作为一种观念，我们所谓的“印度”并不总是现代地图上的那个印度。将印度河—恒河河系流经的那片陆地分割开来的山脉从未阻止人民及其产品——物质的和精神的——的通行；早自有日期可考的文献出现以前的时代以来，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口头文学和考古证据，它们表明印度河区域的人民同中亚和西亚的人民保持着连续不断的联系……这样，对早期“印度”的精确描述就似乎可以适当地延伸到中亚和伊朗，尽管这将冲淡生活在印度河地区的人民同印度半岛人民之间的联系。此外，印度向西北方向的扩展以及反映这一点的心理地图(mental map)一直持续到中世纪时代。印度和西面的伊朗世界一起面对和应付蒙古人和阿富汗人的共同威胁，后两者对印度人和伊朗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77) 不仅在西北方向“印度”的概念需要扩展，在斯坦看来，在东南面的半岛地区，“印度”的概念也一样需要向外延伸： 如果印度的想象图可以加以修正从而把西亚和伊朗容纳进来，那么，也可以在东南方向对大家熟悉的印度次大陆倒三角形地区做类似的修订。同东南亚的历史联系可以追溯到孔雀帝国的阿育王时代。在那个时候，佛教传教士被派往斯里兰卡和更远的地方。到公元初，我们对印度的心理地图必须包括南面的很多地方，包括大陆和东南诸岛上的各个王国。东南诸岛王国既是印度文化要素传播的受益者，也是同南部半岛上的帕拉瓦王国和朱罗王国繁荣贸易的受惠者。由此，帕拉瓦的都城坎奇普拉姆(Kanchipuram)和朱罗王国在坦贾武尔(Tanjavur)或恒伽孔达卓拉普拉姆(Gangaikongdacholapuram)的都城，大概也都能被视为各自时代的一个范围远超次大陆海岸的扩大的印度政治体的中心。后来，正是从这些海岸和穿过半岛的马拉巴尔海岸出发，伊斯兰教传播到了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些联系与传统上认为的次大陆内部的地区间联系同样稠密、重要和持久，因而我们的历史想象必须调整心中的地图，以反映这些互动。(78) 如同勒登的海上印度概念，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斯坦的扩大的东南印度概念。和勒登对印度历史地理的重构类似，斯坦对印度的“心理地图”也把印度区分成不同的部分，这些不同的部分不是相互结合成一个“单一的”自然区域，而是各自和相连的外部世界结成不同的历史地理空间。正统印度史学的地理基础就这样被解构了，印度并不是正统印度史学家所想象的那种独立、统一和封闭的历史区域。 显然，新印度史学对印度历史地理的解读是不能与正统印度史学的东方专制主义历史观兼容的，因为后者作为“印度文明”的决定性要素和特征是以正统印度史学关于印度是一个独立、统一和封闭的自然区域的概念为前提的。结果，无论是斯坦的《印度史》还是勒登的《南亚农业史》，都放弃了正统印度史学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概念，转而采用了由英国人类学家艾登·索撒尔在《阿鲁尔人社会》中提出的“断裂国家”(segmentary state)模式(79)和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在《尼加拉：19世纪巴厘岛的剧场国家》中提出的“剧场国家”模式(80)。这种理论模式绝妙地适应了新印度史学对印度历史地理的新诠释，它打破了正统印度史学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概念所设想的印度文明的“地域国家”(territorial state)图景，把现代时期以前的印度社会形态诠释为一个并不存在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由各种“交往网络”构成的“农业空间”(81)。 东方专制主义历史观本身，则被倾向于新印度史学的历史学家们诠释为现代英国殖民统治者的臆造和对印度“真正”的历史传统的歪曲。在198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沃什布鲁克就明确地把正统印度史学的东方专制主义假说归结为19世纪英国人为了取得在印度统治的合法性而将殖民统治的形象映射到印度历史的结果。 这样，关于印度古代历史的很多观念可能就是在19世纪的第2个二十五年间制造出来的，其中就包括了并非最不重要的“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历史。因为那时正在形成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似乎比南亚从前所经历的一切都更符合“亚细亚专制主义”的理想类型：一位君主(sovereign)声称占有其疆域内的所有资源，通过他的官僚机构控制经济，还主宰着一个由自生自灭的村落共同体构成的社会，这些村社自身根据种姓和庇护(jajmani)原则组织起来。当然，这些平行要素的出现并非偶然，因为英属印度政府所宣称的合法性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它继承和沿袭了南亚传统。因此，它不得不扭曲一种传统以迎合它的目的，然后把这种传统附加给南亚历史。历史学家们经过了太长时间才开始质疑这份遗产。(82) 在《英国统治的意识形态》中，托马斯·梅特卡夫则把“东方专制主义”解读为18世纪晚期以降英国人在创制殖民统治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产生的关于“印度的过去及其未来”形象的两种充满张力的“观念”之一。一种观念把印度视为一个“贴有专制主义标签的社会”，另一种观念则把印度视为一片“拥有自己恒久不变的法律和习俗的古老的土地”(83)。与正统印度史学把东方专制主义观念视为印度文明和历史的真实写照不同，梅特卡夫把东方专制主义观念归结为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特别是启蒙运动期间)，欧洲人通过建构一个“东方”的他者而实现自我界定的方式。他说：“尽管专制主义观念后来(在古希腊时代之后)遭到废弃，但随着欧洲人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开始把他们自己和欧洲同亚洲和亚洲人彻底区别开来，这个概念在18世纪又重新流行起来。专制主义描述了‘东方’国家的组织方式……通过清楚规定他们不是什么，或更确切地说，他们不想成为什么，‘专制主义’模式就这样帮助欧洲人用欧洲的术语界定了他们自己。”(84)然而，在梅特卡夫看来，这种对亚洲社会的东方主义想象并不真实。“欧洲人冒失的代价之一就是对非欧洲社会的性质进行了歪曲的想象。”(85)它对印度史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也同样被归结为编撰了印度历史的英国人维护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需要。 当作为印度的新统治者的英国人自道(即亚历山大·道)时代起开始撰写印度历史时，“专制主义”概念又重获生机。它现在成为将印度的早期历史同英国人想象由他们带来的法律和秩序进行对比的一种方式。自此以后，“专制主义”在印度就变成一个过去的事物，但同时，专制主义“理念”也必须用来说明过去的全部历史。(86) 诚然，在梅特卡夫看来，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并不是英国殖民主义统治者想象和描述印度文明和历史的唯一方式。它同印度文明和历史的印度教理论、村社理论、雅利安理论和封建社会理论并列杂陈，而这些不同的理论之间并不协调一致。但是，它们又都致力于把印度文明描述为一个根本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低劣的异域文明，从而为英国的殖民统治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用梅特卡夫自己的话就是，“印度是按照各种维系殖民主义权威体系的方式、通过各种使印度迥异于欧洲的范畴来被人‘了解’的”(87)。这样，在新印度史学中，作为正统印度史学基石之一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观念和历史就被消解在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中。 至此我们看到，新印度史学家们并没有顾忌年鉴学派对“长时段历史”的信念，对正统印度史学的历史地理学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和重构。印度的环境不再像在正统印度史学中那样被诠释为一个单一而封闭的自然区域，而是被解读为一个多元而开放的地理空间。由此，正统印度史学的“印度文明”概念的地理基础遭到破坏。结果是，在正统印度史学中与印度文明的历史地理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东方专制主义历史观也在新印度史学中受到解构和抛弃。这样，正统印度史学关于“印度文明”的概念整个被解构了。 就此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的新印度史学转向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印度文明和历史的新诠释，而是意味着在解构印度文明的基础上为印度史学创立了一个新的历史空间，因为根据新印度史学的历史地理学，正统印度史学想象的那个“印度”并不存在。由此，新印度史学实现了从历史文明到历史空间的历史地理学转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