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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古希腊神话的魅力做出研究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其他民族民间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也非常关注，同样发表过极为精彩的文字。恩格斯对古爱尔兰史曾有过浓厚兴趣，他发现，学界对爱尔兰的历史研究较少，实际情况是“存在着相当丰富的地方文献……包括短诗、文法、辞典、年表和其他历史著作及法律汇编”⑥。这些关于爱尔兰历史的年表从史前开始，其基础是古代民间传说，这些传说经过9世纪和10世纪诗人的修饰，后来又由教士编年史家加以整理。恩格斯注意到了这些民间传说对研究古代民族文化的文献价值，尤其对爱尔兰《尼亚耳史诗》给予了高度评价，“‘尼亚耳史诗’是在那次战争结束近一百年之后在冰岛写成的：爱尔兰的年表至少有一部分是根据当时人的叙述。这两种史料彼此并无联系，可是两者不仅在要点上完全符合，而且还互相补充。”⑦《尼亚耳史诗》是13世纪末根据口头传说与古老文献资料记录下来的，史诗中有两段插曲：其一是10世纪和11世纪之交基督教传入冰岛的历史，其二是诺曼第人和爱尔兰国王安·博卢作战的叙述。恩格斯指出，后者是研究11世纪爱尔兰历史中重大事件之一——爱尔兰人在1014年战胜诺曼第侵略者的可靠史料。马克思恩格斯对古代民族民间神话及传说的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给我们以重要的启发。 同样在谈到爱尔兰历史时，恩格斯从一首写于公元1000年的民间诗歌中发现“斯堪的那维亚人自己如何把爱尔兰当作一个经常给他们提供战利品的国家。古代多神教的那种野蛮，在这首歌中似乎最后一次强烈地表现出来了”。涉及爱尔兰的诗句为： 我们挥动利剑，旷野里积尸如坟， 狼兄狼弟兴高采烈，将鲜血开怀痛饮， 铁剑击铜盾；爱尔兰君主马斯太因 不使鸷鹰饥饿，更让恶狼狂吞， 在韦德腊福德给大鸦献上牺牲。 我们挥动利剑，早晨发起一场游戏—— 在林赛迪里同三个国王愉快地比比高低。 只有少数幸运儿活着回去； 鹰隼与饿狼争肉，豺狼大口吞食人体， 爱尔兰人的鲜血像潮水泛滥海堤。⑧ 恩格斯认为，通过史诗等艺术形式发现文献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在其他民族史研究中也普遍可见，“雅科布·格林在研究德意志民族性格、德意志风俗习惯和法律关系时，一向把从记载基姆布利人进军的罗马史学家到不来梅的亚当和萨克森·格腊马提克所提供的一切证据，从‘贝奥伍耳夫’和‘希尔德布兰德之歌’到‘艾达’和古史诗的一切古代文学作品……都看作同样珍贵的史料，是完全有理由的”⑨。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民间文学价值的重视不仅仅停留在其文学自身层面，他们从更多样的视角挖掘这些存在于古代典籍中的宝贵文学资源，为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哲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文献支撑及新的研究方法，也使得古代民间文学的多元魅力更加显现出来。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观照民间文学与文化在人类精神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当下意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贡献。马克思以三大社会形态为背景考察人的历史演变：前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第二大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是“第三大社会形态”。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中，人类刚刚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生产力极低，社会分工还没有出现，出于共同合作的需要，每个人都要参加生产活动、艺术活动、宗教活动等，个人相对于分工出现之后而言“显得比较全面”，马克思称之为“原始的丰富性”。随着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分工的出现，人的“原始的丰富性”受到破坏，“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⑩。分工到了资本主义阶段，作家、艺术家越来越受到局限，不能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和才能，马克思说：“只要人们还处在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中，也就是说，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1)“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阻碍工业生产力发展的愈来愈大的障碍，同时也成为阻碍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阻碍文明交际方式发展的愈来愈大的障碍。从来也没有比我们现代的资产者更不学无术的人了。”(12)正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分工之下人的片面发展及艺术成为商品的时代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对处于“原始的丰富性”时代的创作给予较高评价。在他们看来，在这一时期分工尚没有达到后来的那么精细，人处于比较全面的发展阶段，因此，作为民间文学的艺术创作自然会展现出人的一定的自由而充分的个性发展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对民间文学的关注还有一个重要的角度，即生态视角。生态哲学、生态美学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这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发现民间文学与文化中的“自然”，既是他们鉴赏、研究民间文学的重要维度，也是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下“异化”现象批判的一个重要参照。 马克思、恩格斯有着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正如曾繁仁先生所指出的：“生态审美观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一种崭新形态的审美观念，是在资本主义极度膨胀导致人与自然矛盾极其尖锐的形势下，人类反思历史的成果。如果说活跃于19世纪中期与晚期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就提出了这一理论形态，那肯定是不符合事实的。但作为当代人类精神的导师和伟大理论家，他们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敏锐的眼光对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已有所分析和预见，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而且就我们目前的研究来看，这种分析与预见的深刻性同样是十分惊人的，从而成为新世纪我们深入思考与探索生态审美观的极其宝贵的资源。”(13)马克思、恩格斯从生态视角出发审视民间文学，揭示出了这一人类精神文化宝库中蕴含的现代价值。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非常明确地对“自然界”给予充分关注，在一定意义上有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自觉意识：“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14)在过去的研究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的思想或多或少存在误解，往往过多地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忽视了他们提出这一思想的重要前提，即，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界之特性的基础上。在马克思看来，“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5)。正是基于以上的理解，马克思强调人的活动是按照“内在尺度”进行的，“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6)。对于“内在固有的尺度”，学界存在各种不同的解释，如果我们从生态的角度看，就会发现马克思这段文字中充满着生态意识与生态思想。所谓“美的规律”，一方面，包含人类自身的需要，也就是“善”，是“合目的性”；另一方面，还必须“合规律”，在人类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的规律。如何才能真正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等其他著作中也有多处精彩的论述。在谈到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7)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需要的不断扩大，社会生产力也要随之扩大，但所有这些必须基于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之上，真正的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很明显，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充分认识到人不是无所不能的，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也绝不是任意妄为，只有尊重自然规律的社会发展才是真正的“自由王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联邦德国的A.施密特对马克思所做的研究的一些观点我们未必完全同意，但他著作中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探讨是很有见地的，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生态观念富有启发意义。他认为，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具有“社会的历史的性质”。“自然”是“社会范畴”，反过来，社会也是“自然范畴”，自然和人、自然和历史是不可分离的。他还明确指出：“马克思在各个地方都相当清晰地肯定了物质自身的运动。他并不否定物质自身的规律性，他理解到只有通过作为中介的实践，人才能认识并有目的地利用物质的运动形式，这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中辩证法的本质。在生产中，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的辩证法的运动，并不排除自然规律的作用。”(18)因此，“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等理论命题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生态智慧，彰显出马克思恩格斯对作为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乃至整个自然界的无比尊重，这些思想也构成了人类生态思想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