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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浦熙修出生江苏嘉定，是浦氏三姐妹中的二姐，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的姐姐。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是一名老师，后担任过《新民报》记者、《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等职，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一员，著有《新疆纪行》等作品。浦熙修于1970年逝世。 人物生平 1910年10月29日，浦熙修出生在江苏省嘉定县南门永康桥（今属上海市）的一个小吏家庭。 浦友梧——这个家庭的当家人，在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家庭那么多年后，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可是，当看着自己的儿女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责任感又油然而生。于是，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他独自一人来到北平，希望可以凭自己还算壮实的身板为全家操持一份简单的家业。他在当时的北洋政府交通部找到了一份会计科员的工作，作为一个读书人，在外边做个小官吏养家，对他而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已经别无所求了。 黄庵岫是这个家庭当家人的另一半，是一位勤俭刻苦的家庭妇女。她的存在，似乎就只为了家庭。她不识字，也不懂任何的繁文缛节，她的心思都只在操持家务上。拮据的家庭，让她为了积攒几个零用钱而不得不常常在油灯下做针线直到深夜。浦熙修的到来，对于一个本来就拮据的家庭而言，是一种负担，但是对于一个安于贫困且从不失望的家庭而言，又是一种家庭的温馨。 1917年，已经7岁的浦熙修在母亲黄庵岫的陪伴下和姐姐洁修一起到了北平。那时的北平，正是各种势力反复争夺的地方。开始的时候，父亲的薪水还可以维持一个小家庭的正常开支。但是到了后来，又添了弟弟通修和妹妹安修之后，一个小职员的薪水要养活一个六口之家就显得不容易了。为了多赚点钱维持生计，父亲一度又舍妻离子，到唐山和友人合股开矿。但是一介书生的他毕竟不是生意场上的“状元”，不久就以失败收场，还背上了一身的债务。不得已，他只好把家乡的地产典押出去以填补亏空。 到了北平，对于从小就聪明的浦熙修而言，倒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毕竟，北平有着当时最好的教育条件。到北平不久，她就考进了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简称女附小）读书。那时学校在西单南的东铁匠胡同，距她家住的西长安街六部口不算很远，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光里，她喜欢左看看，右看看，对所有的事情充满了新鲜感。她喜欢上前去问人家很多奇怪的问题。在同班同学中，她跟苏州来的一个比她大一岁的老乡成了好朋友，这对于在北平人生地不熟的浦熙修来讲是一种很大的鼓励。这份友情一直持续到她们的老年。小学毕业后，初中和高中她们又在女子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简称女附中）同学。高中文理分科，她们进了理科班。 1933年，浦熙修大学毕业了。后来几经奔波，她终于在北平私立的志成中学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当了一名国文教员，从此结束了她求学的历程，开始走向她人生的另外一个起点。浦熙修原先在南京《新民报》当记者（1936年加入）。她之所以成为一名有名的女记者，是她认定“一个记者的条件，除了基本的知识外，需要有热情、良心、正义感，并且要有吃苦耐劳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后来在战后的政协会议期间她声名鹊起，那时她写了许多漂亮的人物访谈记，并被称为是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所谓“四大名旦”，就是四位“女记”——彭子冈、浦熙修、杨刚、戈扬（前三人还曾被称为是“三剑客”）。当年浦熙修一纸揭发国民党高层腐败的报道，如党国要人的眷属带着洋狗从香港飞渝的报道，让标榜“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大跌颜面，丢脸后的国民党索性用拳头去对付那些所谓的“无冕之王”，就在“下关事件”中，浦熙修被饱以老拳。雷洁琼回忆说：当时“为了想保护我，她全身趴在我的身上”，结果她“受到打击更大，几乎晕过去了”。继之，《新民报》也被查封了。但浦熙修却有了一番新的认识：“这次挨打，提高了我的政治认识，我认识了共产党不能放下武器的道理，我也认识了武装革命的意义”。此后，徐铸成在香港创办《文汇报》，浦熙修开始作为南京特约记者为之撰稿，不想又被国民党当局所逮捕，锒铛入狱。浦熙修被捕前所写的文章的标题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她的光荣入狱正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的一个节目。当“挣扎”告尽，浦熙修在周恩来关怀下和罗隆基全力营救下光荣出狱，坐了整整七十天班房。随后，她出现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在周恩来介绍之后，毛泽东亲切地对她说：“你是坐过班房的记者”，那无疑是最高的称赞了。与她相识的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浦二姐”。 浦熙修与袁子英是在大学里认识的。不过当时前者还是学生，而后者已是一名中学教员。经过朋友的介绍，她同当中学教员的袁子英谈起恋爱来了。1932年，大学还差一年毕业，他们就结婚了。浦熙修之所以这么早结婚，据她自己和好友后来的回忆，是因为她希望早点有个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这样既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又可以多一个人来照应本来就不太稳定的家庭。或许也正是这种没有太多感情基础的原因，导致了这段婚姻的失败。 也就是在这前后，袁子英到神州国光社工作了。 神州国光社原是一家以影印、发行历代碑版书画真迹为主的老出版社，因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一类书籍滞销，渐渐无法维持。1930年由陈铭枢出资40万元接办，托他的“莫逆之交”（陈铭枢语）王礼锡主持。王提出：“接办后的‘神州’须要翻译共产主义典籍、印行世界进步文学作品、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大量采用左翼作家作品，从经济上来支援作家。”陈铭枢完全接受了。从此，“神州”面目一新。鲁迅所译雅各武莱夫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小说《十月》就是这时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 王礼锡到“神州”后，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原来的出版社进行改革，并“招兵买马”，聚集了在北平、上海、日本的许多友人以及各方面的人士到出版社担任一些职务，并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尤其是罗致了上海各方面文化人士，到出版社担任特约编辑。袁子英或许就是因为同王礼锡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进入了神州国光社并就近担任了北平分社的经理。 当时的神州国光社虽然是由陈铭枢个人投资所办，但它始终属于十九路军集体事业的一部分，所以，当1933年11月22日十九路军在福建宣布成立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时候，神州国光社立刻受到了打击。11月30日，上海租界里的总发行所被当地的一些暴徒捣毁，外地分社也纷纷被查封，所有存书被没收焚毁。袁子英也因为是出版社的成员而遭到通缉。他匆忙出走，来不及拖家带口，逃亡到济南，当了个代课教员。后来由他父亲介绍，到南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工作。 浦熙修是一个坚强的人，她希望自己可以支撑这个大家庭。而且，要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离开已经有些家底的北平到南京去，还真的有点舍不得。但是，她又不能让丈夫一个人在南京过着艰难的生活。她不希望做一个依靠丈夫为生的家庭妇女，可是想要在完全陌生的南京找个职业，却又真的是毫无门路。再三思量下，她决定留在北平。1935年秋天，她的儿子士杰出世了。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她的弟弟妹妹，在北平艰难地生活。 然而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一方面要教书持家，另一方面还要照顾那么一大帮孩子，她渐渐感到体力不支。所以1936年，袁子英坚持地把她和孩子接到了南京。浦熙修的妹妹安修此时已考上了师范大学，因此不得不与浦熙修分开，留在北平念书。而弟弟通修则一同到了南京，回到在南京工作的父亲浦友梧身边去了。这样，一起生活了数年的三姐弟终于因生活的缘故分开了。 但是，生性好强又希望学有所用的浦熙修不能习惯家庭妇女的生活，她在南京四处托自己认识的人帮忙找工作，却没有结果。一天，她在《新民报》的广告栏中看到某地产公司招考女职员的消息，她赶紧去应试。更巧的是考题正是她日夜都在思考着的妇女职业问题，这个问题她已经思考了很久了，而且有很多的思路可以解答。她觉得自己应该考得不坏，结果却没有被录取。地产公司的老板对她说：“我们这里不用结过婚的女职员，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愿意介绍你到《新民报》去。”就这样，浦熙修进了陈铭德创办和主持的《新民报》。 当时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决定要在中山陵旁边举行周年纪念大会。《新民报》临时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可是记者都出去了，派不出人来。情急之下，浦熙修被派去“救场”。不料她写的报道却远远超出了上司的想像，成为当期报纸上的一篇精品，受到各位编辑和读者的一致认可。以至于在多年之后，当时的报纸编辑们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还提到这次报道，说是“文笔流畅洗练，吸引了读者，博得同行的赞许”，可见印象之深了。这一次成功，使她从广告科调到了编辑部，成了《新民报》第一位女记者。正像毛遂对平原君说的，“锥处囊中，乃颖脱而出”。浦熙修就这样脱颖而出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上海也成了战场。接着南京也遭到了敌机的大轰炸。战火已经越烧越近，越烧越大。11月27日，《新民报》在南京出完最后一张报纸，就把机器设备和纸张全部运到了重庆。 此时的浦熙修没有随同报社西迁。她有两个孩子拖累着，走不开。她希望通过自己的些许努力为抗日做些具体的事情。她瞒着家人报考了红十字会救护训练班，接受了两个星期的救护训练，但结果还是没有能够上前线。最后，眼看着兵荒马乱，她无所适从，终于决定离开南京。先后在杭州和武汉住过一段时间以后，她于1938年夏天带着两个孩子到了重庆。随后，袁子英和他的父母也到重庆来了。熙修把孩子交给他们的祖母，1939年1月就回《新民报》上班去了，并担任了采访部主任。袁子英也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找到了一个秘书的职务。就这样，他们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乱世的隔离之后，终于在重庆营造起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家。 这时，全国的形势已经很明显，必须联合所有国内的力量，才能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报纸的报道也主要集中在战争方面，比如怎样振奋人心、动员人力，去争取胜利。重庆虽在后方，但不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还是社会生活，无不处处联系着战争。浦熙修这时也参与其中，先后报道了国民外交协会的几次座谈会以及一些抗日戏剧的演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重庆的政治空气也紧张起来了。邓颖超要浦熙修离开重庆躲避一时，并送了她一笔路费。她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工作，离开了再找工作就困难了，同时刚建立起来的一个家，她也不舍得离开。她没有接受邓颖超的钱，却用这钱去帮助更需要的人。她积极地帮助那些需要离开重庆的同志，帮他们买车票等。在她做这些事的时候，袁子英也利用他自己的条件尽力帮忙。正是因为她坚持留在了重庆，使她不仅见证了重庆人民在日本投降后的狂欢，也为她日后采访国共谈判并写出精彩报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真正让浦熙修这位名记的名字在媒介中开始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她在1945年国共谈判及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出色表现。她对于整个过程的分阶段的采访和报道，真正体现了一个职业记者的水平。 当时还身处重庆的浦熙修在得知即将在重庆举行这样一次会议后，立即意识到，国统区的很多人其实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是很了解，如果能够对他们进行一次集中的报道，对于谈判的进程以及成功率岂不是有很大的帮助，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她策划了一个在会议期间采访38位出席代表的专题，并发表在《新民报》晚刊的头版上。在每篇不长的访问文章中，都客观地反映了被访者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前途的主张，并深刻而含蓄地刻画了一些人物形象。后来，这些对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真实素描，不仅成为历史的重要记录，也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次成功的个案。 在整个会议进行的20多天时间里，浦熙修一边写人物专访，一边参加会议写新闻，忙得不亦乐乎。后来她回到南京后，又积极参与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工作。轰动全国的“较场口事件”以及“下关事件”的真实报道成为当时这些政治事件的历史文献，深刻地反映出时局的艰难和新闻记者彼时的艰辛。在“下关事件”中，柔弱的浦熙修遭到了参与事件的暴徒的殴打。各界人士听说后，纷纷去探望她，给她以莫大的支持。用她自己的话说，“被打后眼睛更亮了，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觉悟和信念。” 国共谈判失败后，许多与会人士都建议浦熙修离开南京，因为以她在各个派别之间的表现，当局肯定是不会放过她的。但她在考虑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以后，觉得留在南京应该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于是，她继续留在了南京，并成了国共新闻问题的专家。然而当局竟然严格控制新闻稿的发稿，使得浦熙修的很多时论文章不能及时发出。为让更多的人了解当时的形势，她将自己剖析时政的“南京通讯”寄往上海的一些杂志发表。这些杂志很快因为刊登“南京通讯”而热销国内外，由此也可见当时浦熙修的影响确实不是常人可比。 新闻界“四大名旦”之一浦熙修 浦熙修原先在南京《新民报》当记者（1936年加入）。她之所以成为一名有名的女记者，是她认定“一个记者的条件，除了基本的知识外，需要有热情、良心、正义感，并且要有吃苦耐劳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后来在战后的政协会议期间她声名鹊起，那时她写了许多漂亮的人物访谈记，并被称为是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所谓“四大名旦”，就是四位“女记”——彭子冈、浦熙修、杨刚、戈扬（前三人还曾被称为是“三剑客”）。当年浦熙修一纸揭发国民党高层腐败的报道，如党国要人的眷属带着洋狗从香港飞渝的报道，让标榜“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大跌颜面，丢脸后的国民党索性用拳头去对付那些所谓的“无冕之王”，就在“下关事件”中，浦熙修被饱以老拳。雷洁琼回忆说：当时“为了想保护我，她全身趴在我的身上”，结果她“受到打击更大，几乎晕过去了”。继之，《新民报》也被查封了。但浦熙修却有了一番新的认识：“这次挨打，提高了我的政治认识，我认识了共产党不能放下武器的道理，我也认识了武装革命的意义”。此后，徐铸成在香港创办《文汇报》，浦熙修开始作为南京特约记者为之撰稿，不想又被国民党当局所逮捕，锒铛入狱。浦熙修被捕前所写的文章的标题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她的光荣入狱正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的一个节目。当“挣扎”告尽，浦熙修在周恩来关怀下和罗隆基全力营救下光荣出狱，坐了整整七十天班房。随后，她出现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在周恩来介绍之后，毛泽东亲切地对她说：“你是坐过班房的记者”，那无疑是最高的称赞了。与她相识的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浦二姐”。 浦熙修三姐妹 浦熙修是浦氏三姐妹中的二姐，大姐浦洁修、三妹浦安修。 浦洁修曾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浦洁修是第一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民建北京市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原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浦洁修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0年1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浦安修是彭德怀元帅的夫人，青年时代，她就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妇女救国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她先后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延安参加组织群众，为保卫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浦熙修的丈夫 第一任丈夫：袁子英。 浦熙修与袁子英是在大学里认识的。不过当时前者还是学生，而后者已是一名中学教员。经过朋友的介绍，她同当中学教员的袁子英谈起恋爱来了。1932年，大学还差一年毕业，他们就结婚了。浦熙修之所以这么早结婚，据她自己和好友后来的回忆，是因为她希望早点有个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这样既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又可以多一个人来照应本来就不太稳定的家庭。或许也正是这种没有太多感情基础的原因，导致了这段婚姻的失败。 袁子英其实是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不满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比如在皖南事变后，他和浦熙修曾经帮助需要疏散的共产党员拿到离开重庆的证件和车票。甚至在解放前夕，他也曾冒险保护了正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下的很多关键人物。但是，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不喜欢参与政治，愿意过太平的日子，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希望可以换得一个安定的生活。但是当他所做的并没有换得他所想要的生活的时候，他开始有些失望了。而浦熙修不同，她是将为民主、为社会服务的志向，贯穿在全部工作和生活中。她更注重精神生活，她热爱、信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到了痴迷的程度。她是事业型的女性，这在她进入新闻行业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注定，而不是袁子英所希望的贤妻良母，因此，他们因志趣的不同而分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为什么这种志趣的不同会在这个时候才体现出来，那是因为当初结婚时的仓促所造成的。 浦熙修罗隆基 致使罗隆基从史良处感情迁移的正是浦熙修，她是《文汇报》的记者，彭德怀的妻姊。罗1946年7月的日记记下了他们在战乱岁月里不由自主的缠绵。罗觉得情爱中的人是"情人、醉汉、疯子三位一体"，蒲却觉得自己在其中可以作主，"我不要醉"。但每次两人见面，罗便觉得她"还是想醉"，终究"我们又狠狠的吻了"。 依据章诒和的描述，1956年8月10日的批斗会上，浦熙修的发言稿名为《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她称自己如今认清了罗隆基的"丑恶面目"，揭露了其"罪恶行为"的时候，感觉轻松愉快，"让这所谓的亲密的朋友关系丢进茅坑去吧"！仅隔一天，12日的批斗会，浦熙修继续热情地贡献弹药，不惜拿床笫之语当政治言论。后来罗隆基不住叹息："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总被无情恼。罗隆基多情，便不解无情；他所见的笑脸多，冷眼便也多；他的甜蜜多，痛苦便也多。曾经是情场里的死去活来，如今变成政局里的你死我活，罗隆基真是百般滋味都尝尽。 时年，浦熙修36岁，罗隆基50岁。之后，他们蔑视陈规，未婚同居10年之久，当时的文人雅士纷纷赞叹他俩尊重自我感情、权利的作法，传为佳话。但后来俩人割袍断交，老死不相往来，最终上演一出悲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