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在中国的干涉下失败了，但朝鲜方面并没有彻底死心，他们一直在等待下一次机会，不到1年，这一机会就出现了，于是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就发生了。但这一次的结果和第一次并没有多大的出入，朝鲜方面在事态暴露之后，出于对清朝的忌惮依然坚决否认这一事实。究竟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的始末是怎样的呢？ 背景 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过去一年后，第二次事件又起。穆麟德的离开并未使高宗和闵妃停止联俄的步伐，自袁世凯到任后，全面强化对朝鲜的控制与干涉，他在釜山、仁川、元山三港派出中国代理商务委员，加强对朝鲜通商口岸的管理；又时常出入宫禁，监视王室，引起了闵妃集团的不满。汉城又风传金玉均将联合日本浪人入侵江华岛，人心骚动不安。恰值此时，俄国首任驻朝公使韦贝尔于1885年10月6日（即袁世凯送回大院君的次日）抵达汉城，朝鲜王室内恐有中国支持的大院君夺权，外惧日本支持的亲日派卷土重来，唯有向俄国求助一途，于是便迅速和韦贝尔相互勾结起来。就在10月15日韦贝尔谒见朝鲜高宗的当天，高宗就迫不及待地向俄国表达好感：“诸事商于贵政府，一切仰仗事甚多”，还问：“兵舰常驻仁川耶？何时可来？”公然展现出亲俄的姿态。虽然俄国政府采取谨慎态度，并未派军舰来仁川，但朝鲜没有因此放弃引俄拒清的政策。当时中、英、俄深陷巨文岛事件中，各国互相牵制，尤其是远东地区俄英争霸的背景，使得朝鲜的局势十分复杂。在这种状况下，发生了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 进入1886年以后，朝鲜的亲俄派不断抬头，事大党势力衰落，高宗“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为耻”，闵妃也“厌讳藩属”“尤忌华干预”，故高宗和闵妃成为亲俄派的后台。亲俄派以闵妃外戚为首，另有洪在羲（后改名洪启薰）、金嘉镇、郑秉夏、赵存斗、全良默、金鹤羽（出身俄国朝侨）、蔡贤植（通俄语）等近臣策应。此外，高宗还将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时被发配的金光训、申先郁等秘密释回，策划新一轮“朝俄密约”，尤其是申先郁的妻子，因懂俄语，遂成为闵妃与俄国驻朝公使馆的联络人，闵妃还让她教外戚闵致宪之妾俄语。除此之外，闵妃还与韦贝尔的妻子及小姨子孙泽（德国阿尔萨斯人）过从甚密。袁世凯于1886年7月初略知朝鲜王室又在酝酿引俄，但未明其详。 发生 当时，朝鲜事大党大臣、兵曹判书兼亲军右营使闵泳翊因事去中国，1886年7月上旬返回朝鲜，而后高宗和闵妃便把联俄的秘密任务交给他。但是闵泳翊并不支持联俄的做法，多次诤谏而无果，最后在1886年7月25日向袁世凯告密，称朝鲜又准备与俄国签订密约。此后几日又来见袁世凯数次。第二次朝俄密约至此浮出水面。袁世凯并未立刻决定采取手段，而是等密约文件出笼后再行动。8月5日，袁世凯致电李鸿章，斥责力主附俄之金嘉镇、郑秉夏诸小人，并谴责一心“背华自主”的国王李熙，建议清政府抢在俄国之前“先派水师，稍载陆兵，奉旨迅渡，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次以数千兵继渡”。而他在暗中已与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相勾结，准备立他的长孙李埈镕为新王。李鸿章接报后，已有安排海军快船去朝鲜海面“操巡”的打算，但因局势并无明显变化，故未立即采取重要措施。醇亲王奕譞也认为事情相当难于把握，曾有“既难无题作文，又虑棋着落后”的感慨。 朝鲜王室的引俄活动仍在继续。1886年8月5日，闵泳翊奉命去拜访韦贝尔，和韦贝尔交谈了四个小时。闵泳翊告诉韦贝尔，国王对袁世凯很不满，袁世凯的举措己经影响到“国王的权威和国家的富强”；国王认为“朝鲜不是为中国而复兴，所以中国政府通过自己的代理人阻碍一切改革行为……在所有的国家中，只有俄国能把朝鲜从绝境中解放出来”；国王认识到“和俄国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是国家发展与和平的唯一出路。”韦贝尔没有答应由闵泳翊转达的朝鲜国王要俄国保护的请求，他建议朝鲜要避免“和中国关系破裂”，并认为，如果俄国答应了朝鲜的请求，“中国会利用俄国在乌苏里地区军事力量的虚弱，吞并朝鲜。”8月9日，闵泳翊又把国王和领议政沈舜泽钤印的求俄保护的“密约”交给韦贝尔。闵泳翊奉国王命令联系韦贝尔并非亲俄，而是“阳顺引俄议，而阴密通华”，袁世凯亦得知韦贝尔正往俄国方面发去长电，料定是“密约”，故在袁世凯盘问下，闵泳翊于8月11日交出了“密约”抄稿。抄稿写道：“密启者：敝邦偏在一隅，虽独立自主，而终未免受辖他国。我大君主深为耻闷。今欲力加振兴，悉改前制，永不受他国辖制，惟不免有所忧忌。敝邦与贵国睦谊尤笃，有唇齿之势，与他自别。深望贵大臣禀告贵政府协力，默允竭力保护，永远勿违。我大君主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或他国有所威胁，望贵国派兵舰相助，期以妥当，深所景仰贵国也。肃此仰布，统希雅鉴，敬颂勋安。大朝鲜开国四百九十五年丙戌七月初十日，奉敕内务总理大臣沈舜泽，致大俄国钦命大臣韦阁下。” 当时中朝之间的电线发生故障，故袁世凯于8月11日连发的五次电报至8月13日才被李鸿章收到，至此朝鲜引俄之谋完全暴露。李鸿章感到事态严重，一面致电驻俄公使刘瑞芬，请其探商俄国不要接受朝鲜的请求；一面致信醇亲王奕譞。李鸿章在信中指出，“今事虽秘密，机缄已露，碍难迁就。恐非诛乱党、废国君无以挽回局势。”但中国派兵应慎重，因而打算派曾在朝鲜管理电报的陈允颐以查看电线为名赶赴朝鲜，与袁世凯、大院君密商废黜高宗之事。如果大院君有能力发动政变，诛灭亲俄派，可于政变后向中国请兵，稳定局势。然后再考虑是否请旨派钦差大臣赴朝，废国王立新君。奕譞将李鸿章的主张上奏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于8月17日降懿旨，指出现时情事未定，应先做好防俄的军事准备，并酌调兵轮到朝鲜海面游弋，等陈允颐和刘瑞芬将办理情况电告后，再请旨办理。其后吴安康、丁汝昌率南北洋军舰大部出动，游弋朝鲜，以壮声势。 就在清廷高层紧锣密鼓地筹商之际，袁世凯也采取行动，与朝鲜撕破脸皮了。袁世凯于8月14日就“密约”一事向来访的朝鲜署理外务督办徐相雨提出严厉的质问。徐相雨惊恐万状，归告国王。袁世凯一不做二不休，旋即邀请内署及诸营将来其官邸宴会，席间厉辞责问“密约”之事，并持一捏造的电报称中国已决定出动金州七十二营来朝鲜问罪，不日可到。朝鲜官员满座皆惊，纷纷离席入告国王。其后民心惶惶，高宗大恐，派领议政沈舜泽、右议政金宏集及内外诸臣接踵到袁世凯处辩白，表示国王和政府对此事均不知情，肯定是小人假造。袁世凯表示：既然国王及政府不知情，就应将文稿索回；如系假造，就应查办作假者。又恐吓朝鲜诸臣说：“圣朝东顾，义尽仁至，何负于朝鲜？有此一举，显系背华。如天朝震怒，将兴大师问罪，未知韩何以应？！”而后又与大院君共谋，并让大院君入宫向高宗及闵妃等人痛陈利害。大院君“入宫执王手大哭，并泣奏大王大妃”，此举值得注意，因为这是与废君联系起来的。朝鲜高宗是奉大王大妃赵氏（神贞王后）旨意入承大统，而大院君的“泣奏”当是以历史上燕山君、光海君以大妃（贞显王后、仁穆王后）名义所废之先例来恐吓高宗，导致宫中哭声一片，唯独闵妃佯装淡定地说：“索回文凭即可无事，华虽百万兵，何恸之有？”当时袁世凯的叔叔袁保龄亦吩咐袁世凯“朝（鲜）之君臣既不认帐，此时此事即可宕延下去，一字不必提，专心做构乱召变文字，以便韩有民变，石老（指大院君，号石坡故称石老）可借词出头，中国可借题发兵”。可见袁世凯勾结大院君所策划的废君政变即将出炉，再加上清军军舰相继东渡，朝鲜局势可以说到了千钧一发的程度。 结束 其后的事态发展依然是朝鲜坚称绝无求俄保护之事，并多次向韦贝尔索回文稿，韦贝尔感到非常恼火，声明绝无“密约”文稿可给，并指责袁世凯不应过问此事。在袁世凯的淫威下，朝鲜政府还于8月16日将金嘉镇、赵存斗、金鹤羽、全良默4名亲俄“小人”下狱治罪，以示解决问题的诚意；袁世凯则一面持续对朝鲜施加压力，一面催促李鸿章赶紧“派大员率兵查办”，即派人带兵来朝鲜行废立之举。但李鸿章仍按既定计划，等刘瑞芬和陈允颐分别调查之后再作定夺。1886年8月22日，驻俄公使刘瑞芬来电报告，称俄国外交大臣倭良嘎喱表示“未闻朝有求保护之事。”李鸿章当日复电刘瑞芬，嘱咐他向俄国外交部声明：“如有此事，即作废纸。”俄方同意。与此同时，以查看电线名义来朝的陈允颐则报告“该处（朝鲜）中外人心慌惑，韩甚惧有兵至。李昰应势力已孤，不敢多事”，对袁世凯联合大院君废黜高宗的计划持否决态度。此时高宗于8月20日派去天津说明真相的闵泳翊中途溜到香港，不肯作证，查明“密约”真实性的线索遂中断了；而日、俄、美等国亦对袁世凯逼迫朝鲜索回“密约”文凭的粗暴行为表示不满，再加上李鸿章接到了刘、陈二人的报告，遂决定了结此事。1886年8月25日，慈禧太后根据李鸿章、醇亲王等人的意见降下懿旨：“俄外部既称实无此事，韩廷已拿匪治罪，且允备文申叙，非国王政府所知，前文可作废纸等语。有此两节，此事即可不再穷究”。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结束。 事后，朝鲜高宗于1886年9月派外务督办徐相雨去中国，分别向北洋和礼部表明“朝鲜无异志”，清政府则晓谕朝鲜国王亲贤臣、远小人。袁世凯亦在1886年9月底向高宗面呈“谕言四条”、“时弊十款”，力劝其改革内政，固依中国；又作《朝鲜大局论》，指出朝鲜对华向背之得失利害，断言朝鲜非依靠中国不足存。此后直到甲午战争，朝鲜政府再无引俄之举。俄国则通过1886年秋李鸿章-拉德仁会谈及1887年2月、1888年5月的两次远东问题特别会议上确立了维持朝鲜现状的不干涉政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