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6.jpg) 《和阳村柳条簸箕》 史耀增 著 两个月前，我在微信圈里看到史耀增先生的新著——《和阳村柳条簸箕》，便向其子沛鸿兄询问。三周后，我收到了一摞书，并代先生将这些书分赠给合阳籍的文艺界人士及西安美院图书馆，以期能使更多的人看到。 知道史先生从事柳条簸箕的整理和研究，是在十年前。2006年夏，我与几位青年同道在西安市香格里拉酒店里旁听一场有关非遗的盛会，红绒地毯、水晶吊灯以及官派腔调所营造出来的隆重气氛，让我们这些初涉非遗理论的小白们心生别扭、满腹狐疑，于是中途离场。几公里后，接到导师电话，说是有位合阳的史老先生，做事求实，德高艺馨，想让我们认识，但因路已走远，于是作罢。 就这样，我记住了这位乡贤的名字，也失却了与之相识的一次机会。 十年之后，我去合阳进行血故事调研，也便有了和史先生的面缘和交往。 史先生中学毕业后，先是务农多年，再做民办教师，后因酷爱地方民俗艺术，遂转业到文化馆，大半生以来，都在孜孜不倦地从事合阳地方民俗的梳理与研究工作。他被誉为合阳民俗界的“活字典”，当地的线戏、面花、剪纸，乃至美食等乡土文化，之所以能够享誉省内外，与其不遗余力的研究和宣传密切相关。 史先生是和阳村人，这本书写的是自己身边的熟人熟景，对于民俗学界所定义的“家乡田野”而言，既有因细节熟悉和空间便利所具备的优势，也有可能因熟视而无睹所导致的“灯下黑”。自己村落的一种手艺，花费十年左右的时间去整理，听起来既觉惊叹，同时也狐疑是否有某些夸张，于是更加勾起了我对该书迫切阅读的热望。 平日在单位，被各种报表和材料弄得头昏脑涨，于是多趁外出开会的旅途抽闲读些薄书。我是在赴京参加《民艺》杂志创刊座谈会的列车上，读完了史老先生的这本新作的。既好读，也感动。 有一个颇为尴尬的问题：当学术生态不断被恶化和异化的当下，其作为和品质与社会现实的关联越来越面临质疑，甚至遭遇了普遍性失望。文论的现实意义在于更够多大程度上产生思想的火花和情感的共鸣，而不是成为某种体制标准的私尺。这也应是学术价值最大化的终极诉求吧？可大多数的现实是，当学术研究从天下公器不断沦落为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标签时，势必已经无可奈何地趋于空壳化。 2000年，盐野米松的《留住手艺》中文版刊行，浅近的行文，引发了国内对手工艺关注的首次热潮，中国的一些学者于是趁热打铁，模仿他的做法，通过纸本和电视节目的方式来唤起社会层面的对应。在我看来，盐野米松的价值在于以温情平实的叙事方式擦亮了国人的眼睛，在他有时稍显偏执和繁缛的表述中，揭示了手艺与自然、生活乃至人性间的内光，我们于是渐而明白，缺乏了这三者的蒙润和滋养，手艺是难以鲜活和动人的。同时，作为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播者而言，是否需要真诚反思表达方式与接受度之间的现实关系？ 史先生的该项研究或许也是受了盐野米松的影响，娓娓道来、笔触精微，尤其是包含着情感。沛鸿兄告诉我，几位读者曾打来电话，说读书时落泪了，因此特别感谢史老先生。我之先还有点将信将疑，但后来也确乎如此。当然，感动读者只是作品受到某类群体情感共鸣的标准之一，作为研究著作，理性思维的光芒可能更为重要，但就这一点来说，本著也值得当下大量泛泛而论、缺乏情感投入的所谓理性研究者的自省。 对手艺的关注，经历着从物到技，由技及人的徘徊反复和交糅错杂。手艺的主要载体和行为发出者是人，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之所以强调“人”的主体因素的初心。手艺的具身性及工具的在手性特征，使得真诚的手工艺品中必然蕴藏着人文的精神属性和思想光芒，同时也有自然之道的神赐。但是，手艺的“形貌”也是千差万别的，要从简朴甚至粗陋的表象下发现其内质的审美特性，实在也并不容易。在这一点上，柳宗悦无疑是伟大的，他发现和揭示了下手物中的平凡之美。而手艺之美，有些潜藏在有意味的形式中，有些需有慧心才能感知。 在史先生的作品里，手艺与人的生活紧紧融为一体，他没有割裂地去研究手艺本体，而是将它放置在自身的生存环境中，手艺既是劳动者的谋生之技，也是他们的为人之道，生活中的悲欢离合，也是手艺的品质性情。读者不难感受到，史先生作为一个研究者的在场性，比起那些以学术名词来装扮自己的研究者而言，后者更令人尊敬。读者不难感觉到，在他的平实的表述中，透露着劳动者的无言大美品质和汗水的酸涩味道，这也是民艺的某些气质吧。这样的作品，若嫌它太过感性也无可厚非，但它所体现出的为劳动者存言画像的真实感，远比那些华丽的伪饰要好得多。 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提到，有关物的文化研究，应该放置到这个物的产生、制作、使用、传播的背景中去，同时还要扩展出与物相关的人的诸多要素，才能将“物”的价值和意义立体呈现出来。在我国的民间美术和工艺美术研究中，实用物具一直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原因则是出于对美的表象性偏狭理解所致。簸箕作为一种实用性劳动工具，它自有其产生、使用、衍变和传播的个案历史，譬如簸箕的基本形态与实用功能及人体机能的关系，以及在不同功能、食粮种类、区域习性的实际中所产生的演进和分化。但史先生的视角则是聚焦在与簸箕手工生产相关的民众群体之上，结合文化地理学的观念，分析了合阳农业生活与柳条簸箕间的互生关系，以及当地气候与材料的生长和获取，以及所导致的柳编工艺中诸多的地方知识和经验，但至始至终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感受到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的劳动者的生命特征，尤其是在描述柳编簸箕工艺的传播和簸箕的交易活动，他借柳条簸箕所想展现的是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史，从而深化和活化读者对于柳条簸箕手艺文化的理解。 近几年，在毕业论文的教学中，我愈来愈受到学生与传统生活疏离的尴尬，如果研究者缺乏对研究对象的情感和体验，也就必然缺乏对其深度了解和认知的主动性，怎样去做调研、去做材料的分辨、梳理和逻辑建构，实在会是一件空洞而痛苦的事情。一面是政府的政治命题和文化导向，一面是越来越缺乏乡土生活情感和经验的大学生，教师自然左右为难。 手艺生态的危机在本著中也显露无疑，无论我们现在如何希冀和打扮手艺，这或许会是一种宿命。我有一位朋友质疑，对乡土文化的重新高扬，是否显现了后工业文明更为狡猾的一种存在方式？这种诘问，充满着文侠式的义气，同时也难掩悲哀的气息。 虽然我们可以说，手艺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最初基石，它的文化历程，几乎占据全部的人类历史，但在工业化慷慨奋进的两个多世纪以来，作为手工业时代表征的手工劳作，从技术经济角度而言，必然会被视为所要取缔的对象，而以农民作为手艺持有者主体的现实，也使乡土空间中手艺的社会角色多了不少悲情与卑微的人文色彩。 簸箕文化的逐渐消失是机械化农业的必然结果。愈来愈明显的趋势是，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机械化操作越来越普及，虽然合阳地区山地颇多，但也改变不了簸箕日趋式微的步伐，农民们一边希冀机械化耕作对农业生活的便利，同时也喟叹簸箕工艺的下滑和消散。书中还提到，现在有人会需要小的柳编簸箕，用来置于书房厅堂，以观瞻来慰藉情怀，读之，令人五味杂陈。 因为盐野米松，“留住手艺”这个词使用频繁，已几成惯性，也抑或表达了一种使命和情怀。但在我看来，或许“记住手艺”是研究者的迫切工作，也或将会成为真正手艺的未来宿命。 2017.12.20于樗栎居 （张西昌，西安美术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