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
    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较好解决了农牧民族之间的碰撞交融问题。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互相联系交往是北部边疆与中原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出现和平交往的局面。游牧民族在军事上无法彻底取胜，经济上又迫切需要换取农耕区产品以补自身单一经济不足，有可能出现较为长期稳定的和平交往局面。
    以巩固长城边防为后盾实现的和平互市往来，对匈奴邻近长城谓之“瓯脱”的半农半牧过渡地带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使北部边疆面貌焕然一新。汉武帝初年“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和亲使者“教单于左右疏计，以计课其人众、畜物”，“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汉书·匈奴传》）。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鄯善王主动提出“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其时自鄯善以西至且末七百二十里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汉书·西域传》）。“瓯脱”地带长年胡汉杂处，自然为北方民族向农耕生活转化架起了桥梁。匈奴“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书·匈奴传》），往往“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后汉书·南匈奴传》），获得大量生活、生产必需品的同时，刺激了本身畜牧经济的发展。以“汉所余，彼所鲜”（《史记·刘敬列传》）互市交往也使中原地区受益匪浅，“骡驴骆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盐铁论·力耕》）。汉初牲畜奇缺，至武帝时，长城以南，“滨塞之郡”，已是“马牛放纵，畜积布野”（《盐铁论·西域篇》）。大批畜力投入农耕、交通运输，提高了中原地区社会生产力。明隆万年间“外示羁縻，内修守备”，促成隆庆和议后，仍将“城堡及时修并，边境之险渐次可复”列为“所当修备”的“四要”之首（张居正：《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明蒙之间得以长期和平交往，遂使“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张文忠公全集·行实》）。蒙古在长城沿线边外也发展起众多耕牧交错、汉蒙杂居的“板升”聚落。边地“上谷至河湟万里”，也都“居如渚，行如家，举沙碛而黍苗矣”（《国榷》卷5）。汉蒙双方开设官办贡市、关市、马市之外，民市、月市、小市等民间私人交易也很活跃。据万历《宣府镇志》记载，昔日满目萧条的边塞重地张家口很快发展成“南京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的商业巨镇。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陈仁锡：《无梦园集》卷2）。蒙古地区的农业取得较大发展，“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瓜、瓠、茄、芥、葱、韭之类“种种俱备”（《宝颜堂秘籍·夷俗记》），单一畜牧经济结构逐渐改变。经蒙汉居民共同努力，塞外古丰州还屹立起一座归化新城（今呼和浩特市），“垦田万顷，连村数百”，“城郭宫室布满丰州川”（《明穆宗实录》卷23），俨然成为蒙古地区颇为繁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蒙汉双方在长期和平交往中彼此增进感情，消除隔阂，在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上也互相熏染融合，呈现“胡越一家气象”（黄景昉：《国史唯疑》卷8）。汉族“边人大都五分类夷，五分有京师气习”（戚继光：《陈边情及守操战车》），甚至“华人入外夷”（郑晓：《皇明四夷考·序》）成风，万历年间乃有“汉夷”之称（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2）。蒙古族亦渐习华风，“喜见车书同”（方逢时：《塞上谣》）。历配三王、掌兵柄、主贡市的“忠顺夫人”三娘子，平日就爱穿大红彩缎妆狮子汉服，十分钦慕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以至“每于佛前忏悔，求再生当居中华”（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1）。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有其多方面的内在动力与原因，既表现为经济上内地与边疆相需相靠、联为一体，也体现于民族关系上和平往来、融洽相处，包括文化和习俗心理上相容认同。只有出现“边人大都五分类夷”和“求再生当居中华”这种趋同融合，以及像明代那样塞外游牧经济与江南商品经济千丝万缕般联系在一起，才能使辽阔北部边疆真正成为祖国牢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些极为重要的方面，长城发挥了凝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作用。
    上下两千年、纵横数万里的长城积淀着丰富、厚重的文化内涵，因视角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心目中的长城所象征的意蕴并不那么一致是十分自然的。在不同时间场合针对不同问题用长城作类比时，有时也会成为两种截然相反的象征。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是针对筑城过程中蔑视百姓、酷虐催逼的暴行而发，并不牵扯到对修城御边是否必要的评价。众多研究成果已经证明，长城与封闭、保守、退缩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它既可以是“限隔华夷”（《大学衍义补》卷150）、自我封闭的壁垒，也可以作为向外开拓进取的桥头堡。“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的赵武灵王正是以“变俗胡服，习骑射”、开放革新著称于世的政治家（《史记·匈奴列传》）。对于古代高明的政治家来说，长城从来不是“限制文明空间的环”。他们运用这道军事防卫线和经济、文化会聚线，巧妙地控制、调节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把农业经济和游牧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大大缩短了边疆与内地的距离和农牧文化之间的差异，通过这条播撒先进文明的文化带，有效地促进民族融合、边疆开发和国家统一富强。历史上匈奴、乌桓、鲜卑、突厥、柔然、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民族中都有相当一部分沿着长城带与汉族汇聚交融，源源不断注入草原文化新鲜活力。万里长城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标识。
    （作者：曹大为，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