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题为《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的演讲，提及“白马驮经，玄奘西行，将印度文化带回中国”。他指出：“中印两国有文字可考的交往史长达2000多年。佛兴西方，法流东国，讲的是中印两国人民交往史上浓墨重彩的佛教交流。”“佛兴西方，法流东国”一语，出自玄奘《大唐西域记》的《序论》。
    自佛教于东汉年间传入中土大地后，为寻求佛教奥理，千百年来西行求法者“轻万死以涉葱河”，玄奘无疑是其中最负盛名的取经僧侣之一。玄奘本姓陈，名袆（另作祎），法号三藏，唐代洛州缑氏人，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佛学家、翻译家，亦是法相宗创始人。唐太宗贞观元年，玄奘自长安出发，过凉州、瓜州，一路西行，其间历沙漠、过雪山，最终到达中印度的摩揭陀国，入那烂陀寺听经学法。在寺学习五载后，玄奘为了更深刻地了解印度与佛教，自那烂陀寺向东，绕行游学全印度，最终再回到那烂陀寺。除了拜访名师、研习佛法之外，玄奘还详尽地考察当地的山川水文、气候物产及风俗人情等，所谓“访道远游，请益之隙，存记风土”。长期的佛学研究使玄奘在印度声名鹊起，曲女城辩经结束后，玄奘带着历年访求而来的佛经东归，于贞观十九年返回长安。
    玄奘归国之后，在翻译佛典的同时，奉唐太宗之命，“宜修一传，以示未闻”，撰文记录西行的所见所闻。《大唐西域记》应运而生，玄奘所述内容经弟子辩机编次整理，成为后人所见的十二卷本。此书记录了138个国家与地区，其中玄奘西行亲历国家达110个，另外28个国家的记录述自听闻与传说。《大唐西域记》的叙事沿袭中国史书作品中的地域志模式，但较之更加丰富详细，记录了所游历国家、地区的情况，内容丰富驳杂，不仅有宗教文化、政治生活方面的叙述，而且还简述山川水文、气候物产、风俗语言等。《大唐西域记》所记录的往往不见于前人文字，有补于遗阙，无论是对历史学还是地理学皆有增补意义，其书重要价值不言而喻。玄奘的创作本意虽是“随所游至，略书梗概，举其闻见，记诸慕化”，但行文简约流畅，记事严谨有据，去遗址遗迹等处实地调研，在掌握相当证据之后，再对传说中的佛教事迹做判断。文中不乏“虽则传记，今无所见”之类的句子，玄奘之严谨可见一斑。
    19世纪之后，东方学逐渐兴起，《大唐西域记》逐渐被世界各国学者熟悉。1834年，德国学者克拉泊罗斯在柏林出版了《玄奘在中亚与印度的旅行》一书，这是迄今所见最早介绍玄奘的西文著作之一。随后，法国、俄罗斯、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学者相继做研究报告，《大唐西域记》被译成多国语言。日本、韩国学界也着眼于《大唐西域记》与南亚、中亚地理研究。中外学者皆对《大唐西域记》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此书丰富翔实、论据充分，为古印度、中亚等地考古提供了可靠资料。
    即使在当代印度，考古学家们对古代一些城池位置、寺院遗址的确定，很大程度上也以《大唐西域记》为指南，因此，此书在印度亦是闻名遐迩。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访问印度，第一站古吉拉特邦既是玄奘西行取经途经的地方，也是印度总理莫迪的家乡。习近平主席说：“中国唐代高僧玄奘到古吉拉特邦取经，然后把佛经带回中国，在我的家乡陕西西安传经。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大唐西域记》虽为僧侣所撰写，但其带来的不仅是佛教历史，于古代中亚和南亚历史、地理、考古研究而言，此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弥补了正史的缺漏。因此，《大唐西域记》可视为唐代中外文化交流、中西交通史的珍贵资料，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有着突出贡献。
    （作者：司聃，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