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抗战爆发于1937年7月29日，当时正是卢沟桥事件爆发后20余天，当时的北平和天津已经落入日本的手中，所以天津抗战其实是一场中国军队主动出击的战役。当时的天津其实早已危机四伏，但中国军队并没有因此而轻易放弃，在李文田的主持下，天津主要军政负责人还在战前召开了一场会议，史称“七人会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北平与天津相继沦陷。与日军未遇抵抗而占领北平城情况不同，天津的中国军队曾主动出击，奋起抵抗：先是在市内与日激战15小时，随后又于津郊县继续抗战一个多月。这次轰轰烈烈的守土自卫战役，又被称为“天津大出击”或“天津抗战”，不仅是天津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更被历史学家列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之一。担任这次天津抗战的总指挥与副总指挥是爱国抗日将领李文田与刘家鸾。 在1933年长城抗战之后，宋哲元领导的第29军进驻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负责华北地区主要防务。当时军政关系密切，地方行政长官多由军事首长兼任，因此军长宋哲元又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而天津方面，最初由萧振瀛担任市长。但是，由于萧振瀛奉行宋哲元“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对日表面友善而实则敷衍推脱，在“五·二八”学生反日运动时，更以市长身份与学生和谈。日方对此极为不满，于是强力迫使他辞职，并提名亲日派齐燮元为市长。宋哲元对此无法接受，而向南京国民政府举荐了第38师师长张自忠。1936年6月18日，张自忠被批准任命为天津市市长，并带领第38师驻军天津。 不过，在日方处心积虑的围困之下，天津的形势依然危机四伏。日方特务机关不仅唆使汉奸宵小不停地寻衅滋事，而且还采用威逼利诱等多种手段，对第29军将领进行分化瓦解，拉拢不成，就直接进行暗杀。就军事而言，最为甚者是，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负责天津防务的中国第29军第38师只能分布在天津外围市郊。相反，外国军队却可以驻守天津市区。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就设在海光寺，天津也因此成为了华北日军的大本营。尤其在七七事变之后，为避免两国开战，驻守在平津的第29军处处忍让，但是日方却变本加厉，日日运兵，处处挑衅，平津局势日益紧张。这时，东北的日军通过北宁铁路不断运兵入津，同时又有大批日军自塘沽登陆，而热河省的日兵也经古北口开至北平。空军方面，日本则在天津东局子飞机场集结了大量飞机，还在塘沽附近加紧修建空军基地。在日军肆无忌惮的进攻之下，中国军队忍无可忍的反击开始增多，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相继爆发。驻津日军更是不断演习，加紧进行攻击天津的准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时任天津军事与行政最高长官的张自忠，于25日赴北平开会，但是会后却滞留未归，天津的军政事务因此暂时由李文田负责。当时任第38师副师长兼天津市警察局局长的李文田，感于形势急迫，积极调整第38师，重新进行了布防，命令分驻在塘沽、汉沽、廊坊、小站、东大沽、马厂、韩家墅等处的各部队，适时向天津市区靠拢，随时听候命令，以备不虞。 7月27日，第29军军长宋哲元拒绝了日本最后通牒，发出“自卫守土”通电。李文田在当日接到电报后，便马上进行作战准备。 上午10时，他召集在天津的主要军政负责人到自己家中（今北安道20号）开会，共同商议对日作战问题。当时除李文田之外，参加会议者还有第112旅旅长黄维纲、独立第26旅代理旅长李致远（时旅长李九思赴南京陆大学习）、第38师手枪团团长祁光远、天津保安司令刘家鸾、天津保安总队总队长宁殿武以及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等七人，史称“七人会议”。 这次会议时间长达12个小时。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李文田提出的对即将形成包围圈的日军进行主动出击。但是，因为这时与师长张自忠失去了联系，所以对于在什么时间进行出击，大家产生了分歧：有人说没有师长的命令不能轻举妄动；有的则说如果错过战机，会影响数万军队的生死存亡。一时间僵持不下。这时，刘家鸾建议道：“战争已迫在眉睫，时间已不允许我们再犹豫不定。既然意见不一致，可以打破第38师编制，重新组合，愿意参战的可以推举领导人，愿等张师长命令的可以回驻地等待命令。”此言一出，立即得到与会者的全体拥护。大家于是共同推举李文田与刘家鸾分别作为部队临时正副总指挥，同时确定这次主动出击的突袭战时间为29日凌晨2时。 按照李文田在会上的部署：一是，宁殿武指挥保安队第1中队，攻取东车站（今天津站），旨在阻止日军进津。二是，祁光远指挥手枪团和保安队第3中队以及独立第26旅一个营，攻击海光寺日本兵营，因为这里是天津日军的大本营。三是，李致远指挥独立第26旅及保安队第2中队攻击天津总站（今天津北站）和东局子日本飞机场，目的在于烧毁日军飞机。三是，武装警察负责各战场交通指引和疏导。四是，驻地离津较远的黄维纲旅，作为总预备队。“七人会议”结束时已是27日夜10时。随后，大家按照部署很快完成了部队调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