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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意义
再说到国防资源问题，这也是宋代一个最大的缺憾。中国的地理形势，到了黄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中国之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在东北，一在西北。一是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是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而这两个出马地方，在宋初开国时，正好一个被辽拿去，一个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国手里。与马相关联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王荆公行新法，一面想训练保甲，一面又注意到养马。但在中国内地养马不方便，据当时人估计，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这是在农业社会里要准备战争一大缺点。王荆公不得已，定出保马政策，让民间到政府领马养。把马寄养在私家，一匹一匹分散养，平时民间可以利用领养之马，遇到战争需要，再临时集合。这种事，民间当然情愿做，领一匹马来，平时作牲口用，却不晓得马在温湿地带饲养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但马死了要赔钱，于是农民把养马看作苦事。政府却要挨派，于是保马变成一秕政。其实这一方法，纵使推行有效，遇到战事，一群羸弱之马，也未必真有用。在这一制度上，也可告诉我们宋代国防上所遭遇的大难题。所以漠南天然牧场一旦失去，中原地区想养马，就要从人的嘴里夺粮食去给马匹，代价太大，农耕民族只能用丝绸去游牧民族那里换马匹，战力掌握在游牧民族手里。历代古代中原地区因为缺乏大量优秀的战马而无法消灭周围众多的威胁力量。所以历史上一旦农耕或游牧政权建立起农耕+游牧=复合型帝国就碾压对方。 [4]
外交失误
燕云十六州与其说是宋朝的军事力量的死穴，不如说， 刻意求取燕云十六州成为宋朝外交的最大败笔。失去养马之地的说法，至少有1000年了，南宋就这么总结（辩护），历代文人也因循守旧，钱穆之说也并不新鲜！真正的原因是宋朝的外交目标太过单一和明显（文人政治也起了一定作用），使得北方民族的外交反而更加灵活和务实。 当今民主外交和精英外交也有相似点，看看欧洲的民粹主义外交政策吧。 金就说：“你要燕云十六州？好！你赞助我们，帮我打辽国。”宋朝乖乖地合作了。 蒙古说：“你要恢复汴京？好！你赞助我们，帮我们打金国。”宋朝又乖乖的合作了。 下过象棋的都知道，如果你老是想吃对方的某一个子，那么结局是非常可悲的。宋朝想学秦国搞“远交近攻”恢复失地，结果宋朝自己是被联合的一方，金、蒙古是秦。 [5]
失败心理
王安石，是合格的宰相。他知道宋朝君臣早已被敌人吓破了胆，病态式的失败主义情绪极其严重，一听到“用兵”两个字，就吓得要死，军队官兵也很不自信。为此，王安石采取了“先易后难”的战略，先开边熙河，一举吃掉最弱的吐蕃青唐政权大半地盘，杀敌数万。胜利喜讯传来，宋朝、宋军，精神面貌为之一振！一扫多年来的晦气。终于明白：宋军并不是不能打胜仗。然后，推行“将兵法”军改，再挥师进逼西夏，不断挫败夏军，攻城略地，西夏逐渐陷入危局。如若不是元祐老奸误国，被一懦弱的太后白白浪费了八年的宝贵时间，宋朝抢在金朝崛起之前打垮西夏，完全是有可能的。打垮西夏，宋军的士气、战斗力，就能彻底起来，宋朝的历史就能改写。宋朝多年没打过仗的军队，能不能打赢，当然是个未知数，对用兵很谨慎，是正确的，但更好的办法是效仿王安石，先捏个软柿子捏捏，开始步子不要太大，最好先打容易打胜的仗，关键是使军队得以提升士气、积累经验，越打越强，再投入大战、恶战。须知：实战是最好的训练，实战最能提升战斗力；反过来再多的训练也只是训练，没有实战就成了演戏。社会，也可以增强对战争的信心和承受能力。自古“变法”者又有谁最后有善终。历史时空隧道中空余“过河，过河，过河！”；“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杀贼，杀贼，杀贼！”的回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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