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民国文人的记忆中，提到鲁迅就想起《呐喊》《彷徨》，提到郭沫若就想起自由恣肆，提到徐志摩就想起浪漫爱情，而提到沈从文，让人想起最多的却是散漫和害羞。
    
    1930年代的沈从文
    1931年，沈从文赴北平，当时别人对此的记录是：“沈从文氏，创作极为丰富，月前来申，寓一俄国酒排间楼上，态度闲逸，闻刻已赴平，除任教外，拟编晨报附刊云。”虽然那时的沈从文其实并不闲逸，但旁观者就是这样认为的。他的经历也被当成传奇来聊起：“高小毕业后即当了兵。后来不知怎的，漂流到北京，在于图书馆中当一茶役。后来发现这个沈茶役能抄写，升他为录事，于是沈茶役一跃而为沈录事。这时，在北平各报副刊上发现一新作家，调查之下这新作家便是沈录事。乃再升之为职员。此后沈职员能在馆中自由看书，作品亦渐进步，‘沈从文’这个名字，就是那时开始的。”
    “乡下人”沈从文在大家的印象中是个幼稚可爱的形象。民国八卦杂志《老实话》在评价那时名人时，多用语刻薄，甚至无中生有贬损他人，却惟独在谈论沈从文时多欣赏、溢美之辞。比如这篇：“沈从文是一个在文章里表现出嫩弱，聪明，女性的人”。然后又乐滋滋地谈到沈从文的爱情细节：“沈从文由中公教授而爱恋了这位学生，但他始终是没有恋爱的经验，常常红着脸去拜访情人。”
    十多年之后，还有作者聊起沈从文“脸红”的话题：“沈从文年轻的时候，曾任教青岛大学……每天前往两次或买些糖果，或买新衣衣裳料拿着，偶然遇见人，就脸红耳赤的，似乎难为情的样子。”与沈从文的害羞一道被提起的，还有他的爱情故事和不善经营生活。有短讯说：“上海多产小说家沈从文自结婚后，生活颇为恬静，近闻沈在南京，为教育部编小学教科书，月薪四百元一月。沈以前一得稿费，辄全用尽，闻最近由其夫人拟定储蓄计划，以备不时之需云。”这里对沈从文的介绍，既有包含了喜欢，也有带着些许揶揄。
    此外，沈从文的高产和专注也是重要的话题。翻看五四以来的民国文人，专注于写作的屈指可数，而如沈从文这样一直以写作为人生乐趣和人生追求的，就更少之又少。后来就有作者评论他：“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家中，一直没有放下那支笔，不停在写，在创作的，到今天我们细数起来，人数并不怎么多……而沈从文先生却是有限的始终没有离开我们读者的作家之一，假若提起沈从文这个名字，对我们读者有多少亲切之感时，这事就得承认是极其自然的了。”
    就在一凌称赞沈从文没多久，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就停止了，而且一停就是一辈子。从高产作家变为停笔作家，这其中不但有时代的背景，也有他个人的背景。小说创作停笔之后，沈从文将之前自己业余爱好的器物研究当成主业，并且创作了比前面小说还要有思想价值的作品，即书信集。我个人认为，他的书信集的文学价值一点不逊于他之前创作的小说。
    如果全面通读一遍沈从文的作品，特别是按照时间顺序，比照他的年谱读他的小说，如果还能一边放着他的书信集和政论文章，一边读小说，就知道为何他不写小说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是一个擅长写小说的人——他的小说都是未加提纯的“原生态小说”，换句话说，就是把他所目睹的事情，按照小说的格式写出来；在相当程度上他所写的其实是“小说体散文”。建国后，沈从文的小说地位颇低，但在上世纪80年代又忽然非常高，这里面多是非文学的因素。严格的说，真正按照完整的小说格式来判断，沈从文的小说只能在70分以下。但有趣的是，这些不到70分的小说，却比不少八九十分的要好看、耐看得多。
    原因仍然很简单：这些沈从文式的小说都是真性情、无矫伪地直抒胸臆而出的。但由于接下来的时代条件已经改变，所以他选择在小说领域搁笔，因为大家都必须写80分以上的小说，他已写不了他的70分以下的“小说体散文”了。
    沈从文熟悉的人物和事情，已经无法写入他的“小说体散文”。他笔下的民妓匪兵形象，跟新时代的工农兵形象南辕北辙；他目睹的新生活又无法纳入他写了几十年的“湘西乡下人”风格和趣味中，他的写作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的搁笔是必然的选择。不过，这倒也成就了他这一时期书信集的写作高度，因为这只是写给抽屉的，所以写出了那个特殊年代文学创作在思想上的高质量。
    1935年，刚刚开始自己的戏曲研究生涯没多久，日后成为著名戏曲史学家的赵景深，在提到沈从文时说：“沈从文是多产作家，却不是滥产作家。他的小说写得又多又好，这是在朋友们口中时常听到的。一件很小的事情，他可以很细致地写上万把字，写的那样的迂回曲折……他取材的范围也很广，有湖南的蛮苗生活，也有从军的士兵生活，他的生活环境和经验比我们复杂多了。”
    后来有读者向沈从文求教写作的秘诀，他答复，真没什么秘诀，只是多关注身边生活的点点滴滴罢了，这样“原料”就非常丰富。他解释：“至于‘原料’，恰正好用的着一句旧话，即‘土生土长’。并没有什么可以炫世惑俗的！你若要找寻‘大师’，指点‘秘诀’，传授‘家法’，增进‘思想’，恐得找牌子真货色足的大作家……”
    这就是典型的沈从文写作的风格：将自己所闻所睹，精炼化以后改写为小说。由于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也能不按照特定模式来写人和事，所以他只要一提笔，就能写出无穷无尽的各种题材的小说，各种素材碎片在他的脑子涌出、飞舞、拼合，最后被他整合成一篇又一篇的小说。用之不竭，信手拈来，呼之欲出，行云流水，这就是他的小说创作状态。
    沈从文是个以“诚实”为追求的写作者，特别看重这两个字的意味。对于他而言，儒家思想也好，西洋的各种主义思想也罢，更不用提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思想，都过于抽象庞杂而难以理解。但乡民社会所依据的标准——“凭良心”——却最简单又最被推崇。沈从文的精神理念就来自于这个淳朴、原始的民间标准。
    沈从文是个害羞的人，但不代表他不是个血性男儿。丁玲落难，沈从文是不计得失出力救助的人之一。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尚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得知后，于5月25日写下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并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刊出，后又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相继刊登出《丁玲女士失踪》以及《记丁玲女士跋》两篇文章。今天翻看《丁玲女士被捕》一文，仍然不能不为他的勇敢所感动。他以实名在媒体上呼喊，还将国民党政府残酷镇压共产党的卑劣行为一一描述出来，完全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
    政府对于这类事情，按之往例，便是始终皆不承认。对于不去的人常常不由正常法律处置，多用秘密手段解决。如往年胡也频君，因左翼作家运动失踪后，至今尤无人知道他所犯何罪，且不明白他的死去，究竟如传闻所说，用麻袋装好沉到黄浦江中心呢？还是活埋地下。
    政府对于共产党的处置，几年来有他一贯的政策，为党，为国，为民族，不管用什么名称去说明，才有非常手段去扑灭，残酷到任何程度，仿佛皆不足惊异。
    我要说的是，对于一个年青作家，本身同战场距离得那么远，他的住处又正是司法机关极其完备的大都市中，他的活动也只限于一支笔写一篇两篇小说，是不是还得政府使用处置土匪处置敌人的方法来教训他？
    丁玲女士只是一个作家，只为了是一个有左倾思想的作家，如今居然被人用绑票的方法捕去，毫无下落。政府捕人的方法既然如此，此后审判能不能按照法律手续，也就不问可知了。国民党中近年来对于文艺政策是未曾疏忽的，从这种党治摧残艺术的政策看来，实在不敢称赞。……因每个国家使用对知识阶级的虐杀手段时，行为的后面就包含的全个的愚蠢。这种愚蠢只是自处灭亡，毫无其他结果。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也进入最后的全盛状态。面对辉煌的胜利，御用文人歌功颂德，一派莺歌燕舞、海晏清平的盛世景象。此时的沈从文却又写了一篇不合时宜的泼冷水文章：
    我们的伟人（指蒋介石），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由知识分子专家转而成入幕之宾点缀政治的高级官僚，近20年来的纵横捭阖，小团体小组织经营运用，争夺权势，不可谓不处心积虑，精细而周详。然而面对这突然来临的现实，才证明如何少见识，无意义，心力白用！如今事实上，一面是事事待人作，少人做，许多问题逼来，弄得束手无计，顾此失彼；一面是有关于局面独占，转而为势力平分的国事谈判，直到如今却还无从明朗化，具体化。……实在不能不使人为胜利二字感到一点迷茫，为建国前途报些杞忧。
    在以前没读过沈从文这些民国时期的政论文章之前，我确实想象不出这个害羞的大男孩，竟曾写过这样犀利的文章。即便是鲁迅，说话时为了注意人身安全，也常绕着弯子来发声，而沈从文就这么直白地说出口，也不想想接下来所引发的后果。跟他同时代的许多人，谈事情时往往多是唱高调，而他真的是把他的“诚恳”理念落实到了他的为文为人的每一处地方。面对“无物之阵”，他没有沦为“做戏的虚无党”，而是用另一种形式来反抗虚无。
    沈从文在小说和社会中总呈现为“柔”的形象，但这种“柔”不是棉花之柔，而是钢丝之柔。这个害羞和爱哭的老男孩，其脊梁骨其实跟鲁迅的一样硬，只不过鲁迅之硬，是磐石一般的硬；而沈从文之硬，是钢丝缠筋一般的硬。虽然他很少跟人硬碰硬，但他意志之坚定，之犟，在同辈人当中着实少有。似乎没有谁能用威逼利诱来改变这个“乡下人”内心中的乡民质朴信仰。
    面对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的虚妄，他一年后又写了《北平的印象和感想》。时人说“此后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是商业中心，北平是文化中心”，沈从文冷言道：“话说得虽动人，实并不可靠。政治中心照例拥有权势，商业中心照例拥有财富，这个我相信。然而权势和财富都可以改做‘美国’，两个中心原来就和老米（美）不可分！至于文化中心，并拥有知识得人尊敬，拥有文物足以刺激后来者怀古感今而敢于寄托希望于未来。”沈从文这“乡下人”，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接着他又以惯用的唯美趣味写道：“北平入秋的阳光，事实上也就可教育人。从明朗阳光和澄蓝天空中，使我温习起住过十年的昆明景象……我奇怪八年的沦陷，加上新的种种忌讳，居然还有成群的白鸽，敢在用蓝天做背景，寒冷的空气中自由飞翔。微风刷动路旁的树枝卷起地面落叶，悉悉率率如对于我的疑问有所回答：‘凡是在这个大城上空绕绕大小圈子的自由，照例是不会受干涉的。这里原有充分的自由，犹如你们在地面，在教室或客厅中。’”考虑到国民党党旗的颜色，他这句“敢在用蓝天做背景，寒冷的空气中自由飞翔”似乎并不单纯是描述自然环境。在他心目中，只有自由宽松的空气，才能诞生正常健康的国民，滋养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最终建立起民主富强的现代国家。
    到1948年，沈从文说话更直白了。他在对内战发表自己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时称：“谈判基础本不大健全，首重党派在中央和地方权利（力）分配，人民真正需要去谈不到，顾不及。……然而内战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随即又有军调进行，不幸居间调（停）人又恰恰是个对中国军略地位充满兴趣，人民情感的社会问题十分隔膜的美国军官。”
    沈从文顺带又对元首蒋介石进行一番奚落，虽然没有点名道姓，但对于一个即将坍塌的政权来说，沈从文这番言论已经将自己带到非常危险的境地：“两年来虽从收音机中，吾人间或尚可闻权威象征广播时喉音嘹亮稳重，重申全面战信心时，亦若把握十分。其实则伟人伟业，早已将全个国家，做成一滩血污，一片火海。”“一个国家政治上多不倒翁式的万能官僚，却少有深远眼光，巨大魄力的政治家。学术上，多对于强权附会文巧的新式织（谶）纬家，却少有对国家民族具无私热爱的哲学家和诗人。”
    从沈从文这篇错别字不少的文章可以依稀看到，作为一位“脑子一根筋”文人，沈从文的性格是有什么说什么。这是一种可贵的品格，但他或许不知道，当他说出这番言论时，实际上已经将自己列入国民党政府不受欢迎者的名单里了。更何况，右翼对沈从文的厌恶其实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右翼刊物《社会新闻》在1934年第6卷第27期、第28期就以社论的形式严厉抨击沈从文，将之归为“赤色分子”同路人的行列。“最近《国闻周报》发表沈从文的《禁书问题》一文，是对于中央宣传部禁止赤色作品的传播而发；文中极嬉笑怒骂的能事，而其重点则置于：（一）左倾思想是不良政治的产物，不是赤色文学书籍的产物；（二）禁书是焚书坑儒历史的重演；（三）迫害作家是残忍和愚昧的行为。”“当其说明自己立场的时节，则既不承认自己是所谓左翼的一流人物，又鄙薄反左翼的一流人物；开口国家闭口民族然而，其所谓国家民族又好像只是少数赤色作家的国家民族，其心目中看少数个人，比国家民族更重要一万倍，十足的显出他是个崇拜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时代落伍者。”
    连着用两篇社论抨击一个人，在《社会新闻》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更何况是在国民党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残酷镇压之时。这里隐约可以窥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沈从文的态度了。《社会新闻》作为国民党“CC”派的外围刊物，其时主编为日后投敌的汪伪特务头子丁默邨。丁默邨出身于军统和中统，附逆后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主任。考虑到民国时期有多少进步人士是被直接“清除”，或是巧妙安排“正常死亡”的，那么既然被这些特务主编的报纸盯上，在相当程度上沈从文已将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虽然在右翼看来，沈从文是个“赤色分子”，但在左翼看来，沈从文则是个恶趣味的资产阶级文人。冯乃超对沈从文的评价是：“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一流的奴才主义”，和“反人民的‘精神贵族’”等。人家是左右逢源，他是左右为难。
    沈从文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跟其他自由主义者积极入世不同，他连政治的一点边都不想占。据说40年代时，吴晗曾多次敦劝沈从文参加“民盟”，但都被沈从文谢绝。吴晗曾是他的学生，那时跟闻一多一样，都是“民盟”成员。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组织背景可资依靠，又发自内心远离政治的人，居然写了那么多在政治上非常“危险”的文字，沈从文也算是一位够独特的人物了。
    与沈从文在政治上糟糕尴尬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所绽放出的独特光芒。回顾沈从文那些零碎的论著，会有非常奇妙的发现。比如他在《大众知识》一卷三号（十一月）上发表的文章《文学界联合战线所有的意义》是一篇被埋没在历史尘埃中的重要文献。我目前没能找到原文，但通过“复旦大学文摘社”20世纪30年代的刊物《文摘》，还能阅读到其中的部分内容。文章包括几个方面，其中有三个地方值得注意：
    第一，他希望“作家能够各是努力来创作‘经典’”。注意他用的是“各自努力”（原文是“各是努力”），这里显示出他的自由主义者特征。而且他对“经典”的定义也与人家不同，是“真的对于大众有益，引导人向健康勇敢团结的光明大路走”。这里强调的是时效性（所谓“真的”，而非口号上的），并且只要能“引导人向健康勇敢团结的光明大路走”就能被归为“经典”的范畴，他的定义可谓海纳百川。
    第二，他继而提出，要“许可另一种经典也能产生，就是那类增加人类的智慧、爱，提高民族精神，丰富这个民族的情感的读物”。这种读物不需要跟革命之类的时代精神合拍，只要“能给支撑社会的大多数民众，当工作之后，可以获得一点会心的快乐，得到一点解除寂寞的安慰”即可。在这里，他给人性留下舒展的余地，不需要大家都写高端大气的“进步文学”，而是希望作家们能写一些与时代精神关系不是那么密切、应景的“软文学”。这种思想在那个时代可谓另类，因为这跟左翼和右翼文人的宏大叙事思想有着重大出入。
    第三，他在最后提出：“除此之外我还说到作家间底‘宽容’。‘宽容’基于对事物的认识或了解，作品是写人间的种种相，要博大精神，正确亲切，自然要对于一切人类有认识或了解。”在各种思潮相继登场、相互攻讦的三四十年代，他却强调宽容，追求异质共存，这种思想高度，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重新被大陆学界认识和接受。
    在一个大家各自强调自己的主体性的时代，沈从文追求的却是异质共存、各呈其韵的主体间性：不需要建构一个独白的全知全能的文化中心，而是应当建立起复调和声的对话架构，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一方面，能将自己声音的锐利显现至最大化，另一方面自己声音的局限性则能在与他人的对话中显现和消解，最终在诸多主体的对话中形成一种前进的驱力。沈从文是个小说家，而且是个小学毕业的小说家，他无法如同胡风、何其芳等人一样建构起一套成体系的文艺理论，但他的只言片语却闪现着超越那个时代局限的智慧光芒。他对全球文艺理论思潮的变迁懵然无知，但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隐隐约约提出了日后俄罗斯思想界被巴赫金开启、后现代理论家推崇的“异质共存”理论。
    这就是沈从文文艺生涯的前半段，1924到1948年。在这段时间里，一名叫做“沈岳焕”的湘西年轻人，变成了思想深邃却仍旧幼稚单纯的文人沈从文。接下来，这名叫做沈从文的小说家，将因时代的风云际会，停写小说，转身为文博学者，同时，他的书信集将作为接下来几十年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思想文献之一，影响中国当代的文学思想史研究。
    （《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6期.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