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巴建筑中高大护墙与城堡。 斯文·赫定速写画，1907年  达巴建筑中的塔林。斯文·赫定 速写画，1907年 在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的千山万壑之中，被岁月的风尘掩埋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古代遗址，它们铭刻着一段曾经辉煌的历史，但却悄然无声地在荒原戈壁上历经过百年苍茫。古格王国时期的达巴古城，就是其中之一。1992年和2004年，我曾两次到过达巴进行考古调查，从遗址的断壁残垣之中，真实地触摸和感受到了这段珍贵的历史片断。 古格王国的卫星城 第一次听说古格王国有个达巴遗址，是从著名的西藏女作家马丽华的《西行阿里》一书中读到的。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在淋漓尽致地向人们描叙了古格王都札不让、托林寺这些古格王国最为辉煌灿烂的华章之后，笔锋陡转：“除札不让的古格王宫遗址外，还有著名的达巴遗址、多香遗址、香孜遗址，还不时发现规模宏伟的未名的遗址……如此说来，已发现的遗址群结构成一个有意味的布局组合——多香遗址在古格以西30公里处；香孜遗址在古格以北数十公里远；古格以东骑一天马的路程之外，则是达巴遗址。并且，这些遗址本身的建筑形制也极为相似——古格鼎盛时，显然已形成众星捧月的卫星城格局”。在众多的古格遗址当中，她首先提到的，便是达巴。 马丽华的这部名作出版于1992年，那一年，正好我有幸参加了由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组织的阿里文物普查队，她的这本书，对于当时初踏上阿里高原，正苦于有关古格王国的考古和文献资料都极为匮乏的我来说，已经不是把它当成散文，而是当成“调查指南”一般一遍遍细细阅读的，从中来寻找与古格考古有关的蛛丝马迹。从马丽华的书中，我第一次了解到古格王国境内这座达巴遗址的线索，她所形容的“众星捧月的卫星城”这样一种围绕古格故城札不让形成的古格遗址的分布格局，更是别开生面，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在我所执笔撰写的考古调查报告中，我也沿用了她所创造的这个字眼）。在古格故城周围这些众星之中，达巴显然是明亮耀眼的一颗。  今日的达巴遗址远眺。 拍摄于2004年 达巴——箭头落地之处 达巴在藏语中也译为“达布”，意为“箭头落地之处”。根据一个古老的传说，达巴为古格王国时期的“达巴王”（藏语称其为“达巴曲杰”）所建的王宫和城堡所在地。当年在选择修建地点时，达巴王引弓搭箭，一箭飞出，落地之处既生出莲花，呈现吉祥瑞相，令达巴王大喜过望，于是便决定选定此处修建城堡和王宫。当地藏族群众传说，在达巴的寺庙里原来还保存有“达巴曲杰”及其王后的两座灵塔，灵塔中完好地保存有达巴王及其王后的肉身，直到“文革”时才被破坏，从灵塔中出土有不少珍宝。 事实究竟如何，已经无从考证。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达巴在古格王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要冲之地，从地图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达巴的西北与古格都城札不让遥相对峙，可以封锁住从南面通向古格首都的主要通道；它的西面是古格王国的另一重镇多香，东面则是镇守古格西方通路的东波，无论从哪个方位上看，达巴都处在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最佳位置上。所以我认为传说中的“达巴王”，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古格王国属下统辖此地的执政长官，在当地应设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并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 作为象泉河流域古格王国时期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中心，达巴古城素为中外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所重视。早在上个世纪初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Hedin Sven)于1907年曾经到达过这一地区。在他所撰写的《穿越喜马拉雅》（Trans Himalaya）一书中，曾用生动的文笔描述了他沿着象泉河（斯文·赫定在书中按照西方学术界的惯用术语将其称为“萨特累季河”）途经达巴（Daba）、托林（Totling）等地直到古格都城札不让一线的旅程，其中便有关于对达巴所作调查的记录，并附有若干幅线图和照片加以介绍。 斯文·赫定在他的书中不仅详细地观察和记录了达巴保存基本完好的佛塔、寺院殿堂、碉楼等建筑，用了不少照片和写生速写图来表现呈现在他眼前的这个规模宏大的佛教圣地，在他的书中，将他所观察到的达巴佛寺称之为“达巴贡巴”（Daba-gompa），斯文·赫定记载说这座寺院系由佛殿“强康”（即强巴拉康，chamkang）、拉康等一系列的殿堂组成，他还观察到强康殿堂中供奉有宗喀巴大师的铜像，并且由此还认定达巴寺属于格鲁派的佛寺①。 如果说马丽华的游记富有文学色彩，斯文·赫定的考察游记则更像是一位古板的学院派教授写下来的调查笔记，他们笔下的达巴，都从不同的侧面向人们展示了这个“箭头落地之处”真实的存在，强烈地吸引着我的目光，终于让我有机会走向达巴。 达巴的考古调查 我第一次寻访调查达巴遗址是在1992年7月2日，同行的除了川大的李永宪、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的更堆之外，还有县政府派来协助工作的一位藏族同志，他的本名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却清楚的记得他的“官衔”——小队长，据说这源于他曾是县城电影放映队的小队长的缘故。“小队长”天性活泼，常把一曲“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唱得有腔有调，唯一的缺点是有些好酒贪杯。一次县里组织放映电影焦裕禄，他稍稍喝得过了头，把个电影放得颠三倒四，让人们不知道焦书记是死是活，惹得县委书记勃然大怒才丢了头上的小小乌纱帽。但是，人们仍然喜欢他，还是叫他“小队长”。天长日久，他的本名反倒渐渐被人们所遗忘。  斯文·赫定拍摄于1907年 那天一上车，坐在我身边的小队长就先自有了三分醉意，看来行前已喝了不少壮行美酒。车出札达县城朝南行驶，几次跃上札达盆地的高原面，又几次从高原面一头扎到象泉河谷。沿途几次被小队长带进迷途甚至是险途，他的酒也终于被崎岖的山路吓醒了一大半。几经波折之后，才找到通向达巴的正确道路。下午时分，在斜阳的余辉照耀下，我们的越野车驶进了慕名已久的达巴。 第二天一早，开始对达巴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从达巴乡政府的对面山坡望过去，可以远远地观察到这个规模宏大的遗址群，它所在地点的地理座标为N31°13，E79°55，海拔高度4360米，遗址的主体部份大都座落在象泉河支流达巴曲的西岸，主要的建筑遗迹分布在两座南北对峙的山坡坡地之上，其间有一条呈东西向的山谷相隔。 按照考古学的惯例，我们将达巴遗址以山谷为界大体上划分为A、B两区，这两区分别座落在南、北两座山丘的顶部及坡麓地带，其中A区为南区，B区为北区。A区内主要有佛殿、房屋（民居）、碉堡、洞窟以及防卫墙等建筑遗址，较为集中地分布为四个群落；而B区主要在山丘顶部遗存有建筑遗址，在山腰和山脚一带有不少洞窟的遗址。整个遗址呈东北——西南一线分布，总分布面积大约有15000平方米左右。 根据实地的勘察我们初步探明：A区的西南山脊上建有达巴遗址当中位置最高的建筑群，山顶部还建有独立的碉楼，环绕山腰开凿有数层洞窟，较低的山脊部依山修建有房屋，屋顶、门框及柱子等。木结构已不存，唯存墙体，墙体系用土坯砌筑，基脚采用片石垒砌。 A区的中央部位为一组寺庙殿堂建筑的遗址，原有上、下两层，现皆已坍毁。下层殿堂遗址包括前厅、中厅及后院，前厅面积约2×3米，北壁残存小面积的壁画，但因长期受到雨水冲刷破坏严重，内容已不可辨识。中厅面积稍大于前厅，壁上原亦绘有壁画，也已经漫漶不清。前厅与中厅之间，原先设有可转折的阶梯可通向上层建筑，现在已经大部坍毁。上层建筑现仅存东、西、北三面墙体，未见到壁画遗迹，推测其可能原系僧人的居所。 在这组建筑遗址的西面，是一组呈南北向分布的遗址，在靠近山体边缘的东西两侧均用土坯砖砌有防护墙，墙体现存高度2～5米，护墙最北端紧接着一座方形的碉楼，高出其它建筑物。护墙内有大小数十间房屋的遗址，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开间最大者为10×15米左右，一般只有十余平方米。 分布在A区最东部的主体建筑为佛殿，共由数十间大小殿堂组成。平面形状有“凸”字形、“十字折角形”以及方形、长方形等，开间均较大。其中最大的一座殿堂座西朝东，原有立柱估计在18～20根左右，除墙体保存较好外，屋顶、门窗及立柱等皆已不存，由于受到雨水长年冲刷，殿内的壁画未能保留下来。 在这组建筑的西边，沿山势走向砌建有护墙，现仅残存数段，墙体用土坯砖砌建，高约2米，每间隔4米左右在墙上开出一射孔，射孔的形状略呈梯形，外广内收，尺寸约0.3×0.2米。护墙残存总长度约300米左右。沿着这组建筑的山脚坡地一线，开凿有零散分布的石窟。 B区大部分遗址都是作为居住的洞窟，较为密集地开凿在山体南面一侧，从上至下至少有五层，石窟总数约200多座。我们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洞窟作了观察，洞窟的式样可以分为单室、双室或三室以上的多室结构，其平面形状多呈圆角（抹角）方形，窟内有用土坯砖砌成的灶台、壁灶、仓池等，壁上有的开出小灯龛。在个别洞窟内还绘制有技法粗劣的佛像。 B区建筑遗址中位置最高、保存状况最好的是该区西部最靠近山体北缘的碉楼。此处碉楼平面呈方形，残存高度约10米，从内壁隔层上残余的梁、椽木孔孔洞推测，碉楼原先至少有五层以上，均以石块垒砌基础，再用土坏砖砌建墙体，墙体明显向上收分。在碉楼的北面和东面两面墙体上开设有数个平面呈三角形或窄条形的望孔，碉楼底层面积约13平方米。 1992年在达巴的调查结束之后，我曾将当年的调查情况撰写成“札达县达巴遗址”这样一个条目刊载于《阿里地区文物志》这部书中②。这也是中国学者首次对达巴遗址开展的考古调查工作。转眼之间便是十多年过去了，2004年7月，当我第二次来到达巴遗址时，远远眺望它的身影，如同又见到了久别的故友一样抑制不住心情的激动。只是我遗憾地发现，因搞建设，当年我们划分的B区山顶部的部分古建筑遗址已经被破坏，好在遗址的总体面貌还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也让我更迫切地感受到，西藏文物保护与抢救工作已是刻不容缓，必须抢在许多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因素彻底毁灭这些古老遗址之前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解读达巴的历史密码 站在眼前这座规模宏大的遗址面前，会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似乎又置身在古格王国的历史场景之中，会让人联想到同样是由无数洞窟、殿堂、护墙这些建筑遗址组成的古格故城札不让。无论从遗址的布局特点还是从建筑群的风格特色上观察，都给人以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在考古调查当中，我们在达巴遗址内采集到一批铠甲、头盔铁片等遗物，它们的形制与古格故城中的同类遗物也很相似。联系到遗址的布局特点、建筑形式、遗物特征等多方面的情况，再次证实了我们的推测：达巴与古格故城的考古遗存之间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如果再结合以“达巴曲杰”的古史传说，我们认为可以基本肯定现存的达巴遗址早期可能是古格王国时期下属的治所之一，的确如同马丽华所说，是拱卫着古格王国都城札不让的一座“卫星城”。那么，作为古格王国时期建筑的达巴遗址废弃的年代，自然也应当与古格故城相近，即17世纪上半期左右。 但是，既使是在古格王国灭国之后，达巴显然还被继续利用并且延续了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上文中曾说到在20世纪初年斯文·赫定所拍摄到和他用素描速写画所记录到的达巴建筑，既有依山建筑的寺院，也有高大的城墙和高耸的碉楼，并且保存得都还非常完好，这至少说明在古格王国灭亡之后的几个世纪当中，达巴仍然作为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的一个重镇发挥着它的中枢功能与作用。据1992年札达县政协提供的有关文史资料显示，文革前达巴乡存有属于格鲁派（黄教）的达巴扎什伦布寺和让·强巴拉康等佛寺，其中达巴扎什伦布寺的规模仅次于托林寺，僧人众多③，这个情况与斯文·赫定的调查记录也是基本一致的。 达巴既是象泉河流域一个重要的宗教文化中心，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统治中心。在古格王国灭亡之后，17世纪末叶，“阿里三围”被正式纳入到西藏噶厦政府统辖之下，被划分为“四宗六本”，今天的札达县当时便设立有其中的“札不让宗”和“达巴宗”（宗相当于县级）两宗，直到1956年，由达巴宗和札不让宗合并成立札达县。因此，在达巴遗址中，除了佛寺殿堂之外，我们推测还应当包括有当年达巴宗政府的遗址在内。早年斯文·赫定在达巴所观察到的完好的护墙和碉楼建筑，与现在遗址中所保存下来的具有浓厚军事色彩的碉楼、护墙残迹等，也正好可以互为应证，或许当年达巴宗政府的碉楼，便矗立在这片废墟当中？ 正是通过这些历史的残片，一个完整轮廓的达巴开始凸显在我们面前：它曾是古格王国的一个卫星城，也曾是象泉河流域几百年来一处集宗教、政治、军事以及民居于一体的重要据点。达巴的主体建筑遗址上限不晚于古格王国时期，下限则有可能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时期，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今后的考古任务是要通过更为细致的考古调查以及发掘清理工作，将达巴不同时期的建筑遗址加以分期和排年，便有可能全面揭露和展示这一重要遗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 又要与达巴告别了。临行前的那个夜晚，一轮明月照耀下的达巴，披着一层洁白的轻纱，宛若仙子，静卧在雪山下的高原，她无言地与我对视，和我道别。我在心里为它默默祈祷：愿这座已经历经过百年苍桑的古城，能够盛世吉祥、永驻人间！ ① Sven Hedin: TransHimalaya:Discoveries and Adventures in Tibet ,vol3,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St.Martin's street,London,1913，p269～281. ② 李永宪、霍巍、更堆编写：《阿里地区文物志》，第104～10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 据内部资料札达县政协文史资料统计，于1990年文物普查时由札达县人民政府提供。 责编：李来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