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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每年春节期间，都是讨论春节最热烈的时候，都市春节的命运成为焦点。春节学术话题暴露出民俗学者们理想主义情结，即竭力维护都市春节的传统性，似乎唯有建立在农耕社会基础上的充溢亲亲之爱的过年模式才是正宗的春节。面对都市春节的重构，民俗学者们普遍表现出焦虑，其表现就是不断宣扬传统春节之美好和发出“保护”的呼声。其实，面对都市年味越来越淡，民俗学者无能为力，能够改变都市春节现状的只有政府。都市春节要得到合理重构，那要求政府也应该是理想主义的。 关键词：都市春节；重构；理想主义；政府；民俗学者 在民俗传统的体系中，春节绝对具有标志性的地位。因而，春节的生存境遇和命运，必然引起全社会尤其是民俗学者们的高度关注。2017年1月20日，在河南郑州召开了“我们的节日·乡关何处——春节文化与城市文明”学术研讨会。会议主办方之所以拟定这一论题，大概是希望与会学者围绕春节文化如何融入城市文明展开讨论。其实，春节文化不仅存在于乡村，也盛行于城市，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显然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辨析。近些年，类似的话题层出不穷，诸如“民俗传统与都市社会治理”。笔者年初收到一份邀请，在4月9日纪念妈祖诞辰作“妈祖文化与创建文明城市”为主题的讲座。这些论题显然都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那么，这类论题为什么变得时髦起来呢？思考的最佳角度是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不是分析方法，而特指一种对待春节传统的立场和民俗学者的态度。在这里，理想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论题，因为其立场和态度是没有限度的。 一、民俗学者的理想主义学术情结 近些年，在谈论都市春节时，民俗学者们的理想主义情结越来越凸显，故而有必要检讨民俗学者面对春节传统的流逝状况是否能够秉持客观、合理的学术态度。 那为何不关心乡村，而专注于城市呢？这说明春节在城市发生了变化，理想中的春节与现实距离越来越大。步入中老年的学者们在痴迷自己小时候过年滋味的同时，不断感叹现今过年之乏味。在春节期间，知识分子尤其是以研究民俗传统为己任的往往偏重于精神需求和情感寄托，不满足于宛如平日的吃喝玩乐和走亲访友。他们对春节文化的纯粹性有着异乎寻常的向往，对春节文化的重构产生莫名的抵触情绪，并要求理想的春节与现实对应起来。尽管所有的民俗学学者都认可民俗传承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性，但又不愿意完全正视春节在城市中的重构，不自觉地否认春节发展的必然性和客观性，不愿接受春节像其他民俗一样，其实施和展开是一个不容控制的过程。于是，有的民俗学者便振臂高呼：保卫春节。试图以学者群体特有的社会影响力，改变现有春节重构的轨辙。在这种呼声当中，透视出一些学者的使命情怀和职业操守，民俗学学科的实践意义似乎也得以体现，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民俗学维护本学科地位和显示自身社会价值的学术策略。理想主义学术倾向导致民俗学者对待中国节日体系不够理性，即只关注传统节日特别是春节，而对政府主导的节日体系和国外输入的节日体系视若罔闻。倘若传统节日吸纳了另外两种节日体系的元素，为了维护都市传统春节的纯粹性，一些学者便以捍卫者的形象出现。 这种学术行为既是民俗学学者群体传承民俗意愿的表达，也反映了民俗学是一门理想主义的学科。民俗学学科的宗旨似乎在于对民间传统的坚守，对民俗传统的礼敬与信仰转化为学术话语，这种鲜明的情感意识和理想维度将民俗学推向崇高，成为“一门伟大的学科”。于是，便出现了大量的这类书名的学术著述，诸如《呵护传承人关注守望者——非遗后时代民间文化传承的实践与思考》《民间文化的忠诚守望者——钟敬文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记住乡愁——中国（福建）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高峰论坛文集》等等。在2017年全国政协会上，冯骥才先生满怀激情地说：“如果我们不去守护文化，谁来做这件事？我想这是知识分子的天职。”这种豪情万丈的学术现象在其他学科大概难以见到。大多民俗学者都饱含民间传统的情怀，但在张扬并且守护民间传统的过程中，由于都市现代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民俗传统的走向越来越违拗学者们的意愿，都市生活方式的不断异化使学者们生出抗拒之心。呼吁与呐喊的学术之声不绝于耳。这种强音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已然演变为社会文化思潮。不过，民俗学者都期盼民间文化传统能够与现代化的进程并行，这种特有的学术情结倒是推动学科前行的精神动力。这一学术群体亦可堪称理想主义者。 节日作为民间文化传统，是温馨的、美好的，最值得挽留和延续的。尤其是春节，俨然成为所有民俗事象中最耀眼的传统符号；春节在城市生活中的命运是其他民俗的写照，成为传统民俗在都市境遇的标杆。因此，春节期间，关乎节日的话题异常丰富。人们不厌其烦地复原过去的春节，字里行间透示出回归过去的意愿，怀旧心态力透纸背。在春节期间，即便在城市，这些话语委实可以把上了年纪的人的思绪拉回到过去。然而，这些话语毕竟只是对理想春节的想象，掀起了一股怀旧之情。可以把这种号称学术的行为理解为一种心灵活动、审美过程和情怀表达。我们尽可把理想春节作为评判现今城市春节生活的尺度，却不能将其作为春节发展的实践标准。节日尤其是春节话题极易导致理想主义学术心态的膨胀，激情澎湃的情绪让焦点偏离了城市春节的实际。 本来民间节日是让我们面向未来的，因为所有祝福的言辞都是在坚强对未来生活的信念，是面向未来的情感和愿望的表达。然而，民俗学者们竟然在做面向过去的引导，眷顾和梳理远去的春节，不断地宣泄过去春节的浓浓年味。从“我们的节日·乡关何处——春节文化与城市文明”研讨会上宣读的一些论文可见一斑。诸如《开封春节与民间信仰》《从桃符到春联——基于祝由文化兴衰的视角》《中国春节祥和文化研究》《古诗词里的春节习俗探寻与传承》《从精神追求到文化记忆：春节剪纸习俗观念的演变》《民俗文化助推中原城市形象传播》《从古代春节民俗看当代城市节日文化》等。这些论文都持从过去春节反观现代都市春节的立场，还没有从理想主义的窠臼中解放出来。 事实上，学者们不满的诸多春节元素和行为方式都是当初热切欢呼的。1983年，当春节联欢晚会成为除夕盛宴，所有人都欣喜若狂；从电话拜年到短信和网络拜年，再到用微信拜年和抢红包，都被指称为春节新民俗。还有在餐馆吃年夜饭，出国或旅游过春节等等，也一度被誉为过年方式多样化。如今，新年时期打开朋友圈，充斥着身边朋友外出旅游的炫耀照片。根据腾讯《2017微信春节数据报告》显示，除夕至初五，微信春节红包收发数达到了460亿个，同比去年增长43.3%。而一旦这些新民俗大行其道，愈演愈烈，学者们又开始眷恋起农耕社会的春节，尽情描绘全家人围着火盆守岁的其乐融融的情景，指责这些新民俗缺乏人情味，反而疏远了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春节的市场化、商品化及功利性的凸显，更使传统春节的捍卫者们难以接受。春运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兴盛的春节文化现象，早已深深嵌入春节文化之中，成为都市春节耀眼的文化表征。尽管难以给春运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春运委实为春节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强劲的活力。春节传统的内核和民俗事象依旧，但其外延更为丰富，并将衍生出越来越多的时尚表现。 今天，全社会已经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但文化传统（譬如放鞭炮）一旦与政治、经济、环境等相冲突，便显得异常脆弱，甚至被粗暴遏制。“对大多数人来说，尊重传统并非是他们主要的关心对象。在任何一个社会，只有很少的人——大约只有宫廷和外交部的礼宾司官员，以及一些守旧者——才会把严格遵循传统视为主要任务。”都市生活方式所依据的其实主要并非春节传统，而是法律、相关的政策以及生存的竞争机制，即便春节期间亦如此。另外，都市生活是由科技来引领的，科技在改变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科技与传统的春节信仰、禁忌之间，显然是相冲突的。 面对此等现实，持理想主义立场的民俗学者难逃精神折磨，唯有迎合政府方得以随波逐流的解脱，抑或认为与政令对抗无济于事。面对“禁放”，民俗学者们竟然集体失声，似乎春节可以排除放鞭炮。在这里，理想主义的学科心态被严重扭曲。难道理想主义是相对的，或者说可以打折扣？民俗学者们应该宽容春节的重构，却不能对行政干预“过年”（包括其他民俗事象）听之任之。这也是民俗学作为理想主义学科的重要方面。 春节重构仍在持续，这是都市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春节不是遗产，而是生活，无需刻意保护，因为生活会永远持续下去。倘若在城市发展的语境中讨论春节文化，“春节文化与城市文明”这一论题才具有现实意义。“一个民俗学者能够赶上这种社会和民俗大变动的时代，实在是一种难得的机遇和幸运，他应该有责任将这一历史变革真实地记录下来，并加以研究。”站在当下的立场与现实对话，赞同都市春节演进的逻辑和现代表现，以平和及坦然的心态观察和阐述都市春节的现状与未来，这才应该是这一论题的初衷。这正是面对春节的理想主义学术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