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人们还在用各种词汇赞美当年留守四行仓库、与日军大战4昼夜的八百壮士（其实是400多名国军将士）的时候，却鲜少有人关注他们后来的命运。缔造了八百壮士传奇的这400多名国军将士后来的命运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辉煌，有的甚至十分凄惨。究竟八百壮士后来都怎样了呢？ “这面墙上大大小小的炮弹弹洞和密密麻麻的弹孔，是78年前留下。”2015年7月21日，在上海闸北区苏州河畔的光复路上，已经退休的原四行仓库党委书记和总经理吕传良，指着四行仓库西墙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这些弹洞和弹孔，见证了那场战斗的激烈。同时见证这场战斗的，还有数万名上海市民和众多西方媒体。 这是淞沪会战最后一场有规模的战斗。当时中国大部队正撤退转移，彻底落入敌军魔爪的上海市民在几乎绝望的一刻，听到四行仓库的枪声响起，是怎样一种激动和惊喜！他们在河对岸通过大字横幅，向四行守军通报敌情。每当看到守军反击、日军毙命，都会欢声雷动。 而全世界的报纸都在登载：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中国军队正在坚决抵抗侵略。世界听到了“中国不会亡”的声音。 半夜赴命 “八百壮士”其实只有420多人 在苏州河南岸观战的人群中，有7岁的王燮范和他的父亲。 吕传良还记得，1983年他调到四行仓库担任副主任的第二天，王燮范师傅就向他讲述八百壮士的英勇事迹。而王燮范的父亲，是淞沪抗战后期留下来看守四行仓库的三个员工之一，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谢晋元将军和八百壮士的接应者。 这是四行仓库员工与八百壮士不解之缘的开始。“我们四行仓库员工和‘八百壮士’的情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血浓于水。”吕传良如是说。 1937年10月26日，淞沪会战进入尾声，中国军队在上海闸北区的抵抗日渐艰难，逐渐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蒋介石命令该区所有军队撤出。 “为什么要打四行仓库保卫战？”抗战史研究专家郑光路告诉记者，一是为了拖延日军进攻速度，掩护中国部队撤退，二是为了向国际社会表明，日本侵略还在进行，中国正在坚决抵抗。 九国公约会议即将于当年11月在布鲁塞尔召开，蒋介石希望抓住这个机会，赢得国际同情和支持，因而要尽可能拖长战斗。 接到这个艰巨任务的本来是88师。但师长孙元良认为，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守多个据点是守，守一两个据点也是守，因此，最后命令88师524团副团长谢晋元率领1营420余人留守四行仓库，要求“能守多久，就守多久”。 为什么会选择四行仓库？作为金城、大陆、盐业、中南四个银行的仓库，这是一幢六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墙厚楼高，非常坚固，易守难攻。 更重要的是其地理位置。四行仓库位于苏州河北岸，河的南岸以及四行仓库的东面，都是当时的公共租界，属英美势力范围。从四行仓库西面发起攻击的日军，怕误伤租界，不敢动用远程大炮，也不敢用飞机投弹。 “另外一个原因是四行仓库储备充足，有几万包粮食、牛皮和丝茧等物资。”吕传良说，当谢晋元带领部队进入四行仓库，看到地库的几十吨黄豆，激动地马上就给88师参谋长张柏亭打电话：“参座，吃的解决了！” 27日凌晨3时，王燮范的父亲和另外两个同事一起，亲自迎接谢晋元和官兵们的到来。他耳闻目睹了谢晋元对官兵们慷慨激昂的动员：“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同敌人拼到底！四行仓库就是我们的埋骨之处！”全体官兵怒吼：“誓与四行仓库共存亡！” 谢晋元命令迅速加强四周防御工事，用仓库内的粮食麻包堵住仓库的大门，封闭所有的窗户，留出射击孔，派人分层据守。又在仓库外布置一支部队，沿苏州河边仓库两侧布置沙袋工事，阻击敌人。他还组织一支敢死队，亲自指挥，以防万一。 一切部署完毕，天已亮了。 四天血战 仓库里写下298封遗书 “安排妥当，四行仓库3名留守员工也撤离到租界。”吕传良说，7岁的王燮范，每天都会跟着父亲到苏州河南岸，和上万名上海百姓一起，为四行仓库里的中国将士呐喊助威。 中国将士接下来四天四夜的浴血奋战，就这样被上海市民所关注，也进入到国际舆论的视野。 战斗在10月27日打响。午后1时，已经占据几乎整个上海的日军，开始向四行仓库发动进攻。见敌人接近，谢晋元立即下令开火，从仓库多个角度形成交叉火力，让日军遗尸累累、狼狈而逃。 尽管黄豆取之不尽，但中国将士们仅仅吃了一天，因为上海市民向守军捐献了十多辆卡车的给养。10月28日夜间，上海商会组织的卡车抵达四行仓库附近，守军用沙袋筑墙到卡车旁，将给养拖至仓库，里边有大量的食物、水果、衣物、器具和来自市民的慰问信。 16岁童子军杨惠敏献国旗的故事，也在这晚上演。她把一面当时的国旗裹在身上，冒着生命危险，送到了四行仓库，谢晋元亲自接旗。杨惠敏向谢晋元索取所有守军的名册，以通告全国。为迷惑日军同时又不使杨惠敏失望，谢晋元让人根据原524团的名册伪造了一份800人的名单。这就是“八百壮士”的由来。 “在后来的电影和传说中，都说杨惠敏是游过苏州河到达四行仓库的，这并不准确。”郑光路表示，这是为了不给同情中国将士的英国人添麻烦而编制的美丽谎言。当天深夜杨惠敏是经过英国租界守军的默许，从四行仓库东边的桥上爬过来，再从河堤下面卧倒爬行，由守军们用绳子把她拉上去的。 10月29日中午，日军加农炮和轻装坦克从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迫使中国守军第三连从仓库外的工事中撤回仓库。四行仓库西侧本来没什么窗户，日军的炮击打开了很多弹洞。一队日军试图通过梯子爬入仓库二楼，正在二楼的谢晋元一手夺过第一个日兵的枪，另一只手将其推下，之后向第二名日军射击，最后推倒了梯子。 在坦克掩护下，日本步兵再次进攻，靠近四行仓库。危急时刻，敢死队员、二连四班副班长陈树生在自己身上捆满手榴弹，从楼上窗口跃入敌群，与10余名日军同归于尽。 陈树生是四川人，那年20岁。他在一件白汗衫上写下血书，留给远在大巴山的老母亲：“舍生取义，儿所愿也！” 在战斗间隙，谢晋元组织八百壮士在阴冷的仓库里共计写下298封遗书，给妻儿、给父母，字字血泪，句句含情。谢晋元写道：“晋元决心殉国，誓不轻易撤退，亦不作片刻偷生之计……” 日军久攻不下，损失惨重，向租界施压。租界为自保，要求中国军队撤兵。10月30日夜，谢晋元接到撤退命令。次日，八百壮士挥泪退入租界，日军放火烧了四行仓库。至此，上海全部沦陷。 短短4天时间，八百壮士以阵亡9人伤20余人的代价，击退敌军数十次进攻，毙敌200多人。众多外国记者隔河目睹了中国将士的壮举，连续发出大量相关战地报道。《泰晤士报》刊文称：“八百壮士是为人道而战，为文明而战，为和平而战。” 一生守候 将军遗孀聚集幸存壮士 1937年10月31日，谢晋元和八百壮士进入租界后，即被英军缴械并羁禁于胶州路一处空地上，四周围以铁丝网，从此与外界隔绝，成了“孤军营”。日军威胁，如果让八百壮士离开就要入侵租界。 在“孤军营”内，谢晋元和八百壮士一待就是4年。日本方面后来声称允许释放这些士兵，但条件是解除武装并以难民的身份离开上海。谢晋元严词拒绝。 1941年4月24日清晨，谢晋元如往常一样率士兵们早操，汪伪收买的4名士兵忽然拔出凶器刺杀。谢晋元当场倒地，流血不止，悲壮长逝，年仅36岁。上海各界人士闻讯深为震惊，前往吊唁者达30万人之众。5月8日，中国政府下令追赠谢晋元为陆军步兵少将衔。 当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并俘获了这些士兵。他们或被遣送至杭州等地做苦役，或被留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拘押，甚至有36名官兵（有说是50名）被押至新几内亚做苦工，其中许多都被折磨至死。 1942年秋，25岁的湖北人田际钿和其他几十名官兵被押送上一艘日本大型军舰。军舰共有9层，他们被赶到最底层。里面不见天日，闷热无比，田际钿一个来湖北自通城县的老乡就热死在军舰上。 那是一段让这些枪林弹雨都不惧的铮铮男儿都苦不堪言的日子。他们的劳动十分繁重，生活极其艰苦。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的重体力活，住的是岩洞，吃的是瓜薯，有时还吃日本人丢下的猪牛内脏和骨头。也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一旦患了病，就只能眼睁睁等死。田际钿经常看到日本兵把死亡和重病的战俘用卡车运到深山里去埋掉。两年多后，当初160人的中国劳工队只剩下38人。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不久，麦克阿瑟统率的盟军澳大利亚13师乘舰只驶近该岛海岸。田际钿等二三十人下海一直游了500多米后爬到舰上，和盟军士兵一齐享受胜利的喜悦。1946年，他们经香港回到上海。 2008年12月底，台湾《联合报》最先披露了一则“八百壮士”遗骸遗落巴布亚新几内亚无人问津的消息，并刊登了照片。照片上，一片热带植物的包围中，是三座刻有青天白日徽的方形柱状墓碑，底部早已被荒草淹没。中间一座墓碑上写着“故陆军步兵上尉吴公坤之坟墓”，字迹仍然清晰可见。 据解放拉包尔集中营的澳军报告记载，二战期间，在西南太平洋巴布亚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最东边的亚包，曾经有一座中国战俘集中营。先后有1600多位军人被送到这里当奴工，有一千多名中国将士死于异域。 抗战胜利后，谢晋元将军的夫人凌维诚带着四个孩子回到上海，得知八百勇士尚有不少流落街头，便在报上登了一则消息“抗日将领谢晋元遗孀昨日抵沪，下榻新新旅社”。果然，第二天就有孤军老兵找上门来。她想尽办法为他们找工作，并用自己的抚恤金建了“四行孤军实业社”，生产毛巾、袜子、肥皂等，为老兵们补贴生活费。最后，聚在她身边的老兵竟达110余人。 凌维诚对老兵的照顾，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要知道，凌维诚一生守寡，自己还要拉扯四个孩子，她能做到这一点是多么不易。”吕传良说，“这足以证明凌维诚对丈夫和幸存壮士的深厚感情，同时也常常激励我们要做点什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