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相关资料，滕县保卫战战况惨烈，最有力的一个数据就是，此战之后，只有17人活了下来。作为这场战争的幸存者，和几个人对这一战最有发言权。本文摘录的是滕县保卫战幸存者之一的朱正修的经历，这份资料由朱正修的后代讲述，是研究滕县保卫战的重要文献。 十六岁拉兵入伍 父亲朱正修，1911年农历7月21日出生于陕西省汉中市洋县磨子桥乡水田坝大队一个贫苦家庭。六姊妹中，父亲排行老大。父亲8岁就开始帮人，长工出身，给人家放牛。我大姑很小就嫁给有钱有地的人家当童养媳。父亲16岁那年，到妹妹家挑洋芋回家的路上被抓去当兵。当天晚上，爷爷朱润怀接到口信后来到县城和父亲见了一面，担回洋芋，父子从此天各一方。直到1964年，桐梓通火车，父亲才回了一趟陕西老家。1984年，父亲第二次回陕西老家，我去接他，去过陕西一趟，回来不久，父亲就去世了。 父亲辗转多个部队，最后归入四川刘湘部队，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三六四旅七二七团一营三连，军长孙德超，师长王铭章，旅长王志远，团长张宣武。该部队是一支纯正的“草鞋加步枪”川军子弟兵，“脚蹬破烂草鞋，身着破旧军装，肩背土制步枪，胸挂四川土造——‘麻花手榴弹’”，这是一支装备低劣到不堪使用的军队，是一支给养短缺到“几乎没有”的队伍。据父亲回忆，部队基本都是扛大刀，走到武汉发枪，一个班发三支汉阳造的老套筒，五颗子弹，五颗手榴弹，其余的扛大刀。然而，就是这支严格说来都算不上正规军的川军队伍，硬是凭着顽强斗志与牺牲精神闯出了“川军能战”“无川不成军”的巨大声名。忻口战争、台儿庄战争、淞沪战争、南京战争、武汉会战……炮火硝烟之中，川军的草鞋踏出一个个坚实的脚印。 1937年9月12日，师长王铭章在德阳驻地慷慨誓师，与会军民达万余人，他悲壮激昂地说：“日寇深入国土，国家危在旦夕，今天我们奉命出川抗日，是为拯救国家危亡、民族生存而战，我们军人保国卫民战死沙场原为天职，愿与诸君共赴国难，以报国家……”。 父亲和所有川军一样，徒步出川，四个多月步行1500多公里，到达抗战前线。川军虽然装备缺乏，但军纪严明，大刀随时磨得锃亮锃亮的。在驻守滕县期间，滕县人民大力支持川军作战，除为军队烧茶送水、筹备粮草、腾房让屋、引路导向、刺探敌情、协助站岗放哨外，还帮助修战壕、挖掩体，组织义勇队、救护队、担架队、运输队等，出现了军民联合抗日的动人情景。当时《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报道：“四十五军一二五师师长王士俊曾下令部队，劝阻人民，不要馈赠。然而各村送礼物的人，仍然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据一月底统计，送到师部的猪百多头，粉条千多斤，大白菜一万多斤。不管部队收与不收，送到就走……城镇商店，一致商量，旧历年关为优待川军，一律不提高物价……川军出川时正值秋季，多穿短裤、草鞋，后因战事频繁未及更换，来到鲁南已是冰天雪地的时候，还有人穿草鞋，父老兄弟看见，心中不忍，又纷纷送军衣和棉衣，川军将士倍受感动鼓舞。”滕县人民的抗日爱国拥军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将士的士气与斗志。 滕县保卫战死里逃生 日军自1937年12月12日侵占南京之后，企图打通津浦铁路，南北兵力互相配合，并期望占领陇海铁路东段，配合沿江日军包围武汉，因此攻击重点指向战略要地徐州。1938年2月初，日军突破淮河；北段之敌由于韩复榘率十万大军不战而退，致使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抢占了大半个山东，直逼滕县、临沂。两地是徐州两个北大门，尤其是滕县，南距徐州一百多公里，扼守津沪铁路的咽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今更成为双方争夺的战略要点。 3月15日9时，日本第10步兵联队在界河南安楼、房岭地区集结。日军联队长赤柴八重藏大佐综合各方情报判断：川军主力集结一线，滕县附近无大量兵力，决心抛开当面阵地，第2天拂晓以两个大队兵分两路乘虚攻击滕县县城。王铭章统计，城内各部队能参战的士兵不到两千人，难以抵御装备齐全的日军。在接到上级的相关指示命令后，决定和大家一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 3月16日晨8点，日军第10联队的第一大队抵达城下。上午10时，日军野炮第一大队抵达，随即和驻北平南苑机场的日本陆军飞行队联合轰炸滕县城，两个小时城内外共落炮弹三千多发。11时15分，日炮突然向东关寨墙的东南角猛轰，不一会炸开一二米宽的缺口。接着，日军又用数十挺轻、重机枪猛烈扫射缺口，掩护步兵冲击。我军守兵伏伺塌口两侧，严阵以待，当五、六十名日兵冲到塌口时，我军第三七一团一连集中六、七十人，每人握四、五枚手榴弹，同时投向敌群，日军生逃者不满10人。经过三次激战，在我军的顽强战斗下，终于全歼这股日兵。 当晚9时许，师长王铭章决心放弃滕县外城阵地，把第四十一军所属部队全部调进城内，集中兵力防守。王铭章召开紧急会议，重新部署防城，口头奖慰团长张宣武、营长严诩作战英勇、指挥有方。 3月17日早6点，日军以五、六十门大炮、二十余架飞机轰炸，城内外除北关因系美国教堂外，一时硝烟弥漫，墙倒屋塌，全城一片火海，遍地都是焦土。两小时后，日军开始进攻东关，十余辆坦克从东寨墙的塌口冲过。我守军虽英勇堵击，但终因敌我双方兵力悬殊，我守军死伤殆尽而又无法补充，被日军冲上城角。我守城部队先扔手榴弹，后举起大刀，跃入敌群猛砍，将爬上城墙的日兵全部消灭，我军一个连仅存14人，以血的代价夺回了阵地。 下午2时，日军以12门重型榴弹炮猛轰南城墙，二、三十架敌机狂炸南关守军，南城墙被敌重炮轰开一个缺口，五、六百日兵在十余辆坦克的掩护下猛扑南城。我军均受重伤，守兵死伤殆尽。下午3时半，日军占领了南城墙。当日军冲进东关时，师长王铭章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城中心的十字街口指挥作战。这时，冲上南城墙上的日兵又向西城门楼逼近。经过激烈的血战，到下午5时许西城门楼落入敌手。王铭章命令身边仅有的一个特务排，向西城门猛扑，被日军的机枪全部打倒。王铭章身边无兵可派，不得已从西北角奔向火车站，一行刚到西关电灯厂附近，不幸被西城门楼上的日兵发现，一阵密集的扫射，师长王铭章、参谋长赵渭宪、副官长罗甲辛、少校参谋谢大墉、第一二四师参谋长邹慕陶以及随从十余人，同时为国捐躯。 与此同时，攻占南城墙的日军也向北逼近。我军将士奋勇血战，终因弹尽援绝，无力反击潮水般涌进的敌兵，坚守到黄昏时退守到东北城角和北面城墙。第三六四旅旅长王志远和城防司令张宣武中弹负伤，城内守军无人指挥，陷入各自为战的状态。夜晚9时，我守北城墙的二、三百名官兵，在第七二七团三营副营长侯子平的指挥下，撕开封死北门一道口子突围而去。在城内失掉联系的小股部队，未能突围，就各自为战，同日军展开巷战，一直到18日午前全部壮烈牺牲才停止了枪声…… 据父亲回忆，在突围过程中，他的左手腕被日军飞机弹片打穿，小骨头打断。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受伤，待从城墙上跳下去，伸手拣枪，拣不起来时才发现自己手骨已断。来不及包扎，父亲与为数不多的伤兵往微山湖方向撤退。到湖边时，天色已尽。由于连续几日不吃不眠的激烈战斗，伤兵们已是精疲力尽，再也走不动，许多人倒在地上就睡着了。说是睡着其实是饿昏迷了，打都打不醒。父亲判断天不亮日本人的骑兵就会追至，他们到老乡家找来船只，连夜渡湖。船离岸不久，日军骑兵果然追至，留在岸上的全被打死，然后用机枪向湖心父亲们的船只扫射，船上的人也死了一半。直至天微明，船只到达对岸，船上的人才算突围成功。 据一份资料记载，滕县保卫战，只有17人幸存下来。父亲是幸存者之一。 辗转谋生定居桐梓 突围后父亲因伤重，被纳入徐州收容所，在国民党和八路军的联合医院统一治疗。后转入驻马店五十后方医院，过了端午，又被转入武汉汉口刘家庄收容所，后又分配至湖北四十五后方医院。在这里，伤兵进行分流，南方伤兵走南方，北方伤兵走北方，各自转到后方治疗。 当时，一个四川兵，下牙巴被打脱，进食都很困难，父亲左手打着绷带，右手给他喂食。如果不是父亲照顾，那个伤兵可能只有饿死。父亲本来可以回北方的后方医院，正因为要照顾这个四川兵，父亲随医院到了南方，转院到了长沙第五休养院。父亲向医生要了个镊子，自己动手，将伤口里的骨头渣夹出来，用棉花包起，慢慢配合治疗，伤势稍有好转。当时部队规定，伤愈的，回前线继续战斗，伤势重的随医院转院走，伤轻的，留休养院养伤，但需自谋生路。父亲的伤势较轻，于是选择了留在长沙修飞机场，一边疗伤，一边求生。父亲凭着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斗精神，独立组织了花轮车队（木轮子的手推车绑上胶皮），帮助修建长沙飞机场。大约一年多时间，修完了长沙飞机场，父亲赚了5根金条。 后来伤势返重，父亲被转入湖南赖阳第六休养院，后因伤势恶化转入广西临川一七三后方医院，好转后入当地第九休养院，伤势加重后又转入广西一三六后方医院治疗。后转广西桂林兴安第一疗养院，再次开始边谋生边疗伤历程。他重组50多辆花轮车队到桂林，参与修建桂林飞机场。到桂林遭遇连连阴雨，前后滞留40多天。后来，日本人攻占桂林机场，兴安第一疗养院全院迁至贵阳独山，后来日本人攻占独山，父亲又随疗养院迁至贵阳清镇。后来到遵义，于1946年辗转到桐梓。 父亲在桐梓自食其力，从遵义推车拉货到桐梓卖。半夜动身，回来也是半夜，走个两头黑，虽然辛苦，但在桐梓生存了下来。桐梓解放前夕，父亲经人介绍，与四川江津县先锋区高岸公社来桐居住的钟志华认识并结婚成家，生育子女5人。 父亲当兵的部队还是提倡学文化，班长用电筒照起，教他们认识了一些字。 1955年，桐梓成立鞍山综合商店，1972年，父亲担任鞍山综合商店经理，直到1980年退休。如今父亲已去世多年，留给亲人的，只有口口相传的记忆。 朱振西口述 王宗伦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