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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学术专业泾渭分明，考古学的相关作品虽然往往以知识丰富、信息密集引人入胜，但因考古学特有的实践特点，仅凭文字终难以带领普通读者登入堂奥。另一方面，考古题材因其趣味性，每每为各路畅销文学染指，对其科学性造成消解。因而，急需文理清正的作品去芜存菁。 最近读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先生的《考古的另一面》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收获了极佳的阅读体验。  《考古的另一面》 郑嘉励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为一本带有学术色彩的杂文集，该书主要收录了作者2009年以来的杂文。因作者自身丰富的考古经验，其题材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另一方面，因很多文章原本刊登在面对大众读者的报纸专栏中，因而文笔朴实无华，无半点绮靡摇曳，每个篇目都是短小精悍，娓娓道来，亲切可读。全书分为五部分：“观物”、“石语”、“冢书”、“行路”、“谈薮”，各有侧重。 “观物”篇，大概以古物为由头，个别篇章出以科普的面貌，实为第一人称的抒情遣怀；“石语”篇，是围绕古代摩崖碑刻的写作，整理古人遗物，要求客观公正，然而人非草木，读得多了，不免有些额外的感慨，不吐不快；“冢书”篇，是围绕古代墓葬的写作，关于浙江宋墓的调查与研究，是郑嘉励近年较有心得的部分，同样，这些文字貌似有点稀薄的学术性，内里则依然是文艺性的；“行路”篇，是考古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谈薮”篇，是杂谈调侃类的文字，酸甜苦辣、百味杂陈。 通读全书，作者渊博的知识随意点染。比如《以地之名》一篇，作者起题就胪列道：“永康，是纪念三国孙吴时期的某次祥瑞；金华以纪星，因为 ‘地处金星与婺女两星争华之处’”，义乌则来自于孝义之鸟襄助孝子葬亲的传说。再如《眼镜》一篇，作者相继引用文献资料的明代张宁《方洲杂言》中宣德皇帝御赐眼镜，图像资料的明人绘 《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实物资料的毕沅墓出土的黑漆木框眼镜等等。这是作者长久的学术训练和深厚的学问素养的必然产物，能使读者获得知识的滋养。 除知识性外，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的笔墨饱蘸情感。《考古的另一面》虽是一本与考古学相关的著作，但它并不是知识的容器或陈列，而是作为主体的作者在学问生涯中，借助考古经历、经验，来实现解惑的愉悦、情感的丰赡、自我的实现。 该书的这一特点表现在作者对自身考古生涯的描述。在《考古人的独白》一篇中，作者写自己的心路历程，最初是害怕，“记得那年高考结束，我被某大学的考古专业录取。天哪！不就是挖古墓么？我吓坏了，躲进房间哭了一场”；随着职业工作的开展，转为希望主攻浙江瓷窑址考古来回避古墓；直到认识到古墓是认识历史、体验人性的最好的素材，并专门调查、发掘浙江的宋墓，由此直面职业人生。作者坦然地分享自身经历，没有为了体现专业性而对这段过往讳莫如深，更使读者感到作者文字的真实可爱。 “抒情遣怀“的特点浸润作者的每篇文字，以海塘、盐田两则为例。作者写海塘，主要是回忆自己父祖辈修筑海塘的真实经历，以及由此了解到的判断海塘时代的基本规律。勾连出五代钱氏捍海塘，再将家乡的海塘修筑工艺与古代工艺做比较。作者写盐田，除了简短解释不同的制盐工艺，更多的是作者自己对家乡盐田、廒仓以及盐务所的记忆。 写海塘时，写海边人“天晴无水饮、落雨无路行”的生活；写盐田时，写“种田的人，有稻田；晒盐的人，有盐田；讨海的人，大海也是一亩浩瀚的田”，恰有一种现实的诗意。正如作者所说：“忽略考古田野的直接的生活体验。对考古工作者而言，这是不划算的。”作者的感悟，也是现代社会中有意识地将职业角色与自身剥离来追求真我的人，可以去思考和审视的。 作者将个人经历和情感融入文字之中，不仅仅为了实现作者自我的表达，也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书的第一部分“观物”，讲老屋、廊桥、城隍庙、路亭、戏台、牌坊，虽然是围绕作者的个人经历，特别是浙南海岛的乡土记忆展开，但同样能使读者产生积极的移情。在游子异客眼中，风土虽不尽相同，但类似的景物应该是颇能使人勾起故乡回忆的解忧之物；而相同的文化背景，更使读者学习和理解这类知识有着一定的“先天优势”。 以我自己为例，我的家乡黄州有一处城中湖，名唤遗爱湖，水面宽阔、迂曲半城。少年时代，因受影视剧“熏陶”，知道房玄龄有子房遗爱，娶高阳公主为妻，是唐太宗的乘龙快婿。于是私心就将家乡的遗爱湖就与房遗爱攀扯一处。 《考古的另一面》讲到“去思碑”，连及“遗爱祠”，皆是地方百姓对父母官惠政感恩的证明，或是地方官员为显示为政一方政绩而对民意的强加。这才更正了我一直以来的错误见解。确如作者所言，遗爱湖之名确是遗惠于民，去而民思之意。苏轼的《遗爱亭记》载： 何武所至，无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谓“遗爱”。夫君子循理而动，理穷而止，应物而作，物去而复，夫何赫赫名之有哉！ 东海徐公君猷，以朝散郎为黄州，未尝怒也，而民不犯；未尝察也，而吏不欺；终日无事，啸咏而已。每岁之春，与眉阳子瞻游于安国寺，饮酒于竹间亭，撷亭下之茶，烹而饮之。公既去郡，寺僧继连请名。子瞻名之曰“遗爱”。时谷自蜀来，客于子瞻，因子瞻以见公。公命谷记之。谷愚朴，羁旅人也，何足以知公？采道路之言，质之于子瞻，以为之记。 再如郑先生论无字碑的产生缘由，认为有多种可能，“向名人请铭，既麻烦又费钱。请不到、请不起、不愿请、不屑请、没时间请，凡此种种，都有可能催生无字碑”。解释虽十分通俗，但能警醒我们在写作文章时不应强作解人，过度阐释。 郑先生讲到宋代的韩瓶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一般人眼中，文物就是雅玩，以为文物的价值仅限于审美价值。与酒利相关的韩瓶，其价值却并不在于它的外在形式，而在于它切切实实的功用。“相对于清供雅玩，各种‘小摆设’，韩瓶来自更加广阔而深刻的生活。如前所述，酒是宋代重要的商品，关乎国计民生。同理，韩瓶亦如此。” 刘知几曾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其中，识断是最为重要的，读书时更应以此为意。这也是《考古的另一面》 所能给予读者的一项重要内容。浸淫日久，终能去掉一些浮躁和浅陋，获得提升。 （原文刊于：《解放日报》2018年2月3日第06版） 责编：韩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