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像是历史事实的记录,图像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事实。在中国,图像史的书写与图像史学研究才刚刚萌发,需要我们潜心虔意地探索,找寻中国图像史书写的技术路径,建立中国图像史学的理论体系。 中国图像史学的理论建构 对于完整的中国历史书写而言,如果将中华民族文明形态完全置于文字记载历史的单一解读之下,无疑会陷入一种短视的、过于主观的印象之中。而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如果能够结合图像书写范式与传播形态的历史性考察,则会较为完整地呈现一部人类文明史样,让世界更客观感性地了解中国,了解人类古老的文明形态和悠久的历史文化。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文明的图像书写形态从未中断过,传播文明的轴线也没有发生过转移。更重要的是,其图像书写形态具有独特的中华文化基因传承的稳定性、延展性和创造性。健全的中华文化基因给中国带来生生不息的历史和悠远文明的生活方式,以及一次次在灾难中崛起的自身力量。 中国图像史的书写要通过对历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历史图像的印象认知,穿透性地理解那个时代复杂的文化领域和社会关系。在大科学的视野之下,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全面梳理和分时段、分步骤、分类别地整理中国及大中华地区的相关图像史料,在确认迹象性图像、相似性图像和象征性图像的前提下,分析历史图像的技术性形态、构成性形态和社会性形态,阐释来自历史图像的物质生产场域、自身构成场域和社会传播场域的意义,探索建立中国图像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学术话语体系。 中国图像史学研究是以图像史料为考察重点,以历史图像为核心,对图像展开的历史主体的研究。它以历史图像为主、文字文献勾连为辅的文本样式来连缀历史,直观形象地表征历史和生动传神地解读历史,通过对相关历史图像的关联性呈现、复原或 “历史原境”重建,达到描述历史、表征历史及对图像历史化理解的目的。 图像史学作为图像的“历史化”的学科形态,应该是可以被观察和描述的。独特的历史图像叙述结构和由此展开的整体形态是图像史学区别于传统历史研究以及其他学科史研究的学科特质。 对于作为人文学科和历史学科的中国图像史学,历史图像始终是其学科核心和研究对象。只有通过历史图像这一记录与交流的图像媒介材料,隐秘的观念和信仰才能传递给受众和后来者。历史图像的一些真实信息应该通过历史图像画面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这样的历史信息才是真实的、可信赖的,而不是人为地、被强迫性地“解读”出来。当然,前提是研究人员使用的历史图像或者在更大范围内选择的图像史料是值得信赖的。 传统史学研究以文字文献为主,较少使用图像史料,而图像史学则以图像史料为主,使用适量的文字文献。图像史学研究选择的历史图像用今天的眼光看可能没有什么“艺术性”。但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却会发现它蕴含了文字文献极少涉及的某些重要历史信息,这些信息往往能够以直观简洁的形式呈现文字难以描述的历史情节。其具体的做法,正如约翰·费斯克所提出的,“就是通过一组或一系列的有关联的历史图片,排列出简洁明快的历史解读长卷,透过直观的画面感悟,使人们能够很轻易、很顺畅地进入历史的语境,读懂历史沿革的脉络。从这种意义上说,‘图像史学’是以图片排列、揭示为主,附以简洁的说明文字而述说历史的一种史学分支”。 中国图像史学的学科场域 中国图像史学的书写需要多学科的支撑,这主要是因为历史图像来源于多学科。它与图书馆学、档案学、博物馆学、考古学、文献学、艺术学、传播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般而言,图书馆学关注书刊的著录源流、刊刻方式、印刷材料、版本流传,从这里可以约略理出一个传承路径。文献学关注于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熟悉它,可以为研究提供一种图像场域分析的可能。档案学关注卷宗的珍稀程度,注重利用原始档案材料对历史现象进行细致拆分、释读,历史图像在此显露,历史细节往往隐含于此。博物馆学注重文物或标本的分类和真伪鉴定,关注其体现的制作技艺、形式风格,偏重于对作品的艺术考察,为图像史学提供了丰富的图像媒介材料。考古学目光主要投向新的发现、新的物证,能为图像史学的诠释提供权威的论述依据。艺术学研究关注艺术实践、艺术现象和艺术规律,艺术的实践和创造大多以图像和其他知觉的联觉方式进行,图像史料是艺术的普遍生产场域和传播媒介。传播学关注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符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以图像形式呈现。文化人类学关注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以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而文化成果很多以图像史料存世。 如何用历史的眼光,从这些学科关注的对象中提取出典型的图像资料并以此来连缀、勾勒历史的画面,是图像史学家的事情。图像史学家要研究探掘这些学科所涵盖的历史信息、历史内涵,用历史图像这种最直观并且也能还原历史原貌的图像史料构建图像史的研究文本。 中国图像史学的构成场域 前面说过,图像史作为图像的“历史化”的学科形态,是可以被观察和描述的,问题是我们该怎样做才是“有效”的、符合学科规范的,同时又是保有学术尊严和图像史学学科信仰的。浙江大学教授黄厚明认为,“此问题的难度在于,古代文化所保存下来的对于‘往昔’的记忆——实物、图像抑或文献,只是一些偶然幸存下来的历史遗珠,它们是零碎杂乱、互无关涉的,如何让这些历史碎片重新回归到应有的时空序列中,成为‘历史事实’言说的对象?诚然,无论是对单件视觉作品的鉴赏和分析,还是对一连串视觉作品汇聚的艺术史线索的梳理和把握,统筹整合它们的关键因素是研究者的‘史识’——它决定着研究者以何种方式阐释艺术史的整体形状”。从他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图像史研究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那就是研究者应该具有的在他所研究时段内的全部历史知识,并且能够“在庞杂纷乱、良莠四陈的资料海洋中,去粗取精,剔伪存真,提炼主题,深究图像背后隐藏的历史内涵”,这是图像史学研究者“一项非常艰巨的使命”。 历史是民族的精神支撑,用图像建构历史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是在构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场域,书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视觉档案史。图像史学研究绝不可任意践踏历史、恣意评说历史、随意浅化历史、肆意消费历史。只有尊重历史、正确认识历史,才有资格用历史图像的方式建构历史,这样的图像史学研究文本才能做到图文同源、图文互融、图文互证、图文互构。 中国图像史的书写和中国图像史学的理论研究异常艰难,不仅需要书写者和研究者有通晓视觉语言的能力,而且也要具有通过考古学、历史文献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合力对图像史料“历史原境”进行复原并在这个“原境”中对图像进行历史化理解的能力,中国图像史学工作者要完全达成这种能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图像记录历史、表征世界的解读方式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个体图像描绘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图像信息与文字信息的叠加更让历史图像的分析工作变得幽深和艰难。如何使历史图像能够重构“历史原境”,让“历史图像”找到“回家”的路,是中国图像史学工作者终其一生要做的事情。 (作者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