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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二重性特征(2)

http://www.newdu.com 2018-02-19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 白云 参加讨论

    二、天命与人事
    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中,天命与人事,往往交织在一起,成为史学二重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
    先秦时期,天命在人们的心目中极其重要,被视为至高无上的至上之神。认为王朝兴亡、国家治乱、祸福寿夭等,无不由“天命”决定。当时的“人”(天子)和“民”(一般人)都要受“天”的主宰。所谓“天亦惟休于前宁人”③(《尚书·大诰》),“天生烝民”(《诗经·大雅·荡》),“天亦哀于四方民”(《尚书·诏诰》)。西周末年,人们开始对“天命”产生了怀疑,《左传》记载了春秋时宋襄公就陨石坠于宋国和“六鷁退飞国宋都”的现象而发出询问:“吉凶焉在?”周内史叔兴私下对人说:“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把陨石坠于宋国国都、六鷁鸟倒着飞,都看成是自然现象,认为这跟人事吉凶完全无关。吉凶,本是由人决定的。这已包含了对“天命”决定吉凶的否定。鲁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国国君命人祈福,《左传》记载了左嚚对此事的评论:“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值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重人事,轻鬼神”的思想何其明显!《国语·周语上》也有类似的记载。又昭公十八年,郑人裨灶预言“郑又将火”,《左传》记载了子产驳斥裨灶的话:“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而且还记载其结果“亦不复火。”(《左传》昭公十八年)在子产眼中,天道与人事是无关的。这些记载,反映了西周以来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天命观已经开始动摇,而人事却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尽管如此,“天命”决定社会面貌、视天为人世间最高主宰的历史观点仍然存在。先秦史书的修纂,无不受此影响。到西汉司马迁著《史记》,提出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则在历史认识上取得了划时代的重大进步。
    司马迁开创了以记载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编纂形式,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述史体系,充分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是其重人事思想的集中表现。《史记》将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作为撰述的目的。其中,“本纪”以记帝王为中心,“世家”和“列传”则因“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辐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假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认为:夏、商、周、秦之王天下,都是修仁行义、积德用力的结果,是人为而非天意。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穆、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史记》卷16《秦楚之际月表》)
    同样,夏、商、周、秦的灭亡,也是人为的结果,不关天命。“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史记》卷2《夏本纪》),终被商汤所灭。商纣王“亲小人,远贤臣”,自以为“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淫乱不止”(《史记》卷3《殷本纪》),为周武王所灭。周厉王“暴虐侈傲”,周幽王“荒淫无度”,终致“周室衰微”“政由方伯”(《史记》卷4《周本纪》)。秦王朝“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二世而亡(《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对于秦亡这件大事,他肯定了陈涉的历史作用,认为“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史记》卷48《陈涉世家》)。
    司马迁十分强调人的智谋作用,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是“国之将兴”的征兆,反之,“贤人隐而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史记》卷50《楚元王世家》)把得失成败、安危存亡归于人事。司马迁对项羽英雄一世的记载和评论,更能见出其重人事、轻天道的思想。他一方面对项羽充满赞颂之情,另一方面,对项羽兵败垓下、乌江自刎前所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提出尖锐批评,他说:“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寐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史记》卷7《项羽本纪赞》)认为项羽由胜而败,不从自身所作所为去认真找原因、汲取教训,而用“天亡我”来推卸自己的失误和责任,是十分荒谬的。
    当然,司马迁有时也流露出一定的天命王权思想,如:认为商的始祖契是他的母亲简狄吞卵有孕而生,说周的始祖后稷也是其母姜嫄履巨人迹有孕而生,把历史上商、周、秦、汉的开国都看成是上天的旨意。甚至汉王朝之所以能够建立,也是取决于刘邦是个龙种,等等,带有一定的天命色彩,是司马迁史学思想的局限性。
    班氏父子的史学二重性特征是一脉相承的。班彪是两汉之际著名的史家,撰有《史记后传》《王命论》等。其史学思想的二重性倾向十分明显,其一,维护刘氏正统。王莽败亡后,天下群雄割据,班彪避难于天水,为军阀隗嚣所器重。但班彪却规劝隗嚣归顺刘汉。他对隗嚣说,周朝之覆灭,原因在“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汉朝虽“国嗣三绝”,然“危自上起,伤不及下”,百姓仍“思仰汉德”,故理当归顺于刘汉政权。班彪还提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至。”(《后汉书》卷40《班彪传》)其二,认为刘汉复兴既是“神器有命”,又是“高祖之大略”所致。班彪在《王命论》说:“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时遭暴乱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汉书》卷100《叙传》)承认“神器有命”,认为汉绍尧运早已著明于《春秋》,有汉兴之符应。同时,班彪又认为,刘汉之兴是刘邦“信诚好谋”的结果,他说:
    信诚好谋,达于聪受,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趣时如向赴;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郦生之说;寤戍卒之言,断怀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举韩信于行陈,收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汉书》卷100《叙传》)
    即高祖的雄才大略,最终成就了刘氏的帝王之业,可见其重人事的思想也很突出。班彪还曾将高祖兴汉的原因具体归纳为五条:“一曰帝尧之苗裔,二曰体貌多奇异,三曰神武有征应,四曰宽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汉书》卷100《叙传》)前三条属天命范畴,后二条则为人事之体现。这五条原因的归纳,正实实在在体现了班彪史学的二重性特征。
    班固全面继承了班彪史学的史学思想,以“宣汉”为主旨,用神意史观来解说汉朝统绪,极力鼓吹君权神授,彰显大汉功德。但班固并非无原则地褒扬汉朝,而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基本上做到了如实地、实事求是地宣扬汉代的进步,对汉代的弊端直书不隐,不为汉讳,使《汉书》成为了具有实录精神的一代信史。班固称赞司马迁治学勤奋,学识渊博,有“良史之材”;称赞《史记》网罗宏富,“博物洽闻”;称赞《史记》“文直事该”,是“实录”之作等等。班固借评司马迁和《史记》以寄托自己的志向,尊司马迁和《史记》为楷模。宣汉与实录恰是班固历史编纂学思想的二重性反映。
    荀悦依《左传》之体改编班固《汉书》,“通比其事,例系年月”,撰成《汉纪》,以“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作为编纂《汉纪》的指导思想,所谓“立典有五志焉”。宣称要使“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能备矣”(《汉纪》卷1《高祖纪》)。细察全书,荀悦既重人事,又尊天命。他提出:“大数之极虽不变,然人事之变者亦众矣。”(《汉纪》卷6《高后纪》)即天命之大数是不能变的,而人事则存在着很多变数,不是任由天命摆布的。又说:“尊天地而不渎,敬鬼神而远之,除小忌,去淫祀,绝奇怪,正人事,则妖伪之言塞而性命之理得矣。”(《汉纪》卷10《孝武皇帝纪一》)强调“尊天地”“敬鬼神”,更重视“绝奇怪”“正人事”。荀悦还提出了著名的“三道”之理,即“逆天之理,则神失其节,而妖神妄兴;逆地之理,则形失其节,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则含血失其节,而妖物妄生”。唯有“正身以应万物,则精神形气各返其本矣”(《汉纪》卷13《孝武皇帝纪四》)。认为人们要想不违逆天地人之理,必须“正身”。可见其对人事的重视。
    另一方面,《汉纪》中不仅宣扬汉绍尧运、永得天统的天命皇权论,而且宣扬灾祥报应、天人感应思想。如《汉纪》开篇详细叙述刘歆的新五德终始说,意在宣扬“汉为尧后”。《高祖纪赞》更是系统表达了自己的天命史观,他说:
    高祖起于布衣,奋剑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禅,不阶汤武之王,龙行虎变,率从风云,征乱伐暴,廓清帝宇,八载之间,海内克定,遂何天之衢登建皇极!上古以来,书籍所载,未尝有也。非雄俊之才,宽明之略,历数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无以建业,非命无以定众。(《汉纪》卷1《高祖纪赞》)
    荀悦认为汉高祖之所以能成就伟大的帝王之业,原因在于“历数所授”“神祇所相”“神人之助”,其天命观何其鲜明。荀悦还积极鼓吹灾祥报应、天人感应,所谓“云从于龙,风从于虎,凤仪于韶,麟集于孔,应也。出于此,应于彼。善则祥,祥则福;否则眚,眚则咎。故君子应之”(《申鉴》卷5《杂言上》)。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安邦治国也是如此,“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由影之象形,响之应声。是以明王见之而悟,敕身正己,省其咎,谢其过,则祸除而福生,自然之应也”(《汉纪》卷6《高后纪》)。
    陈寿的《三国志》也宣扬天命皇权思想。如《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破袁绍之事时说:“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认为五十年前黄星的出现,即是曹操破袁绍的预兆。五十年后官渡之战曹操大败袁绍,“天下莫敌”,正是黄星之瑞得到了验证。这一记载,暗示曹魏代汉,是天意使然。又如记载蜀称帝,在两道劝进书中列举了符瑞图谶十几项,以示天命所归;记载吴称帝,则以吴中童谣为证;记载晋代魏,则说“天禄永终,历数在晋”,等等。陈寿总在用天命来说明朝代的兴和亡都是合理的,是不可违背的。
    同时,陈寿十分强调人为的作用,如在《魏书·武帝纪》中又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眎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三国志》卷1《魏书一·武帝纪》)认为曹操“明略最优”,能“运筹演谋”“总御皇机”,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肯定了曹操的作用,也即肯定了人事的作用。《蜀书·诸葛亮传》是这样评论传主的:
    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蜀书·诸葛亮传》)
    陈寿把人事在历史兴衰变化中的作用看得多重要!整部《三国志》,重视人物品第,写出了众多栩栩如生各具特色的人物,既充分体现了魏晋之时代风貌,也充分体现了陈寿重视人事的思想。
    在天命与人事关系上,范晔史学思想的二重性特征也很明显。《后汉书·光武帝纪》在论述光武中兴时,范晔充分肯定了刘秀的人为作用,说他审时度势,与兄定谋起兵;昆阳大战,勇武建立奇功;兄长被杀,韬光养晦全身;经营河北,废除王莽苛政,收降铜马(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一支)余众;平定天下,及时与民休息,等等,很显然,光武中兴,离不开光武帝的个人人为作用。另一方面,范晔又将刘汉再兴归于天命。在叙述刘秀定谋起兵前,特意记载了宛人李通等人“以图谶说光武”一事,其谶语曰:“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刘秀即是根据这个谶语而与李通等人起事于宛的。叙述刘秀登基前,记载了他当年在长安太学的同学强华从关中捧来一个匣子,里面装有《赤伏符》,写道:“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刘秀有了这个神符,也就有恃无恐地当上了皇帝。甚至在《光武帝纪赞》中,大谈刘秀出生时及起兵后的各种怪异现象,如出生时赤光照室,这一年县界有嘉禾生。起兵后舂陵城上有王气笼罩,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人说刘秀当为天子等等,感叹:“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足见范晔宣扬天命论,相信“王命天授”(《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唐代统治者有很强的史学意识和历史鉴戒观念,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先后诏修史书,贞观十年(636年)修成的“五代史”:《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具有浓厚的鉴戒特色,其于人事尤为重视。“五代史”强调:历史兴亡在人不在天;亡国之君亡在失民。“五代史”对天命论也有一定程度的宣扬,但更多地是从人事的角度去总结历史兴衰之因,肯定王朝的败亡在人不在天。如《北齐书》认为北齐的灭亡在于统治者“乱政淫刑”,“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唐大诏令集》卷81)。《北齐书》认为北齐后主之亡,是因为他“视人如草芥,从恶如顺流”(《北齐书》卷8《后主幼主纪》)。《梁书》认为南齐的败亡,是末代统治者“掊克聚敛,侵愁细民”所致(《梁书》卷53《良吏传序》)。魏征等在《隋书》史论中总结出了很多历史经验,主要包括得失存亡、教化、用人,认为人心的向背决定了隋朝的兴亡。隋炀帝“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征税百端”“急令暴条”“严刑峻法”等,“视亿兆为草芥,顾群臣如寇仇”,失人心终失天下(《隋书》卷4《炀帝纪下后论》)。“五代史”肯定民心、民众的重要性,从人事的角度来探讨亡国之因,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
    可见,自唐代始,历史编纂学中已经逐步告别了“天命”的传统影响,而更加自觉地朝着“人事”的方向来认识和解释社会历史。“两宋以下,尽管宣扬‘天命’决定‘人事’的论点并未绝迹,但它已经失去了任何神秘的色彩而变得苍白无力了;它有时也会被人们作为一种符号而加以利用,但其作用已不在于它本身,而是被人们当作一种借用来的口号以便达到现实的目的罢了。”[4](P26)这是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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