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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辽庆陵(东陵)之计算机影像复原的考察

http://www.newdu.com 2018-02-19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 牟田口章人 等 参加讨论

    [日]牟田口章人 古松崇志 著 李彦朴 译注
    (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 要:庆陵是辽代圣宗、兴宗、道宗三帝的陵寝。2003年8月,日本朝日放送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运用CG技术制作出关于庆陵的一段彩色视频与一段黑白视频。
    关键词:庆陵;辽代帝陵;CG技术;视频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10-0001-06
    辽庆陵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白塔子(蒙古语作Suburγa或Caγan-Suburγa)西北15公里外的大兴安岭南端的大山之中。庆陵系辽国(契丹国)全盛时期的三位皇帝——圣宗、兴宗、道宗及其亲属的陵寝,其陵域东西广至4公里。白塔子附近有座古城,此即庆陵的奉陵邑——庆州。庆陵由三座帝陵组成,自东向西依次是东陵、中陵、西陵。在西陵系道宗皇帝陵寝这一点上,多数学者已达成共识。然而在东陵、中陵的墓主人对应哪位皇帝这一问题上,一直以来存在许多争议。田村实造、小林行雄曾于《庆陵》一书中提出“东陵=圣宗陵”“中陵=兴宗陵”的观点。自那时起,这一观点一直被学术界视为定论[i]。近期,考古工作者在一座东陵陪葬墓中发现了一方墓志。有关学者根据墓志的记述判断出东陵系兴宗陵寝。同时,这也意味着中陵即圣宗陵寝。至此,这一长年困扰学界的问题终获解决[ii]。在三座辽陵之中,东陵绘有精美绝伦的壁画,尤其是绘于中室的“四季山水画”,可谓是中国绘画史上的杰作。
    1120年(辽天庆十年),由新兴势力——女真人建立的金国攻入辽上京地区,将辽国的墓葬、宫殿、寺庙破坏殆尽。庆陵亦未幸免,埋藏在墓室中的金银珠宝等财物大多被盗走。自此以后,拥有八百多年历史的辽庆陵逐渐被世人遗忘。
    进入20世纪二十年代,天主教传教士首开调查先河,并向外界介绍了庆陵的情况。1930年,奉天军阀汤佐荣盗掘了庆陵。日本考古学家闻讯后也陆续前往庆陵展开调查。在这些考古学家中,鸟居龙藏以及来自京都大学的田村实造、小林行雄等人为后世留下了最有价值的调查记录。
    鸟居龙藏曾在1930年、1933年两度调查庆陵,并于1936年出版《考古学上所见之辽文化图谱》(全四册)。他从20世纪三十年代起便开始撰写题为《考古学上所见之辽文化》的研究论著,并一直持续到1953年逝世前夕,然而最终也未能将此书付梓。
    1935年,由日满文化协会组织的调查队为庆陵之东陵壁画拍摄了彩色照片。1939年,在日满文化协会的委托下,京都帝国大学组成庆陵调查团,委任田村实造为团长。调查实施于8月至9月之间,内容包括对墓室及其附近的建筑物进行测量、对东陵壁画进行临摹和拍照。在田村实造等人调查庆陵结束十四年之后,京都大学文学部于1952年至1953年出版了《庆陵》(全两册)一书。该书的第一册系研究论著,第二册系图册。
    1992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庆陵之东陵实施了发掘,并重新对玄宫内的所有壁画进行拍照与临摹[iii]。在清理过程中,考古工作者们发现庆陵壁画的保存情况不容乐观。通过对比1992年拍摄的照片与20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调查时拍摄的照片,壁画的损毁程度便一目了然。这一情况表明,鸟居龙藏和田村实造等人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职是之故,今后可以在日本的这两项战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保护和研究庆陵壁画的工作。
    京都大学文学部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此次怀着研究庆陵和辽代契丹文化以及保护庆陵壁画的相同目的,结成联合研究的关系,并且组建了辽文化研究会。在双方迈入合作阶段的前夕,日本朝日放送于2003年8月访问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提议由双方联合制作庆陵之东陵内部的计算机影像(以下简称CG),并征得了考古所方面的同意。今天所要介绍的CG,正是基于上述协定制作而成的。我们首先参考由日本专家学者鸟居龙藏、田村实造等人在20世纪三十年代搜集的调查记录资料,在此基础上运用最新的考古学成果(从近年来内蒙古及其周边地区相继出土的辽墓中获得的新发现),复原出东陵建成之初(11世纪)的内部场景以及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进行调查时的景象。
    此次的计算机复原影像有些地方只能凭借推测,因此这既可以说是一个不成熟的作品,也可以说是一份对前期工作的汇总。今后,通过不断吸收庆陵实地调查的新成果、参考更多的考古学发现以及辽墓研究的新进展,我们将进一步完善计算机复原影像。在此,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进行批评指正。
    计算机影像的数据容量、格式 东陵的CG复原影像运用了当前公认最高水平的CG技术。普通的电视CG画面由640×480像素构成。日本自2003年起开始引入地面数字电视广播技术,使得高清晰度电视业务也可以利用地面波进行传输。此次的CG视频也是根据这一标准制作而成,每秒可连续播放30帧画面,每一帧画面由一1920×1080像素构成。由于每一帧的平均数据容量达到10兆(MB),因而每秒的平均数据总量可达300兆(MB)。最终,我们按照这种格式制作出两种视频:第一种是时长一分钟的黑白影像,反映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东陵内部情况;第二种是时长二分钟的彩色影像,再现了11世纪的东陵景象。值得一提的是,在非压缩状态下,时长一分钟的视频容量达到18GB。除视频外,我们还初步制作出数幅4800×3600像素的静态图像。
    东陵复原图 我们在制作东陵整体复原图时,以刊载于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庆陵》中的图示作为最基本的参考资料。这些图示是小林行雄基于在现场实地测量的结果制作的。东陵拥有前、中、后3间正室,自南向北排成一列。耳室共计4间,分别设置在前室和中室的东西两侧。《庆陵》不仅刊载了东陵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鸟瞰图,而且列举了通过实测得到的各墓室的尺寸参数,这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东陵玄宫的基本构造[iv](图一:鸟瞰图)。
    壁画的复原 东陵玄宫内曾经保存着色彩十分艳丽的壁画,例如绘于前室、前室耳室、前室甬道、中室甬道、墓道的皇帝侍从、臣僚之类的人物画以及绘于中室的四季山水画等。关于装饰东陵各墓室的壁画,《庆陵》中已有详述且刊载了彩色复原图[v]。如前文所述,日满文化协会曾分别于1935年、1939年各组织过一次调查。在两次调查过程中,都曾为东陵壁画拍摄过彩色照片(第二次是由田村实造等人的京都大学调查队拍摄)。但是,在1945年春,由美军发动的东京大空袭中,由东京的一家出版社——座右宝刊行会负责保存的彩色照片的底片大部分被毁,仅有少数底片幸免于难。正因如此,我们曾一度为不知道中室四季山水图的具体色彩搭配而苦恼[vi]。后来,我们在《考古学上所见之辽文化图谱》一书中找到了秋图的彩色临摹图,遂参考此图进行复原[vii](图二)。这幅彩色临摹图是鸟居龙藏在1933年携家人奔赴庆陵展开调查之际,由其次女鸟居绿子现场临摹的。
    绘于整座东陵玄宫的人物总数达七十馀人,但是只有少数几人留下了彩色照片[viii]。不过,《庆陵》中刊载了若干张有关人物画的一览表,其所记内容包括各墓室的人物分布图以及衣着颜色等详细信息。于是,我们把这些信息运用于复原工作。然而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墓道西侧壁面因严重剥落,其上所绘出行图已无法在照片上辨识[ix],所以我们只好将东侧壁面的出行图左右翻转,将其粘贴到西侧壁面上。
    中室室顶上交叉地画着四幅双龙纹和四幅双凤纹。双龙纹中的两条龙面朝对方布置,双凤纹亦然。通过贴金箔来表现龙和凤的身躯,然后以墨线在身躯上勾勒出龙鳞或凤羽。因此,我们在CG中再现了金色的龙和凤在火把的照耀下熠熠生辉的场景。
    玄宫的地面 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东陵墓室流进大量沙土,无法
    看清墓室地面,所以墓室地面的情况不明。但是,东陵的地面应该铺有地砖。这是因为,白塔文物保管所目前保存着一块东陵的地砖残片。这块残片是20世纪九十年代在东陵内部捡到的,其表面挂绿釉。我们遂根据这块残片来复原铺满墓室地面的地砖。最终,我们在CG图像上复原出边长30厘米的铺地方砖。地砖的中心雕刻着宝相华纹,对角线上雕刻着一对飞鸟和蝴蝶[x](图三)。在CG复原图像上,从前室至更深处的地面全部被这种地砖铺满[xi]。
    图三:东陵床面方砖(巴林右旗辽庆州白塔文物管理所藏)
    哀册的位置 《辽陵石刻集录》(满洲国国立奉天图书馆,1934年)以及《庆陵》中曾介绍过从东陵、中陵、西陵盗出的包括册身及册盖在内的共计15块石质哀册。在20世纪三十年代,人们虽然知道这每一座帝陵都分别安放着皇帝和皇后的汉文及契丹文哀册,却无法判断出这些哀册是从哪一座帝陵中出土的,于是也就不清楚三座帝陵与三位皇帝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各位研究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意见。
    1997年,考古工作者在东陵陵园内相继发现了兴宗之子——耶律弘本和耶律弘世的墓葬。在当时出土的耶律弘世墓志上,清楚地记载着这样的话:“附葬于兴陵。”由此证明,东陵系安葬兴宗皇帝的永兴陵。由于考古工作者在耶律弘本墓的东侧耳室发现了弘本的墓志、在西侧耳室发现了其妻的墓志,因而我们能够推测出哀册在东陵内部的摆放地点[xii](图四)。
    我们参考耶律弘本墓的发掘报告,将兴宗皇帝的哀册放置于东陵前室的东耳室,将仁懿皇后的哀册放置于西耳室。不仅如此,耳室内的汉文哀册和契丹文哀册还应该按南北方向摆放。于是,我们模仿耶律弘本墓,在北边放置契丹文哀册、在南边放置汉文哀册。关于哀册的文字朝向,我们遵照耶律弘本墓的发掘报告,使其朝向耳室入口一侧。另外,由于耶律弘本墓志上的文字作描金处理,因而我们也将东陵哀册上的文字涂成金色。我们首先把《庆陵》所载拓片照片扫描到电脑中,然后将其粘贴复制到参考《庆陵》所载照片制作的关于石质哀册的三维数据中[xiii]。
    图五:耶律羽之墓主室彩绘石门〔采自《文物》一九九六年第一期,扉页,图版一〕
    墓门的制作 东陵各墓室被以设置在玄宫入口处的墓门为代表的木门严格区分开来,尤其是在连接中室与后室的甬道内,竟然设置了三道木门。由于《庆陵》中刊载了还原玄宫整体构造的鸟瞰图,因而我们参考此图就能知道木门在各墓室之间所处的位置[xiv](图一)。通过《庆陵》收录的墓门复原图还可以明确木门的结构[xv]。关于墓门上部的砖雕建筑装饰,《庆陵》中曾刊载过彩色复原图版,于是我们便用扫描仪将其扫描到电脑中[xvi]。但是,由于汤佐荣一伙在1930年盗掘东陵时摧毁了玄宫里的所有木门,并将门上各构件运出玄宫,以致我们无法知道木门上施加了什么样的装饰。在近年来的考古学发掘过程中,人们在契丹皇族耶律羽之的墓中发现了保存情况良好的富丽堂皇的墓门。正因如此,尽管耶律羽之墓的修建年代早于东陵,但我们还是初步选取耶律羽之墓主室石门的照片,将其粘贴到CG图像上。在这道富丽堂皇的墓门上,以金彩在红地上描绘出七宝连环纹[xvii](图五)。
    【译者案】 上文中的“七宝连环纹”,系日本传统纹样之一,是由等长半径的圆形在每一圆周四分之一处重叠相连而成的四方连续图案。《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称其为“簇四毬路纹”(参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载于《文物》1996年1期,第7-8页,以及扉页彩图)。
    后室的壁面 1930年,汤佐荣一伙炸开了后室穹窿顶,由此侵入后室。后室经此严重破坏,不断有沙土涌入其中,以致1931年试图调查后室内部情况的鸟居龙藏在进入时也颇费周折。鸟居龙藏和田村实造在后室发现了大量的木构件残片。这些木构件残片曾经是紧贴后室砖壁内侧垒筑的椁室上的组成构件(椁室系罩覆在棺外的外棺)。据小林行雄推测,此木椁壁呈圆筒形,半径二点五米,由厚实的柏木板平垒而成[xviii](图六)。
    图六:庆陵东陵后室木椁残件〔采自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庆陵》〕
    《庆陵》推测后室室顶仍然保持砖砌结构,但经历了1922年盗掘中陵全过程的一个比利时人——天主教传教士凯尔温,却声称后室的木椁壁一直垒筑至穹窿顶的上端[xix]。鉴于辽墓中不乏以木材搭设墓顶的实例[xx](图七),在CG复原过程中,我们把木椁壁沿墓顶砖壁垒筑到穹窿顶的最高点。椁室的内壁或许曾绘有壁画,可惜,我们完全不清楚其情形如何[xxi]。因此在CG中,只好让椁室内壁表面仍然保持着柏木材质。
    图七:陈国公主墓后室木椁〔采自《辽陈国公主墓》〕
    图八:庆陵木质小构件及复原斗拱(二)〔采自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庆陵》〕
    图八:庆陵木质小构件及复原斗栱(一)〔采自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庆陵》〕
    棺床小帐 1939年,田村实造调查团一行在东陵和西陵收集到许多小木作建筑构件(斗栱、屋面板、木瓦)。在《庆陵》中,小林行雄根据这些构件复原出斗栱,并刊载图示(图八)。他基于小木作建筑构件上残存金箔的情况,推测小木作建筑的表面原本被金色覆盖。他虽然在书中把这种小木作建筑与山西省大同市下华严寺薄伽教藏里的天宫壁藏作比较论述,但并未提及这种小木作建筑的用途,也未制作小木作建筑的整体复原图[xxii]。在执笔《庆陵》时,作者根本不清楚这种小木作建筑的用途。近年来随着对辽墓发掘、研究的进行,人们才逐渐认清这种小木作建筑的用途。许多新近发掘的辽墓都出土过这种应被称作“棺床小帐”的用于在内部放置尸体的小木作建筑[xxiii]。尤其是在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辽墓中发现的棺床小帐,不惜在台座上使用产自南海的螺钿,华丽至极[xxiv](图九)。通过近年来的出土实例可知,由在庆陵发现的构件组成的小木作建筑无疑是盛殓皇帝和皇后遗体的金色棺床小帐[xxv]。
    图九:叶茂台辽墓覆尸小帐
    【译者案】上文中提到的“螺钿”,系古代漆器装饰工艺。是利用蚌壳薄片制成人物、花卉、鸟兽等图案,镶嵌在漆器表面。螺钿镶嵌有软螺钿及硬螺钿之分。所谓软螺ftgup[=89钿即薄螺钿,多采用零点一毫米至零点二毫米厚的虹彩浓艳的鲍鱼壳制作,具有美丽动人的珍珠光泽,尤其是受到光线照射时更呈现出五彩缤纷、变化莫测的景象。硬螺钿即厚螺钿,是采用零点五毫米至二毫米厚的色泽单一、不太浓艳的老蚌、玉蚌、砗磲等的贝壳制作。中国螺钿镶嵌工艺历史悠久,从考古发现来看,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了用蚌片镶嵌的漆罍和漆豆,所用蚌片都经锯割或切磨成各种形状,有的蚌片上还有划纹。此外,浚县辛村西周晚期墓内也发现在漆器上用磨制的小蚌条组成的花纹图案,称“蚌组花纹”,是“中国螺钿的初制”。螺钿镶嵌到明末清初达到了高峰,清初婴戏图嵌螺钿漆箱即是代表作之一(参见何贤武、王秋华主编:《中国文物考古辞典》之“螺钿”条目,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683页)。
    由于完全不清楚这种小木作建筑的形状如何,《庆陵》未对其进行全面复原。如果以叶茂台契丹贵族墓出土的豪华小帐作为参考标准,则庆陵的棺床小帐无疑应是更加富丽堂皇的小木作建筑。即使只看由小林行雄复原的斗栱,也能想象出它是何等地气势恢宏。虽然我们能想象出这种盛殓皇帝、皇后遗骸的金碧辉煌的微型建筑占据着东陵后室的场景,但由于存留下来的资料过于匮乏,要想对棺床小帐进行全面复原,尚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考察研究。
    图一○:东陵复原 CG(中室)(朝日放送制作)
    玄宫建成之初的CG动画 在还原东陵建成之初场景的彩色CG动画中,我们按照以下线路向观众展示东陵玄宫的内部情况:首先经由墓道来到墓门跟前,开启封闭着的墓门进入前室。在前室可以见到人物壁画,进入西耳室后还可以见到放置在那里的仁懿皇后汉文哀册。在CG动画中,我们再现了西耳室壁面结冰时的景象,因此在忽明忽暗的光线映照下,其表面闪闪发光。经原路返回前室并进入中室后,我们沿顺时针方向依次为观众展示了由春图、夏图、秋图、冬图组成的四季图(图一○)。与此同时,我们还再现了抬头仰望中室室顶,贴附金箔的龙和凤凰在火把的映照下熠熠生辉的景象。接下来,开启三道墓门即可进入后室。在动画的最后,我们向观众展示了站在地表透视地下玄宫的情景(彩色封面六)。
    庆陵东陵三维立体图(朝日放送制作)〔采自《辽文化·庆陵一带调查报告书(二○○五)》,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二○○五年三月印行,图版六〕
    20世纪三十年代的黑白影像中的东陵 在这段时长一分钟的CG视频中,我们使用测绘技术,将上世纪三十年代拍摄的数十幅东陵内部的黑白照片粘贴到东陵设计图的适当位置。对于许多未拍摄照片的地方,我们从《庆陵》刊载的照片中选取了一部分未绘任何壁画的白灰壁面的照片,将其粘贴到设计图中作为墙壁的外观。在视频中,我们再现了打着手电筒进入东陵内部的情景。在视频的最后,我们还粘贴了在中室进行调查的鸟居龙藏的照片,目的是将人的身高与壁画的大小作对比。
    附识:上文日文原载于《辽文化·庆陵一带调查报告书(二○○五)》,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05年3月印行,第69-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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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i]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庆陵》第一册(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1953年)第七章结束语,第271-273页。涉及庆陵的日本、中国、欧美的论著,大多承袭此说。
    [ii]巴林右旗博物馆:《辽庆陵又有重要发现》(载于《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2期)。此文与鸟居龙藏的观点一致。参见鸟居龙藏:《辽代壁画》〔原载于《国华》第四十一编,第490-493页(1931年),后收录于《鸟居龙藏全集》第九卷(东京:朝日新闻社,1975年)〕。
    [iii]盖之庸:《叩开辽墓地宫之门》(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第29页。另外,2004年8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暨内蒙古长城地带考古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参与1992年庆东陵调查的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郭治中先生,就此次调查作了题为《庆陵东陵壁画介绍》的报告。
    [iv]《庆陵》第一册第13-38页,Fig.10-14,22,28,29。
    [v]《庆陵》第一册Fig.40.东陵壁画剖面图。
    [vi]四季山水图的彩色照片分别只剩下《庆陵》第二册(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1952年)中的Pl.47春图、Pl.53.55夏图、Pl.58.59.60.秋图、Pl.69.冬图等部分照片。
    [vii]《考古学上所见之辽文化图谱》第三册,图版208。
    [viii]《庆陵》第二册Pl.15.“着契丹服的人物”(前室后半部东壁)、Pl.16.“着汉服的人物”(前室后半部西壁)、Pl.21.“持武器的契丹人”(前室北甬道东壁右侧)、Pl.32.“髡发人物”(前室西甬道南壁左侧)、Pl.44.“着契丹服的人物”(中室西甬道北壁右侧)。
    [ix]《庆陵》第一册Pl.41-43人物画一览表以及Fig.50.53-57.60.前室、前室东耳室、前室西耳室、中室、墓道等处的人物画分布图。
    [x]《庆陵》第二册Pl.88。
    [xi]在耶律羽之墓中也出土了和它一模一样的地砖。参见《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载于《文物》1996年1期,第8页,图6).
    [xii]在《庆陵》第二册Pl.83中能够看到中室西耳室的地面,由此可略知地面被砖铺满时的状态。不过,我们无法根据这张照片判断出使用了什么样的地砖。
    [xiii]前揭巴林右旗博物馆:《辽庆陵又有重要发现》。
    [xiv]从东陵出土的哀册目前仅剩仁懿皇后汉文哀册的册盖。除此之外,在牟里的论文中刊载了仁懿皇后汉字哀册文、兴宗皇帝契丹字哀册文、仁懿皇后契丹字哀册文的抄本。Mullie,J.,Lessepultures de K’ing des Leao,T′oung pao XXX,1933,1-25.
    [xv]《庆陵》第一册Fig.29。
    [xvi]《庆陵》第一册Fig.32。
    [xvii]关于墓门上部的建筑装饰的结构,参见《庆陵》第一册P.22-23。另外,关于墓门的彩色图版,参见Fig.102,103。
    [xviii]参见前载注释所引《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载于《文物》1996年0031期)。
    [xix]在执笔《庆陵》时,作者并不知道这些木构残件的用途。由近年来中国方面在辽墓研究上取得的进展可知,这些木构件用于垒筑罩覆在棺外的外棺——木椁室。关于辽墓椁室的研究,参见李逸友:《辽代契丹人墓葬制度概说》〔载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
    [xx]Kervyn,L.,Le tombeau de l’empereur Tao-tsong des Leao,et les premieres inscriptions connues en ecriture K’itan,T′oung pao ⅩⅩⅡ,1923,292-301.
    [xxi]例如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参见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4-15页以及图版4。
    [xxii]在近年来发掘的辽墓中,许多墓葬都绘有描绘墓主人生前生活场景的壁画,例如在乌丹(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公社发现的契丹贵族墓。
    [xxiii]《庆陵》第一册第144-149页,Fig.163.,164.,165.,172。
    [xxiv]在中国,人们仿照《营造法式》,将这种在辽墓中发现的小木作建筑称作“小帐”。参见《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载于《文物》1975年12期)、曹汛:《叶茂台辽墓中的棺床小帐》(载于《文物》1975年12期)。
    [xxv]曹汛先生最早指出,这种在辽墓中发现的小木作建筑系安置墓主人遗体的小帐。参见上条注释所引:《叶茂台辽墓中的棺床小帐》第57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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