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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的南汉国，不仅在岭南大地上留下了佛教遗迹，其所铸货币同样大量存于后世，其中存世最多的是“乾亨重宝”铅钱。古钱币学家王贵忱曾说，“用铅作币材的官铸币乾亨重宝，铸造数量之多和使用时间之长，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 早在民国时期，南汉国货币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有收藏兼研究者在专业性杂志《泉币》上刊文，探讨南汉铅钱的铸造历史。有研究者注意到“乾亨重宝”并非岭南最早的铅钱，早在民国时期，在广州曾出土过小铅开元及“开平元宝”。钱币学家罗伯昭根据“（刘）隐以钱二十万献于梁”的记载，认为，早在铸造“乾亨重宝”铅钱之前，岭南地区曾铸造过小铅开元和小铅开平。 南汉还铸造过铜钱。刘岩称帝后改元乾亨，铸造乾亨钱。在所见的乾亨铜钱中，有“通宝”与“重宝”两种形制。罗伯昭认为，“通宝”铸造于刘岩即位之时，所以少见，“重宝”则铸造于即位之后。 早在唐代中后期，社会上就已开始出现铜钱短缺现象。但刘岩性奢侈，“非铸铜钱不足以昭重典”，因此即位初期铸造了一些铜钱。但仅过了一年多，南汉国就面临“国用不足”的窘境。史书曾记载，“岩以国用不足，铸铅钱，十当铜钱之一”。因此开始利用更容易获得的金属铅来铸造货币，补充国用不足，即为后世多见的“乾亨重宝”铅钱。 罗伯昭认为，南汉国时期铸造的货币是铅铜并用的。铅币是作为货币使用，而非辅币，因而以“重宝”命名。但“久行则弊”，铅币贬值，后形成铅贱铜贵、“十当铜钱之一”的现象，则是市场流通与经济杠杆的结果，并非因为南汉国有相关禁令，其使用范围也未超出当时的统治范围。而其铸造的铜钱在外省有所发现，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 关于南汉“国用不足”的原因，根据学者研究，10世纪早期，伴随着东方贸易的繁荣，东南亚地区爪哇货币的使用领域逐渐扩大，小额货币稀缺。除了自铸货币，从中国进口钱币成为了一个可靠对策，中国铜币逐渐成为此时贸易的大宗货物。南汉所处时代，正是这一转变时期。 乾和（943）后，南汉实行“城内用铅，城外用铜，禁其出入，犯者抵死，俸禄非特恩不给铜钱”的规定，实际上为严格管制铜币流通。可见南中国海海洋贸易的兴盛，对中国货币流通造成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使南汉不得不改铸铅钱，另一方面驱使铜钱更快退出流通，或熔铸、或窖藏，以保持其价值。而在印坦沉船中发现的145枚“乾亨重宝”铅钱，有学者推断是交易后的零钱，很有可能是受南汉政府保证支付信用走出海外，这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说明南汉对铜钱出口管理严格。 截至目前，“乾亨重宝”铅钱有多次在广州大量出土的记录。1982年，考古工作者在广东省阳春市发现了南汉铅钱的铸钱遗址，遗址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该遗址出土了“乾亨重宝”石质钱范、铅锭等遗物。考古学家认定，该遗址应为南汉国乾亨二年（918）以后铸造铅钱的作坊所在地，2011年在该地还发现了十余斤铅钱。2017年，广州市南越王宫博物馆展出了南汉国时期标有“春州铅十斤”的铅锭，更佐证了阳春曾是南汉国的重要铸币场所，其铅矿来自阳春当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