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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的发展背景是文化传统与国情 文汇报：在中国地理学近代化的过程中，您认为有些传统的东西被置换了，也就是在引进西方地理学的过程中，被否定掉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传统的地理学有没有优势或者独特的地方？ 唐晓峰：被置换的不是传统地理，而是传统地理学，是那个研究套路、解释系统被置换了。中国大地不可能被置换。历史中关于大地上各类地理信息的记载也没有被置换，相反，它们都是非常珍贵的研究材料。西方现代地理学是在科学方法与人文精神的双座引擎推动下发展起来的。科学方法对于我们曾经是陌生的，利玛窦讲的地球的真实面貌、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等等，曾震动中国人的古老灵魂。中国传统的解释自然界的那一套，基本上被西方的现代地理学置换了。 但人文的东西就不那么简单了。虽然西方现代理论对于解释社会人文问题颇有其长处，但人文论证中包含文化论证，就这一部分来说，中国古人的一部分人文地理论证在今天依然有效。眼下是春节，千军万马的返乡大军在西方人文地理现象中是没有的，这是由中国的人文空间行为结构决定的。家乡的价值、家乡（一个地方）与春节（一个节日）的关系是文化大道理，而恶劣天气、交通状况、人的身心负荷、摩托车的拖载能力在此刻都是小道理。公路上壮观的返乡场面，显示了大道理的力量。 在地理研究这个方面，传统文化留给我们一项优势，那就是文字记录下来的材料极其丰富（有意记录的或无意记录的），在时间上，又延续数千年，这在外国很少有。在这些材料上形成的一些议题，是中国独特的。另外，一些传统地理学的解释原理（风水）、价值取向（山水审美），在今天都已经转化成独特的地理文化，它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甚至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山水审美文化。在今天，其文化意义还是很大的，规划建设里有很多项目还需要它们。 文汇报：当前国际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如何？在西方掌控全世界地理学主要研究范式的情况下，中国历史地理学今后的前途和方向在哪里？ 唐晓峰：我对最近外国的历史地理学的情况了解不多，但总的感觉是各国的学者都在研究各自的具体问题。研究自己的国家（地区）是历史地理学的一大特点。过去，英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H. C. Darby）基本上研究英国问题，美国的索尔（C. Sauer）也是研究美洲问题，加拿大的哈里斯（C. Harris）主编过《加拿大历史地图集》，美国的梅尼格（D. Meinig）教授，就研究美国。他在美国换过几个地方，在每一个地方都是研究当地的问题，换一个地方就换一个题目。外国学者中专门研究中国历史地理问题的很少。相比之下，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地理问题的较多些。 就整个地理学来说，现代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是在西方诞生的，没错。但是地理学本是一个具有区域独特性的学科，这主要是指主题特点，由于主题特点不同，又会发展出不同的研究特点。即使在西方，英国、德国、法国，还有新大陆的美国，地理学的特点都不同。这种情况早就表现出来了。法国充满人文精神，英国全球视野强（特别是在殖民主义时代），德国重思想理论（康德一人身兼哲学家与地理学家。美国早期地理学家到德国去取经的很多），美国重文化。中国当下的地理学重环境、经济。总之，地理学的发展背景是文化传统与国情。 在中国，一个有意思的情况是，地理学界不重视历史地理学，但整个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是非常重视的。中国其实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地理学的国家。我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机构的规模，无人可比。由于我国地理学界长期不重视社会、文化、人文的问题，而历史地理学揭示的许多问题都在这个范畴里，所以得不到地理学界主流的重视。这倒没关系，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在整个学术界的影响范围，超过不少地理学的其他分支，其学科的价值并没有被埋没。 文汇报：最近复旦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刚刚出全，《中华大典·交通运输典》也出版了，还有哪些类似的、非常基础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中国历史地理学还有哪些值得投入的大方向？ 唐晓峰：我们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最受关注的是以地理事件的门类为主线做纵向系统研究，在气候、政区、人口、农业方面的纵向研究相对比较成熟。这类研究在地理学中称作部门地理学。与其相区别的还有综合地理学，或可操作性强一些的区域地理学。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也很多，但受关注度不如部门研究。因为区域研究只涉及一个地方，其他地方的人不一定感兴趣。而那些部门研究，既覆盖全国，又纵贯历史，关心的人当然多。这些研究也具有基础研究的性质。有学者提出做断代历史地理研究，这也是一个重要选题。过去强调达比的“系列剖面”的方法，侧重变迁研究，而做一个时代的综合地理研究也是地理学的一个学科的特点，地理老师不是总说“我们是做综合的”嘛。 其实，个案研究总是学术工作的基石，这类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很多，主要是论文的形式。有些热门问题，在学术史上反复被关注。现在历史地理学者们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好，刊物上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当然，良莠不齐，这是正常的。如何提高个案研究的水平，有一点，就是要有跨学科的能力，即前面说过的，从以学科为中心转变为以问题为中心，为了深入剖析问题，该借助什么学科，就去启用什么学科，不怕“串行”。就像研究经济地理问题，必须借助最好的经济学来加强分析力度，否则地理特征叙述完了，经济的深度却没出来。 我个人比较关注地理学思想史的问题，这是理解一门学术的必要途径。研究地理学思想，不是只看地理学家自己的东西，还应该在大背景下来理解地理思想，地理思想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不能割裂。最近，格拉肯（C. J. Glacken）的《罗德岛海岸的痕迹》被翻译出版了，这本书很值得阅读，格拉肯要尽可能展现历史上欧洲人环境意识形态的全景。多年前在雪城大学时，有个美国同学跟我说，只有真正的学者才会读这本书。我想，写都写了，还怕读吗？今天这本书全文被翻译成中文，本身就是一个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