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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流转不止，推开时光之门，新的时代跃升在地平线上。在辞旧迎新之际，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界的顶尖级学者们，约聚在山东大学，共商20世纪中国史学的书写问题。 2017年12月21日，隆冬时节的山东大学知新楼校董厅里却暖意融融。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陈其泰、张越，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启能，复旦大学张广智，南开大学乔治忠，台湾大学古伟瀛，华东师范大学胡逢祥、房鑫亮、王东，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王卫东，台湾东华大学蒋竹山等知名学者，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大学和山东大学及山东省部分地方院校的众多学者会聚一堂。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开题，是这次高峰论坛的契机。 史学史叙事的“顾颉刚模式”和“伊格尔斯模式” 王学典教授是享有盛名的学术史研究专家，现主编在学术界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史哲》杂志，兼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他致力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尤长于中国现当代史学思想及史学思潮研究，曾就20世纪史学发表了一系列富有深度的论述，提出一系列破冰性的观点，出版了《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新史学与新汉学》《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等多部专业学术著作，都在知识界赢得广泛赞誉。他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四册两部（1900-1949、1950-2000）,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近200万字,将20世纪中国史学之重大事件与重要著述以编年体的形式呈现,被誉为百年史学的“世纪盘点”。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张越教授特别强调，很少有项目在启动之前能有这样一个四卷本编年做铺垫。王学典教授的这些著作为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给项目组成员提供了信心。山东大学孟祥才教授认为，这个项目在厚重的《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的基础上，在理论和学术上若进一步提升，可以预期会产生高水平的学术作品。 学术之树常青。德高望重的老辈教授们个个精神矍铄。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们既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创造者，又是20世纪史学的研究者和书写者，发表过许多重要论述，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留下过深深的足迹，具有比较权威的话语权。学者们热情洋溢地评价了这个项目的重要性，指出了它的特点和优点。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认为，这个项目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规模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详尽的将近200万字的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二是世界史学的眼光，把20世纪中国史学放在世界史学发展的范围内思考，以往的史学史只注意到中外交流，但未能用世界史学的眼光看待20世纪中国史学；三是突出了重点问题，以问题为中心带动20世纪史学研究的展开。北京师范大学陈其泰教授指出，20世纪中国史学成就巨大、内涵丰富、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名家辈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是中国学术史上的辉煌篇章，以多卷本形式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要讲出它的发展道路、阶段特点、内在动力、主要成就、经验教训，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 20世纪中国史学史如何书写是学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与会各位专家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在20世纪史学的行进过程中，曾有周予同、顾颉刚、齐思和诸先生对20世纪史学有过梳理和评点，而这种梳理到2000年前后曾形成一次历时四五年的高潮，林甘泉、戴逸等先生曾就此发表过重要论述。学术界一系列的成果都是对时代的呼应。20世纪离开人们将近20年了，在新时代的视野下，以怎样的视角切入20世纪史学，以怎样的立场叙述、评论20世纪史学，与会的专家们从各个角度发表了自己的心得。王学典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当代史学史叙事主要有两种典范。一种是顾颉刚先生《当代中国史学》为代表的史学史书写模式，这个书写模式的特点是，作者随时指出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方向上某一个专家是代表是权威，比方说春秋史是童书业，战国史是杨宽，隋唐史是陈寅恪，宋史是聂崇歧，明史是吴晗等等，总之，是一种史学梁山排座次的写法。另一种是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为代表的史学史书写模式，他主要关注趋势、取向、思潮、流派。顾颉刚模式侧重的是历史编撰学的历史、史学的内史，非常适合已有定评的历史，伊格尔斯模式则是把史学史放在社会史、思想史的脉络当中去把握，以思潮、学派为中心，更适合尚无定评的历史。王学典教授设想要综合运用这两种模式，对已有定评的民国史学史，要更多地考虑顾颉刚模式，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历史学则更多地考虑伊格尔斯模式。 “即时史学”：一场巨大的学术冒险 当代人写当代史本身就已经带有巨大的挑战性、不确定性；当代人要写当代历史学家的历史，问题的严重性尤其尖锐。王学典教授在会上坦承，申报和承揽这个课题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冒险。瞿林东教授鼓励说，写学术史就要有勇气和冒险精神。陈其泰教授说，写一部多卷本的中国史学史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用多卷本来做一个世纪的史学通史，确实需要巨大的勇气。在前人丰厚基础上进行创新，要下很大的力气，他因此高度评价了王学典教授的勇气和决心。孟祥才教授指出，正因为挑战难度大，项目也富有创新意义，也正可以有重大突破。复旦大学张广智教授指出，西方有一种史学思潮叫“即时史学”，是一种新的史学派别。王学典教授作为当代人写20世纪中国史学就是“即时史学”，呼应了国际潮流，希望《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可以和英国著名史学家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相媲美，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上留下华丽的篇章。专程来约稿的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王卫东教授也希望王学典教授这本书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与张广智教授的《西方史学通史》中西合璧。张越教授说，20世纪40年代周予同、顾颉刚、齐思和先后就那个时代的“当代史学”撰写了三篇论著，成为后人绕不过的经典。期待《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在将来能像那三篇文献一样，体现历久不损的学术水准、经典价值。 虽然以项目开题作为会议主题，但这次会议绝不是一次一般的开题，而是一次坦诚、务实、小型而又高端的学术研讨会。瞿林东教授指出，这个开题报告会，实际上也是一场学术研讨会。一方面要肯定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要确实能够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陈启能教授则抱有更大的期待，他希望项目组能把撰写的过程当成是一个重新研究的过程，打破既有思维，重新思考、重新书写。重新研究的态度不是否定过去，过去做的是有用的；重新研究不是简单地总结过去的研究结果，不是带着成见出发，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研究，拿出崭新的成果，真正体现当下的水平。 20世纪中国史学史如何分期、如何划分阶段是与会专家比较关心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对此，王学典教授指出，本课题将20世纪史学划分为4个阶段，分5个子课题分头进行研究，撰成5卷：第一卷是现代中国史学的兴起，从晚清新史学的兴起到1929年；第二卷是民国年间史语所派与唯物史观派的并立（1929-1949），这一时期史语所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各自产生了辉煌的成果，把中国史学往前推进了一大步，把断代放在1929年，是因为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极大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在整个世界的地位，从1929年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第三卷是1949年到1979年30年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化及其曲折，此一阶段，整个学术的走势是从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的转型，主要特点是在批判过程中进行建设；第四卷是1979年以来中国史学的再出发，到2000年截止，这一卷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定评；第五卷则是台港澳史学的变迁，因为大陆正经历了从民国史学向共和国史学的转型，而这个转型并没有在台港澳地区同步进行，应另成一卷。 无论《通史》容量多大，也难以囊括史学界的方方面面，必然也面临艰难的抉择。无论如何取舍，凸显史学演进的趋势和主流必然是此项重大课题研究的应有之义。王学典教授说，历史书写一定要写那些今天人们仍然感兴趣、对未来仍然有意义的那个历史的侧面。从史学史自身的发展来看，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主线是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与本土追求之间的冲突。把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史放在这条线索之下可能更能呼应当下的主题，更能为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或者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体系提供更多的素材和思想成分。在这个背景之下如何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如何进行艰难的取舍，就有了一个高站位的衡估尺度。 笔者认为，从西潮冲击下的中国史学向科学的投诚皈依、顶礼膜拜到后期的逐渐省思，也应该是考察20世纪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具体说来，中国古典史学是人文性质的学术，但进入20世纪后，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史学界出现了一个剧烈的集体转向，那就是转向“科学”。在服膺“科学”、“科学”至上、“科学”万能的心理影响下，学界的行动，无论是史料考证，还是史观阐述，甚至是配合政治，均以“科学”为圭臬，是在“科学”的旗帜下进行的。尽管治学路数各异，互相不服，但都以“科学”相标榜。不论各学派是否真能做到“求真”，但“科学”都是他们的追求。20世纪末，学界开始认识到“科学”并不能包办一切，过度的史学科学化甚至会给史学带来伤害，史学遂逐渐向具有一定科学属性的的人文回归。从这个角度进行观照，20世纪中国史学进程中的各家各派，就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安排与评判依据。 当代学术史撰作必须面对的若干命题 与会专家对课题的初步框架设计予以高度认可，也结合自己的丰富经验给课题组提出了许多卓见。瞿林东先生提出：20世纪的历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之间是什么关系值得重新考虑和高度重视，他不同意项目组所提出的二者是一种“断裂”关系的判断，他认为“连续性”大于“断裂”。陈其泰教授说，既然是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就要充分贯穿“通”的观点。“通”是最关键的一个字，也是决定项目成败的最重要问题。他认为，王学典教授把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线概括出来了，这是贯彻“通”的理念里的核心的核心。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启能教授希望吸收现在国际和国内对史学史更新的观点。要写史学史，不能离开历史的范围，必须要把史学家放在历史背景里面，史学史必须反映社会史。南开大学乔治忠教授说，本项目是研究20世纪全面的中国史学史，还是反映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潮”，要在研究中进一步明确。要考虑在主线之外的好多东西怎样置放，才不致让他们过度边缘化。古伟灜教授建议做一个人物篇、一个时代篇，两种写作方式并行，这样既能照顾到人物，也能照顾到时代的发展趋势和社会的互动，可以呈现出比较多元的面貌，这是一种写作上的建议。陈启能、古伟灜等教授说，史学派别的划分可以考虑得更细，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简单以“史观”“史料”划派，要一个人一个人具体地去进行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反映出活生生的史学史。 陈其泰教授认为，既要充分地总结和诠释20世纪史学发展的时代性，同时又要充分地总结和诠释其继承性。对学习唯物史观的正面价值和17年史学的成绩都要充分评价、客观评价。张广智、孟祥才等教授建议在研究时应处理好若干关系：史学与时代的关系、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史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中外史学的关系、史学与其他学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等。另外，像“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是否有流派之分”等问题，也是引起与会者高度关注的重大命题。 瞿林东教授、陈启能教授对中外史学交流部分特别提出建议，希望写出中国学者研究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的成就。与会的山东大学考古学教授栾丰实教授也特别提到，考古学是历史学的组成部分，是和文献学并列的两个分支。中国考古学的产生和史学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古史辨学派对中国早期文献的否定激发了考古学的发展。从考古学史上看，1949年以后的考古学基本上继承了史语所的传统。应该在《通史》中体现考古学在史学发展中的作用。 台湾大学古伟瀛教授指出，1949年后的台湾史学对大陆史学来说是一种延续，台湾史学直接延续了民国史学的基本格局。对台湾史学的整理，是对大陆史学的重要补充。另外，在中西史学交流方面，1970年代台湾史学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到西方去的很多人把新的史学思潮灌输到台湾，推动了台湾史学的大转型。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的史学，前10年的变化可能和台湾史学有若干关系，在这方面大陆史学当时直接从台湾吸收了不少有益成分。当然，现在不一样了，大陆发展得更快，很多地方台湾学界要向大陆学习。所以写中国大陆史学的发展时要注意到1970年代到1980年代台湾史学对大陆史学的推动和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王东教授认为，现在的史学史研究与写作往往跟具体历史学学科的发展脱离开来了，跟中国具体的史学实践脱离开来了，在他看来，如果史学史的研究和主流的史学实践之间没有办法进行对话，那是不可取的。全面、系统地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为当下乃至未来的史学发展提供学术思想、路径和方方面面的启导，积极地介入到当下的史学生活，这应该成为本项目组的使命。他指出，历史学家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建立一种我们跟过去的连接。将来，历史学家这个职业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不仅要建立跟过去的连接，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跟未来的某种连接通道。历史学家做的是预判性的工作。历史学家最重要的工作是资料的梳理，用历史的智慧照亮阴暗的档案库。档案库现在依然是我们的工作重点，而将来有可能就不是这样了。未来的历史学家，我们的学生或者是我们学生的学生面对的可能不再是所谓的阴暗的档案库，而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建议项目组要有这样的预见性，要把科技前沿与历史本身命运的联系展现出来。 实力可观的研究团队 这个课题集结了国内几所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老字号”名校的中青年力量。除王学典教授组织的山东大学的力量外，华东师范大学胡逢祥教授及其团队、北京师范大学张越教授及其团队、台湾东华大学蒋竹山教授及其团队也加盟项目组，项目组成员均具备名校的厚重学科背景。由这些学校、学科精锐力量组成的团队班底，充分体现了项目组的研究实力，足以保障研究成果的质量。张广智教授风趣地说，这样一个重大课题延揽到这么多学界人才，例如华师的胡逢祥教授、北师的张越教授是一南一北的学术名家，“这个我想都不敢想，我觉得很羡慕，也蛮嫉妒”。台湾东华大学蒋竹山教授是由古伟灜教授推荐主持此重大课题子课题的。古伟灜教授在会上介绍了他的学术背景。他说，王学典教授本是想让他自己写台湾史学，他认为如果找很有全球史观的、年轻的蒋竹山老师帮忙写会更好。蒋老师在台湾东华大学执教，他自己有一个全球史学的网站，百万人阅读，体现了最新的史学潮流，由他主持写台湾史学部分可能更合适。王学典教授表示，为了吸收更多的学界智慧，在这个项目进行过程中要伴随着一系列的重要学术活动。现在是一个同行专家的把关会议，下面还要召开各个断代史领域著名专家会议，还要开一个各种专门史领域的著名专家的会议，为这个项目进行把关。每一次学术活动都需要学界前辈、朋友和同行的支持。这次报告会只是“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研究的一个起点。 相关子课题负责人也提出了他们的设想。主持第一卷撰写工作的胡逢祥教授认为，既然是通史，“通”的概念确实要贯彻到底。“通”最主要的是前后有一个主旨相通。突出“通”，并不意味着必须面面俱到。面面俱到不可能，也不讨好，要把理论反思作为本项目的主要特征，用实际的研究成果展示出来。主持第五卷撰写工作的蒋竹山教授认为，台湾史学界的研究依靠的也大多是西方史学理论，有独立观点的史学史成果也很缺乏。他表示，王学典教授给他们以参与港台历史学调查的机会很珍贵。 突破“瓶颈”的研究课题 一天的会议很快结束了。会期虽短，但内容非常丰富，堪称硕果累累，信息量丰沛。王学典教授主持的这个项目可以说是目前对1900年以来中国史学研究情况进行梳理总结的宏大命题。面对这样一个命题，众多专业学者都以极大热情关心支持。与会学者们既有厚重的学养积蓄，又亲历这段历程，有深刻的亲身体验认知，现在又站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回眸全局，心得甚多。借助对王学典教授主持的这一项目的点评契机，他们把自己数十年的治学心得尽情分享，精义滚滚，无论是方法论还是具体观点，都极具学术价值、学术含量。 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这次会议揭开了20世纪史学研究的新篇章。正如乔治忠教授说，这个重大项目是中国史学史和学科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前几年就有学者提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从整体来看进入一个瓶颈时期，不好再往前发展了。现在这个课题的立项标志着这个瓶颈被突破了，这个意义不但是山东大学拿到一个重大项目的意义，更具有开辟中国史学史研究新局面、提升中国史学史研究新高度的重大意义。会议上提出的许多新命题、新思路、新做法，提供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讨论、商榷的新契机。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集纳中国史学史研究这一学术共同体集体智慧的、多卷本通史的新书写，将为整个中国史学界的再出发储备更殷实的资源，释放更强劲的动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