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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动物遗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动物考古学者就是通过研究动物遗存以揭示人类、环境、动物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研究其所保存的鲜活古代历史。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此为指引，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中国动物考古学继续以资源、技术和生业研究为切入点，通过对动物遗存开展动物考古学研究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 研究成果广泛专题研究深入 2017年度开展动物考古学专题研究的论文发表近百篇，以生业、特定动物、碳氮稳定同位素的研究为主，另涉及图型图像、驯化、祭祀、骨器等诸多方面。 生业研究在对具体遗址获取动物资源方式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古代人类的生业方式。其中，张俊娜通过构建基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理论的狩猎采集—农业生产方式转换模型，认为技术、环境和人口等因素不同程度加速了中国北方生业方式从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变的过程；张弛认为，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自旧大陆西部传来的作物和家畜传入中国境内后，在不同地区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但整体上对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戴玲玲等在对安徽定远侯家寨遗址出土动物遗存进行鉴定的基础上，认为淮河中游地区史前居民在已经开始饲养家猪的情况下，仍始终保持捕捞和渔猎的方式以补充和满足肉食需求。 特定动物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更新世遗址出土特定动物遗存的形态学观察、测量和描述；二是对特定动物的使用及文化内涵进行解读。如刘思昭、江左其杲等分别对辽宁大连骆驼山金远洞遗址出土大斑鹿和埃楚斯堪熊化石的牙齿、角、骨骼等进行了科学的描述和测量，并对其年代、分布和演化等进行了讨论；杨苗苗等对龙山文化晚期处于农牧交错带的陕西神木木柱柱梁遗址出土的羊骨材料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认为家羊的消费和利用程度要远高于中原农业发达地区；借助于考古和历史文献资料，陈晓露对骆驼驯化的起源、传入新疆地区的时间和途径及在该地区的扩散（特别是汉代以来的扩散）及社会背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继续发挥在生业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周立刚、陈相龙、张国文、司艺、兰栋等学者就河南龙山时期墓葬、陕西神木神圪垯墚遗址、鲜卑人生业、河南安阳殷墟孝民屯肉食消费、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等出土动物遗存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揭示肉食消费、喂饲策略、生业转变及社会变化等。此外，该研究还深入到更新世真猛犸象摄食行为的研究中，研究认为真猛犸象具有的独特摄食行为（食物来源较为稳定且专门化程度较高）可能是它不能很好适应更新世晚期环境和气候变化而造成灭绝的动因之一。对碳氮稳定同位素方法的原理和应用进行反思也是一大亮点，尹粟等人的研究表明直肠癌患者的碳氮同位素值与其发病状况密切相关，认为“我即我食”是稳定同位素分析的研究基石，但在实际应用时要充分考虑生物个体的生理活动、营养压力和疾病等对数值的影响。 图型图像研究主要立足于其所属动物种属及文化内涵的解读上。如罗运兵等对楚墓出土鹿角实物与图型进行了系统观察，种属鉴定表明主要来自梅花鹿、少量来自麋鹿，澄清了已往的错误认识。同时认为，鹿角的种属选择与墓主身份等级密切相关，并简要讨论了楚地鹿角随葬习俗的源起与流传。 驯化研究继续关注传统意义上的“六畜”。吕鹏等从动物考古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出发，揭示了家养黄牛在距今5000年前后传入中国境内及在史前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左豪瑞综述了中国家羊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并就推进中国家羊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具体操作进行了展望。此外，刘莉等认为应特别关注食物的奢侈性消费在动植物驯化动因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祭祀研究特别关注游牧地区祭牲的应用。刘騻对内蒙古中南部两汉时期祭牲现象进行解析，包曙光对四坝文化祭牲进行研究，刘羽阳等对西北游牧地区先秦时期的头蹄葬进行分析，张国文对拓跋鲜卑葬牲习俗进行探讨。此外，也有学者对黄河、淮河流域埋葬猪下颌习俗进行整合研究。 骨器研究呈现出两个鲜明特点：一方面对骨器本身所做研究愈加精细，对骨料选用动物种属、部位、制作工艺等详加研究，并借助于实验考古的方法复原制作流程，如张俭等对周原姚西居址鹿角镞、杨苗苗对关桃园遗址的骨器等的原料和制作工艺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从宏观角度对制骨作坊和手工业及其生产性质进行考察，如袁广阔等在对先商时期考古遗址出土骨器（含蚌器等）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上，对早商时期骨器手工业的生产、流通或分配进行了专业考古学解读。 学史研究在2017年度富有特色。王照魁以河南地区旧石器时代动物考古学研究为重点，系统回顾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历程、各阶段代表性研究方法和成果。随着《剑桥动物考古学手册》的出版，马萧林等重点介绍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和进展，并指出，中国作为家养动物起源中心地区之一，动物考古学研究工作应当得到进一步重视和推进。 统计方法的介绍主要是对数指数法（log size index）在动物考古学中的应用。对数指数法作为一种增加样品量最有效的方法，已被国际学术界广泛使用，余翀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的中国黄牛属动物头后骨骼的测量数据研究为实例，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其具体操作和应用前景。 古DNA研究主要是对于中原地区古代黄牛所开展的分析和研究工作。蔡大伟的研究表明黄河流域古代家养黄牛驯养情况比较稳定，其种属为普通牛，近东起源的世系占统治地位表明其由近东传入。 学术交流密切以课题带动研究 全国动物考古学研讨会已成为国内动物考古学学者之间每年进行学术交流的良好平台。以公众考古的形式推介动物考古成为2017年度的一个亮点。新媒体推动动物考古学以更灵活、更通俗的形式推介学术活动和最新成果，新设立“动物考古”公众号以多种形式宣传动物考古学术会议、动植物考古基地、动物考古最新研究成果等。 中国动物考古“两库”包括标本库和数据库。标本库收藏量大为增加，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动物考古研究室为例，本年度新增完整哺乳动物标本5具，其中包括扬子鳄等珍贵品种，完成山东临淄齐故城、内蒙古辽上京等多处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并有重点开展多学科研究工作。此外，数据库建设发展迅速，以动物考古实验室为例，现已建设动物遗存鉴定原始数据库共有120余个，现生动物标本基础信息数据库1个（数据2400余条），动物考古学研究参考文献数据库1个（数据2000余条），动物标本3D数字化处理数据库稳步推进，自然科学测试和分析数据库正在建设中。 随着动物考古学专业人才培养力度的加大，我国已设立动物考古学研究部门或具有专职动物考古学研究人员的科研院所共有29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中山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 动物考古学研究人员及其团队的课题意识明显提升，在考古学研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以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例，动物考古学专门研究课题共立项4项，其中重大项目1项（“古DNA视角下的丝路文化交流研究”）、一般项目2项（“实验考古学支撑的华北及周边地区磨制骨器技术发生模式探究”和“小型哺乳动物考古技术的研究与实践”）、青年项目1项（“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动物利用和家畜饲养研究”）。同时，动物考古学研究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被纳入相关课题的研究，如青年项目“冀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文化演进与生业经济研究”等。（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2月22日第7版） 责编：李来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