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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陵博物馆 程艳妮 摘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 体育活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秦汉时期, 我国体育活动规模不断扩大, 内容日益丰富,逐步形成一定的体系，迎来了中国古代体育活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本文通过对汉代具有典型代表性和流传比较广泛的狩猎骑射、蹴鞠、角抵、棋奕、投壶、龙舟6类体育活动的介绍和分析，提炼总结汉代体育活动的特点，以期为未来体育活动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的作用。 关键词：汉代 体育活动 军事 娱乐 文化 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 体育活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秦汉时期, 我国体育活动规模不断扩大, 内容日益丰富,逐步形成一定的体系，迎来了中国古代体育活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公元前140 年，汉武帝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体育活动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与环境，汉代的体育逐渐朝着娱乐性、表演性的方向发展，并进一步得到强化。自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西方的体育文化,沿着丝網之路,陆续传至汉朝，西方、南亚诸国和周边各族的体育文化丰富了汉代体育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促进了汉朝体育文化体系的形成。同时，汉朝在接受西域诸国的体育文化的同时,往往对这些体育文化进行吸收和改造，形成新型的体育文化。 体育是社会文明的窗口，是社会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体育文化的发展演变中，可以窥探汉代文化包容兼蓄的大度风貌，可以得知统治阶级开拓进取、创造革新的精神，可以反映汉代社会尚勇习武的民情风俗。 汉代的体育活动按照运动目的大致可以分为军事和娱乐两大类，军事体育是以军事训练为目的，在军事训练项目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体育活动，包括射箭、蹴鞠、角抵等；娱乐体育是老百姓日常生活娱乐消遣的过程中，发明创造而成的自娱自乐的游戏，包括棋奕、投壶、龙舟等。下面就这几类体育活动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了解汉代人的物质文化生活。 一、汉代主要的体育活动 （一）狩猎骑射 狩猎是上古氏族社会的一种生产方式。春秋以前，狩猎中最多的演练还是车战，是驭手与射手之间的配合。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变了军事战术，骑兵战术代替了车战战术，骑兵成为军中的主要兵种，到汉代亦是如此。汉代的皇帝贵族大多是喜爱狩猎活动，以狩猎为娱乐，有专门的狩猎场所，而且规模都很大。班固在《西都赋》中说：“尔乃盛娱游之壮观，奋太武乎上囿，因兹以威戎夸狄，耀威灵而讲武事”。河南省登封县少石阙石刻画《涉猎图》，图中两个骑士在追射一只麋鹿，一骑在前，一骑在后，前者转身反射，后者搭弓追射，鹿颈部中箭仍然拼命挣扎奔跑，生动显示了狩猎中的骑射威力。 （图一） 射箭是与狩猎活动紧密相联的。射箭,是我国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体育项目，可以追述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它的出现,源于远古人类进行狩猎和保护自身安全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射箭在军事和体育教育方面的功能逐渐重要,到汉代,因长期与善于骑射的匈奴发生战争,所以汉代的军事训练非常注重射箭的练习。 河南洛阳《张弓图》，图中一敦实的男子伸出强壮的臂膀，单膝跪地，弯弓搭箭，准备发射，反映了汉代人民勇武的风格，也说明汉代社会重视骑射的习俗。 （图二） （二）蹴鞠 蹴鞠又叫蹋鞠、蹩鞠，颜师古在《汉书•艺文志注》中说：“鞠以韦为之，实以物，蹴鞠之以为戏也”。蹴鞠就是以足踢皮制的球。相传为黄帝所创，至迟在战国时就已流行，到了汉代已有了较为完整的竞赛方法和规则。李尤的《鞠城铭》中说:“圆鞠方墙,仿像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 表明在汉代蹴鞠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则,反映出这时的激鞠己经初步具备了现代足球比赛的规模。关于蹴鞠起源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是“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 ；一是战争胜利之后的欢庆娱乐，“因嬉戏而讲习之”。 汉代多用“蹴鞠”练兵,以提高士兵体质、速度、耐力与反应的灵敏度,如《汉书》卷五十五《霍去病传》“去病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蹴勒。”除军事训练外，汉代的皇族大臣也都喜欢蹴鞠，汉高祖之父太公，“平日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汉武帝到各地巡游时，一定会进行“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等活动。而据《西京杂记》中记载: “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为劳体，非至尊所宜。帝曰: 朕好之，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汉代不仅宫廷盛行蹴鞠，长安民间的权贵富豪，五陵少年，无不以蹴鞠斗鸡为乐。 汉代的娱乐蹴鞠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即表演蹴鞠。河南登封市启母阙汉石刻画《蹴鞠图》，图中共有四人，中间一女子高髻束腰，身着长袖长衣，挥动两臂，抬起一足蹴鞠，左侧有两人坐观，右侧有一人拱手跪坐观看。登封少室阙石刻画中还有一幅《进谒蹴鞠图》，图画分为两个部分，图左边有四人，三人持谒进见；图右侧为四人分坐两边观看表演，中间一人挥动长袖，身前有一凌空的蹴鞠。这两幅石刻画表明蹴鞠表演也可供人观赏，是汉代达官显贵最喜爱观赏的节目之一。 （图三） （三）角抵 任昉在《述异记》中记载：黄帝与蚩尤逐鹿之野的时候，蚩尤部落的人头戴牛角，“以角抵人，人莫能御”。由此便产生了角抵活动。最早的角抵是摔、打、踢、顶，各种能够打败对手的手段均可使用，是一种战斗的技能。到了奴隶社会，这种战斗手段被命名为角力，成为军事训练项目。到了战国时代，已经使用铁制武器，角力在战斗中的作用降低，开始逐渐向娱乐的方向过渡。《前汉书•刑法志》中载：“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这是角抵名词的第一次出现。在秦朝把角抵作为军礼的同时，社会上也有了角抵娱乐表演，并有了专业表演艺人。虽然汉初曾废除角抵，但到汉武帝时，由于他的个人喜好，角抵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汉武故事》中有一段记载:角抵之戏，“汉兴虽罢，然犹不都绝，至上复采用之，并四夷之乐，杂以童幼，有若鬼神”。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知道汉武帝恢复了角抵，并将其发展为内容众多的角抵戏，角抵戏与四方各少数民族的乐曲结合起来，同时还穿插儿童的百戏表演。 角抵戏是以角抵表演为基础，包含杂技、歌舞、鱼龙曼延、武打戏等多种演出形式的总称。在陕西沣西客省庄出土的两块铜牌上, 刻有角抵透雕图饰, 描绘了在左右相向而立的两匹骏马中间, 二人正在进行角抵比赛的情景。（图四）河南密县打虎亭二号东汉晚期墓出土的壁画中, 也有角抵图, 画面上两个身体魁伟的力士正倒身相对, 注视对方, 寻找进攻机会, 二人头顶都扎有一冲天独角辫,腰系护腹,下著短裙, 展现了汉代百戏中角抵的服饰和场面。 （图五） （四）棋奕 棋类运动作为休闲体育,兼具竞技性与娱乐性。棋类运动相对于其他体育运动来说,具有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汉朝文化继自前代,博大精深 ，现存的资料中也发现了丰富的棋类游戏资料。 首先是围棋。围棋又称弈棋，相传为尧、舜所作，春秋战国时期已普遍流行，到汉代进入一个兴盛时期。汉初，围棋曾在宫中作为占卜福祸的工具。《西京杂记》载：戚夫人侍女贾佩兰言，宫中每年“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东汉时期已经有了现代围棋盘的原型，围棋的演变已经基本完成。班固在《弈旨》中说: “局必方正，象地则也; 道必正直，神明德也; 棋有白黑，阴阳分也; 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在围棋中采用黑子先、白子后的规则，棋子只能走在交叉点上，双方轮流走棋，落子后不能再移动，最后以围地多者为胜。汉阳陵帝陵南阙门遗址出土一件汉代围棋棋局，残长28.5-5.7，宽17-19.7，厚3.6厘米，残存棋道13×9，星位处刻有“×”形标志，从完整部位的横线布局规律推断，此棋盘应有纵横线个17道。该棋盘棋道稀疏不均，线条扭曲不直，刻画在铺地方砖上，应是守陵人员随意刻画消遣之用。 （图六） 相对于围棋来说,弹棋起源较晚。其中一种说法认为起源于西汉武帝时期,是东方朔仿蹴鞠而作。另一种说法弹棋产生于西汉末年成帝时。两种说法仅时间和人物不同，而均言弹棋为帝王宫中之戏，均以弹棋取代蹴鞠，所习者居长安宫禁之中，民间无有。西汉末年，绿林、赤眉军攻入长安，宫人逃散，弹球技艺方散落民间。 根据邯郸淳《艺经》的记载,弹棋由两人对局,双方各执六枚棋子,仿效六人蹴鞠将棋子弹出,就好像是六人足球赛,只不过蹴鞠或足球较量的是脚法和技巧,弹棋较量的是手法和技巧而已。目前尚没有汉代的弹棋实物出土，因此其具体形制，无法准确获悉。弹棋发展到曹魏时期，棋子由6枚增加到16枚，隋唐时期增加到24枚，到宋代弹棋技法失传。 六博是古代的博戏，至迟商末已经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非常流行，到秦汉时期流行之风更盛。具体规则大致是，两人对博，每人六棋，六黑六白。局分十二道，两头当中名为“水”，放“鱼”两枚。博时先用琼（即后来的骰子）掷来。琼上刻有“五”、“白”、“黑”、“塞”等采，以掷得“五”、“白”两采为贵。掷采时要喝彩，然后行棋。每人六棋之中，一枚交“枭”，五枚叫“散”； “枭”为贵，“散”为辅。棋行到时，则入水食鱼。每食一鱼得两筹，得筹多者为胜。 魏晋以后，六博的具体规则失传。发掘于20世纪上半叶的新津县宝子山崖墓1号石棺上绘有六博画像。两个高髻、丰乳的女神仙端坐于云气之上。左侧的一位背部有双翼。两人中间可见一几一案，案上放有六著，显然是在对弈六博。（图七） 除围棋、弹棋、六博外，汉代较为流行的棋类游戏还有塞棋和樗蒲。塞棋的历史几乎和六博棋一样悠久,先秦时期已经出现。塞棋的规则基本和六博棋一样,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在有无掷采上。六博棋有箸,以投箸行棋。塞戏没有箸、琼等类似骰子的棋具,行棋时不掷采。由于不掷采行棋,塞戏摆脱了侥幸靠运气取胜的成分。 樗蒲亦是古代的博戏，出现于东汉时期，由于樗蒲中用的骰子最初是由樗木制成，故被称作“樗蒲”，又由于这种木制掷具为五个一组，所以又叫作“五木之戏”，或简称“五木”。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关于樗蒲记载的是东汉马融的《樗蒲赋》。 （五）投壶 投壶是由西周时期的射礼发展演变而来的，到东周时代“举席间器以寄射礼焉”，射箭便被投壶代替，但是保存了射礼中进退揖让的礼节。投壶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用矢投入酒壶中。壶广口大腹，颈部细长，腹内装满豆子，以免矢弹出。矢为木质无羽无镞，长度以“扶”为计算单位，一扶约等于今天的四寸。不同的场合使用的壶矢的长度不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即室内用的矢长约2尺，厅堂使用的矢长约2.8尺，庭院中使用的矢长度约为3.6尺。因为投壶的距离为“两矢半”，因此矢的长度不同，投壶距离也就不同，也就是说，室内投壶距离是5尺，厅堂的投壶距离是7尺，庭院的投壶距离是9尺。矢投中壶中为一“算”，得三“算”便获胜一局，负者罚酒一杯。由于投壶比赛规则简单，又具有竞赛性质，到汉代，不但是达官显贵宴会礼仪，也成为民间聚会的娱乐活动。 汉代对投壶游戏进行了改革，省去了很多繁文缛节，但是保留了主宾相会的必要礼节。壶的形状仍然是长颈大肚，但是高度从1.2尺增高到2尺，即“投高壶”，且壶中不再放豆。先秦时期，壶中放豆是为了防止矢跃出，汉代投壶更注重其技巧性，不在拘泥于投中，投中的矢跃出可抓住再投，表现手腕控制矢的能力。汉代投壶的计分方法也由三矢定胜负，改为六矢。河南省南阳县出土汉画像石《投壶图》，图中间放着壶，内有三支矢，壶左侧是一个乘酒的三足樽。壶两侧有两人各怀抱三支矢，手拿一只矢准备投壶。图右侧有一人跽坐观望两人投壶。图左侧有一人席地而坐，看起来醉眼朦胧，可能是投壶失利被罚酒灌醉。醉汉身后有一持金吾的侍者。此图为我们描述了汉代投壶游戏的真实面貌。（图八） （六）龙 舟 龙舟，就是船身绘有龙图，或做成龙形的船。赛龙舟是中国民间传统水上体育娱乐项目。文献和口头传说中，关于赛龙舟的起源有纪念屈原、伍子胥、勾践、马援等不同的说法，发展至秦汉三国时期，已经有了较为固定的形式。广西西林县出土的西汉铜鼓纹饰中就有描绘竞渡的场景。从图中的人物来看，大都头戴羽冠，有的腰系吊幅，但是大多上身裸露，有的执杖指挥，有的划桨，有的掌梢，也有的跳舞，各有固定的位置和行动的程序，他们前后坐成一行，动作协调一致，具有强烈的节奏感。 云南省晋宁县出土铜鼓《羽人划船纹》，鼓上画有划船纹四条，船身刻画简单，窄而长，船头翘起，有鸟眼，似鸟头，船尾部有鸟尾痕。每条船刻四位划手，中间两人戴羽冠，先后两人束发。船头一人手持羽杖，后面三人双手持桨划船。（图九）各地出土的铜鼓纹，装饰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船纹均为双数，这正反映了古代龙舟竞赛的面貌。正如《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两行舟鸣鼓前进，捷者得标”，也就是说龙舟赛总是两艘船编成一组进行比赛，每组胜者再编成一组进行比赛，直到最后决出冠军。从铜鼓纹的划手和船身的装饰可看出，各地赛龙舟的风俗仪式各不相同，但是祭祀龙神，祈求丰年，祛除灾害的要求确是相同的。 二、汉代体育活动的特点和形成的原因 （一）汉代体育活动的创新性 战国时代诸侯割据，社会动荡，战争频发，各诸侯国大力发展的主要是军事体育，秦国虽然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但是时间过短，并未形成自己独特的体育文化，汉代的体育文化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了革新创造的精神。汉朝国内安定，百姓安居乐业，人们不喜欢艰苦枯燥的军事训练，如何在军事训练的内容中，加入娱乐性质，使人们爱练爱玩，便成了汉代体育革新的主要内容。比如汉代的狩猎活动中加入了多种捕杀方式，增加了活动的趣味性。再比如蹴鞠，汉代之前蹴鞠是平民自娱自乐的游戏，汉代将其改为军事练兵的一项重要内容，采用集体竞赛的方式进行。汉代的蹴鞠明确要“建立长平,其例有常”（《鞠城铭》）。要有集体竞赛规则，要有裁判员执掌竞赛纪律，同时培养士兵的团队合作精神。 （二）汉代体育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改造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强盛时期,发达的道路交通、平稳安定的政治环境、日渐和睦的民族关系和频繁的人口迁移,为西方、南亚诸国和周边各民族与汉代的体育文化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自张骞通西域后,西方的体育文化或经官方,或经民间,沿着丝绸之路,伴随着阵阵驼铃和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奇景,陆续传至汉朝。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汉武帝元封六年安息( 国) “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 乃悉从外国客……大觳抵, 出奇戏诸怪物……而觳抵奇戏岁增变, 甚盛益兴, 自此始”。文中所称“大觳抵”、“觳抵奇戏”, 即“角抵”。据此可知, 汉武帝时安息的马戏班曾到中国, 表演角抵、杂耍等技艺。通过与少数民族交流与发展,少数民族的优秀体育活动项目幵始渗入到中华民族固有的活动之中,并且相互融为一体,开创了中国技艺兼收并蓄的先河,丰富了汉代体育活动的内容。西汉武、昭、宣三帝及东汉顺帝, 均喜好以角抵戏招待外宾。角抵戏也是汉代统治者炫耀国威的一种手段。另据晋人徐广《弹棋经序》记载,汉武帝在平定西域时,“得胡人善毗鞠者,尽炫其便捷跳跃”。由于该胡人墩鞠技艺精湛,或许由于其技艺与中原地区普遍流行的毗鞠技艺不同,汉武帝深为吸引,以致好此不倦,群臣劝谏不能止。另外，六博棋随着丝绸之路，曾经传入西方，东晋十六国的时候，曾传入印度.遗憾的是，隋唐以后，传入印度的六博棋也逐渐消亡了。 （三） 汉代体育运动的普及性 两汉时期社会的发展进步，为民间体育风尚的全面振兴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和辉煌的前景。在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时期，国内各地区各民族间的体育娱乐互动也兴盛起来，出现了“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驱逐，穷巷蹴鞠”（《盐铁论国疾》）的喜人景象，蹴鞠受到上至帝王贵族，下至民间百姓的普遍欢迎,甚至连六七十岁的白头老翁也换发青春，“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世纪律书》）。除蹴鞠外，围棋也是汉人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由于其完美地结合了游戏性、趣味性和科学性，使得老少皆宜，长盛不衰。再者，汉代的一些体育活动项目逐渐冲破“礼仪”的束缚，出现了娱乐化趋势，许多富有技巧表演性、游戏性、趣味性和艺术观赏性的项目大量出现，极大程度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把人们游戏取乐、追求审美赏心和企盼惊险刺激的需要融合在一起，既贴近世俗生活又浪漫奇特，还可自娱又可娱人。 另外，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节日的定型时代，一些民间体育活动开始与节日相结合，相沿成习，构成了千姿百态的节日体育娱乐风尚。两汉是神仙方术盛行的时代，迷信观念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许多民间体育活动便被引入到节日习俗，在广泛普及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 三、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体育活动也是内容繁多、举不胜举。本文只列举了6类极具代表性，且在汉代流传比较广泛的体育活动，希望借助对这些体育活动的介绍和分析，窥见汉代体育活动的发展演变和汉代的民情风俗。文化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在世界文化蓬勃发展之中国，中国汉代体育文化只是微小的一角；但是文化更具有超时代性和超地域性，中国汉代体育文化的发展经验也许可能对世界体育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